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作为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项目，“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诺华人与环境基金会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共吸引了约一百位国内肝移植、肾移植、心肺移植专家及相关学者与会。
2007年5月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突出问题仍然是可供移植器官的严重短缺。据不完全统计，自我国2003年第一例器官捐献以来至2009年5月，中国仅有13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案例，而根据美国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统计，仅2009年上半年，美国就有2304例这样的案例。相对于每年约150万肝肾衰竭及其他大器官疾病患者的器官移植需求来说，我国还有很大的距离。
如何应对我国器官捐献工作所面临的紧迫局面？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提出从“减少需求、避免浪费、扩展来源”三个方面着手应对我国目前移植器官短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陈教授指出，应进一步提高我国心、肝、肾终末性疾病的防治水平，减少器官移植的需求；合理应用免疫抑制剂，提高器官移植受者长期存活和生活质量，减少再次甚至多次器官移植的需求量；扩大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范围，尤其是加大对于更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伦理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研究和支持。
陈教授说，我国现在死后器官捐献的比例是百万分之0.03人次，而在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这一比例是百万分之34到36人。陈教授说，我国在器官移植的手术水平，跟欧美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法规以及在建立器官移植的供应和信息渠道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是面临着移植器官的短缺，很多病人亟待移植，另一方面，刚取出的器官却找不到合适的受体病人，处于滞存状态。”“目前最缺的是肾脏和肝脏，而在移植的131个捐献者的心脏中，只有20个心脏找到受体，另外，像胰脏的移植我们只做了一例。”据了解，在西班牙等国家，死去的病人都有医院的报告制度，以便医生能及时发现那些潜在的捐献者，“这些都需要我国重视起来。”
可喜的是，免疫抑制剂经过数十年来的发展，在治疗效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通过免疫抑制剂的联合应用甚至能将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降低到10%以下，肾移植患者十年存活率已经超过六成，肝移植患者五年存活率也已达到百分之五十。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我国著名的器官移植及泌尿外科专家石炳毅教授表示，“以环孢素A为代表的CNI类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环孢素A的问世大大提高了移植受者和移植器官的生存率，为器官移植的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其在器官移植领域事业发展中所起到的划时代意义，至今还没有后来者可以超越。此后，舒莱等诱导治疗方法的面世则将移植器官的生存率又提高到了另一个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