为什么增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不是长久之计
（Daniel J. Ikenson， 加图研究院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很多国家的政府对本国金融和房地产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干预，使得长久以来被认为已得心应手的经济政策又一次引起了争论。一些政府开始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增加其他贸易壁垒；另一些政府对本国工业进行补贴，或者悄悄地使经济政策倾向于提高本国企业“竞争力”。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对本国利益的大力扶持，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引导其他国家政府也同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贸易政策圈中的学者、经济学家和记者们，已经感觉到了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他们大多认为，这种死灰复燃是不可避免的，这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危害。在报纸专栏和智囊团的报告中，似乎看不出对现行的建立在贸易准则基础上的贸易系统有任何信心。62年前确立的这种贸易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降低保护主义的爆发几率，但现在似乎并没有办法来迎接62年以来的最大挑战。
不过这些观点并不能充分反映事实。事实是：大部分政府更愿意采取开放贸易和投资的经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在一些经济衰退时期，世界并没有见证到对自由贸易和投资这一趋势的明显违背。越来越多的政府意识到，当经济政策能增加人们相互交易的自由度时（包括与国外的自由贸易），国家能获得比限制自由贸易时更理想的经济成果。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权，因此会损害人类自由和经济效率。
被广泛接受的贸易规则以及全球经济体系必须开放才能成功的现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爆发都是暂时的。事实上，政策制订者们也被建议，通过单方面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来应对经济低迷，因为这样做可以扩大选择、降低成本、刺激各类结构性改革，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一个有伸缩空间但不会断裂的贸易系统
创建一个以贸易准则为基础的贸易系统，有一个动机：要确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扶摇直上的报复性贸易保护主义不会重演。从1947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开始，经过随后的七次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最终于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直到现在，这一目标得到了世界的支持。
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所制订的贸易准则，目的是鼓励自由贸易，但也允许政府在选择自由化速度时拥有一定的灵活性，并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重设或增加贸易壁垒。该贸易准则区分了“约束关税税率”和“适用关税税率”。约束关税税率是成员国可以用于阻碍进口的最大税率（每一商品类别），而适用关税税率则是常用税率（每一商品类别）。通常来说，发达国家的约束关税税率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对富裕国家所允许的最高关税率，要大大低于贫穷国家的最高关税率。
准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会给他们的经济带来快速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去应对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说，自主权的大小取决于每个国家约束关税率和适用关税率之间的差距。如果适用关税率相对于约束关税率来说很低，那么在需要应对风险时，就有很大的让步空间来提高关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约束关税率和适用关税率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印度的简单平均约束关税率为50.2%，但简单平均适用关税率只有14.5%。所以，印度政府可以把关税提高近四倍而不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定。同样，巴西的平均适用关税率为12.2%，而平均约束关税率却高出一大截，为31.4%。相反，中国的自主权即让步空间则小得多，其平均约束关税率为10%，而平均适用关税率为9.9%，制度上对中国作出的限制接近于发达国家。美国的约束关税率和适用关税率都是3.5%，欧盟27国的约束关税率为5.4%，适用关税率为5.2%。很多因素决定了成员国的约束关税率，举几个例子来说，包括他的发展水平、加入世贸组织或关贸总协定的时间长短、在过去谈判中的地位等等。
该系统还允许其他形式的暂时性限制。成员国可以根据世贸组织的各种协议将关税提高到高于约束关税率，设立配额，甚至共同禁止进口。《保障措施协议》允许成员国在应对可能严重打击本国工业的不可预见的进口潮时，提高关税或设立配额。《反倾销协议》允许成员国因进口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销售而冲击本国工业时采取提高关税的做法。《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允许成员国在进品产品受惠于外国政府补贴时，用提高关税的方法减少对本国工业的负面影响。
按照规定，成员国还可以因为公众健康或安全原因禁止进口。一些国家就根据这些规定禁止牛肉进口，因为怀疑牛肉受到“疯牛病”的污染，还有一些国家禁止转基因产品进口，理由是转基因产品的潜在风险目前还未知。
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C.弗雷德•伯格斯坦发现，“世贸组织的准则有很多空子可钻，如果你只是简单地说不违背准则，那你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我称之为‘合法贸易保护’的政策。”但是伯格斯坦的看法过于消极（原文是：sees the glass as half empty，意思是说，他只看到了杯子有一半是“空”的，没看到还有一半是水）。确实，准则为自由贸易的退步留下了空间，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些空间，世贸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永远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事实上政府们越来越不愿意使用这些退步空间，而且根据不同的产品和涉及的国家，准则允许的退步空间也在日渐缩小。
另外，更重要的是，贸易准则并没有严格到需要政府想方设法地去逃避的地步。并不是因为准则的存在，国家才被迫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通常政府也不愿意寻找借口增加贸易壁垒。如果说遵守准则是一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主要动机，那我们就不可能看到适用关税率比允许的最高关税率低很多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会是：更多地利用各种工业补贴、各种以健康为名的限制，以及其他各种技术壁垒来阻碍自由贸易的情况。
是自身利益激励了贸易自由化，约束关税率和适用关税率之间的差异说明了大部分成员国更偏爱开放型经济。降低本国的贸易壁垒，与开放的其他市场互惠互利，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些政府已经动用了保护主义措施，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印度对钢材制品提高了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
• 厄瓜多尔对940种不同商品的关税提高了5到20个百分点。
• 印度尼西亚限制了国内进口产品销售点的数量，同时要求公务员只购买印尼产品。
• 阿要廷增加了所谓的敏感商品，如汽车配件、纺织品、电视、鞋类等的许可证申领手续。
以下是发行量最大的一份美国日报关于十二月份全世界堆砌贸易壁垒的描述。
为了使本国制造业免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印度尼西亚本月提高了对至少500种商品的限制，对这些商品设立特别进口许可证、增收新的进口费用。俄罗斯提高了汽车、家禽肉和猪肉的进口关税。法国启用了一项国家基金，保护法国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的收购。阿根廷和巴西的政府正尝试提高红酒、纺织品乃至皮革制品和桃子等商品的进口关税。
这篇报道中提到的事情也许都是真实的，但报道的口吻和含义可能会误导读者。读者很难在接受这些意义有些重大的事实的同时，不接受那种煽动性的隐喻和大难临头的感觉。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行为更多地可以作出良性解读而不是消极阐述。
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巴西的行为是符合他们在世贸组织协议中的权利的，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俄罗斯甚至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它的行为经常违背国际惯例，所以代表价值十分有限。法国这十年中，在其他的情况下也采取过阻碍外国企业收购法国企业的做法，所以现在它的行为并不特别值得注意。大众媒体在分析贸易政策事件时通常缺乏辨别能力，总是喜欢渲染三十年代将会重演之类的气氛。
请把目光放远些
虽然一些政府将涉及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但健全的、以贸易准则为基础的贸易系统，以及参与全球经济以满足自身经济利益要求的联合作用，将大大限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流行。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最新估计，如果所有的世贸成员国都将适用关税率提高到最高的约束关税率，那么全球平均关税将翻番，五年内全球贸易将减少7.7%，相对于这个十年中全球贸易年增长5.5%来说，这会是一个极大的收缩。
但是，把这个7.7%放到历史中去看，1929年到1934年间，主要是1930年臭名昭著的《霍利-斯穆特法》通过后的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下降了66%。所以伯格斯坦所说的“合法的贸易保护”对今天的世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并不那么“巨大”，即使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都将关税提高到允许的最高税率。
如果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把关税提高到他们的约束关税率，那么，提高贸易壁垒的国家以及他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将会受到消极影响。但是大部分具有退步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即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不是主要的进口国，因此他们对全球贸易流的冲击并不那么大。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和中国占了全球进口额的三分之二。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占全球进口额的2.4%）在自由贸易上的退步并不会成为全球贸易战的燎原之火。不过，各国政府都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经济衰退记忆犹新，在与经济现状作斗争时，都发誓避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在美国，奥巴马总统公开表示，担心《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会被看作是贸易保护主义，或会引发贸易战争。之后国会同意重新修订法案，明确规定：“购买美国货”条款“在与国际协议中美国的义务相一致的条件下适用”。在今年二月初，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宣布，中国586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没有“购买中国货”规定。
比承诺更让人信服的，是一些国家采取的减少现有贸易壁垒的行为。为了尽力“降低贸易成本，吸引和保留外资，提高生产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种类、更高质量、价格更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墨西哥政府今年一月出台了一项计划，单方面降低其关税表中约70%的商品的进口关税。这8000种商品，包括20个不同的工业类别，占2007年墨西哥进口总额的近一半。到2013年1月1日这一计划实施的最后阶段，墨西哥的平均工业品关税将从10.4%下降为4.3%。
并非只有墨西哥采取这样的行动。今年二月，巴西政府对一些生产物资的进口完全取消了关税，并且将各类机械和其他固定资产、通信和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下调了两个百分点。在此之前，一月底，巴西政府已经取消了一项涵盖该国60%进口额的进口许可证计划。
同时，2月27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的十个成员国签订了一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并到2020年最终取消所有商品中96%的商品的进口关税。
当媒体和贸易政策团体成员都认为，世界各地的贸易保护措施可能预示着自由经济全线崩溃时，大量的证据表明，政府的兴趣仍然停留在取消贸易壁垒上。尽管偶尔会受到保护政策的诱惑，越来越被接受的共识是：当人们可以不管对方的国籍和地点自由选择贸易对象时，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自由获得更令人瞩目的经济成果，这远胜于他们的选择受到政府政策限制时。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自由贸易
世贸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创立之初，是为了防止因全球经济萎缩而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流行，这正是目前我们世界面临的状况。但是在当今这个全球经济共同体中，政府减少贸易壁垒，并不只是因为受到这些贸易准则的约束。随着跨国供应链、跨国直接投资、跨国合资企业以及股权捆绑的出现和快速递增，世界经济中“我们对你们”的描述已不再适用。
大部分的世贸组织成员都很愿意降低关税，因为进口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种类更低价格的商品，这会激励本国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对于提高生活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如今很多本地经济都依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固定设备来进行自身的增值活动。在各种资产（包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人力资产）在全世界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后，为了增加对投资和人才的吸引力，各国必须保持稳定的政策，创造稳定的贸易环境，减少行政、后勤和物质方面的障碍。
印度的经验颇具启发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前，印度的经济完全是封闭的。1985年半成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接近150%，到1997年降为30%。在贸易壁垒降低后，进口的半成品翻了不止一倍。关税下降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下降，使印度的企业马上可以得到以往无法进口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这种变化让印度制造业降低了成本，能将省下来的钱用于投资新的生产线，而这些生产线在整个印度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印度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里十分普遍，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受到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贸易改革，因为政府已经意识到，结构改革符合国家利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3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下降了约21个百分点（从29.9%降为9.3%），其中66%的下降幅度来源于单方面的贸易改革。
一个不可缺少的国家
美国占了世界贸易的最大份额，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贸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是以美国为范本和榜样而构建的机构。美国经济的衰退引起了全世界一连串的经济萎缩，特别是对出口依赖型经济的打击尤为巨大。可想而知，其他国家正在密切且焦灼地观察着美国的经济政策。
尽管民主党国会中偶尔会有一些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出现，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时也谈到了贸易保护，但美国并不想要改变他对全球贸易系统的积极承诺，在危难关头更是不能轻举妄动。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产业也越来越依赖于跨国供应链。2007年美国超过55%的进口值来自于半成品，这意味着美国生产商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资本设备，而且另一事实是：世界人口的95%生活在美国以外，所以开放型的贸易政策是受到支持的。
最后一点是，奥巴马总统把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信誉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如果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多边的国际主义的做法，而在贸易政策上采取挑衅的或单边主义的做法，这一重塑信誉的目标是不会实现的，因为对大部分国家来说，美国贸易的开放性和承诺是一种头等重要的外交方式。因此，总统必须阻止国会有些时候出现的好斗和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倾向，如果他想要恢复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信誉。
结论
尽管世界经济正在收缩中，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也会偶尔现身，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这种倒退的贸易政策将会被边缘化，它必然是短暂的并且最终会被抛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没有贸易准则，意味着没有行动方案、没有判断依据、没有补救措施，没有被广泛接受的行为限制能让政府可以用于应对外部经济政策。而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国内出于政治考虑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群体也少得多。所以当时没有任何权宜之计可以阻止贸易保护主义的流行，最终引发并恶化了全球经济大衰退。
今天我们已经受益于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策之后果的了解。尽管这种了解不能保证我们不犯错误，但我们还有稳定的贸易体系和自身利益的激励来帮助政策制订者们远离深渊。已经运行六十多年的自由贸易的准则变得更加确定和稳定，促进了更多的投资、贸易和经济发展。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诉求大大减少了，因为大部分国家的国内市场依赖于相互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加图研究所介绍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与布鲁金斯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齐名。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的加图研究所，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有关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讨论来“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