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永清）
已年近六十的卓永清出生于台北，和大多数于上世纪80年代西行留学美国、归国后在不断增多的跨国大企业中扮演关键角色、运筹帷幄和呼风唤雨的精英们不同，他似乎是为安斯泰来而生。卓永清所学并非医学，从台湾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别人管理工厂。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台湾藤泽药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安斯泰来制药），并在这个企业一呆就是三十余载。
在这期间，他没有换过公司，却换过很多岗位：注册、医药代表、企划经理、副总经理再到藤泽药品（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工作的地点也从台湾、日本、香港延伸到了大陆。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药产业发展环境及改革措施，让他感慨良多，收获良多。2005年，藤泽药品与另外一家日本药企山之内合并成为了安斯泰来制药集团。这一年，卓永清被集团任命为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首席副总经理。2009年4月，年近六旬的他又被委任为中国公司总经理。而与此同时，他还身兼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同时还是协会内招标工作小组的负责人，并兼任药事注册小组的共同负责人。
每一份工作对于卓永清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他常说：“没人做过的事我试试看”。言语中传递的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和勤恳踏实干事的态度。
初识中国肝脏移植领域
器官移植手术被誉为“20世纪人类医学史上最伟大的进展之一”，它的出现为终末期疾病患者带了福音。但器官移植手术要求复杂，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协作。以肝脏移植为例，它既涵盖了外科（包括肝胆外科、血管外科、小儿外科等）、内科（包括重症监护、传染病学等）、影像学、病理学、免疫学、肿瘤学、医学材料等医学领域，又同时与法律、伦理、医疗和社会保险、患者与公众教育、文化信仰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非医学领域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的临床肝移植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1993年4月，伴随着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黄洁夫教授（现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等开展的大陆第一例静脉转流临床肝移植手术的成功，中国停顿10年的肝移植进入到了第二发展阶段。由于肝移植是技术要求最为复杂的实体器官移植手术，及时发现并正确处理并发症对许多患者来说生死攸关。同时精确合理地调节免疫抑制剂（注：该药物患者术后需终身服用）的血药浓度并平衡免疫抑制剂和药物的毒副作用，将直接影响到移植肝的功能。而这些都需要一套能够帮助肝移植医生全面记录患者术后恢复治疗进展情况的长期随访科学注册系统来协助解决。
因公司业务的关系，卓永清早在90年代初期便接触到了肝移植领域，并与国内外专家有过密切的沟通和交流。他深知对患者术后的长期随访跟踪管理与患者的存活率密切相关。当时的中国正亟待建立这样一套系统，来规范肝脏移植的术后管理，提高中国移植病人的存活率。
他将自己的想法与当时中国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夏穗生教授和黄洁夫教授沟通，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大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中国临床肝脏移植协作组”便应运而生了。该协作组的建立为后续中国肝脏移植科学注册系统（CLTR）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协作组内部每年定期召开国际肝脏移植研讨会，并邀请来自国际器官移植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如John Fung教授、范上达教授、Peter Neuhaus教授与国内的器官移植专家进行密切的交流，为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与CLTR（中国肝脏移植注册系统）结缘
2004年年初，卓永清参观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下属的Stazle器官移植学院，并通过John Fung教授的介绍了解了美国的器官移植登记系统。当时美国的器官移植登记系统非常先进而全面，但是如果将其全盘引入中国，将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且费用高昂。在参观完其他国家的器官移植中心后，卓永清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与协作组其他专家交流，并建议根据中国的现状建立自己的器官移植登记系统。这一想法得到了协作组专家的一致认可，大家决定立即开展中国器官移植登记系统的组建工作。
2004年11月，在西安召开的预备会议上，当时国内主要的器官移植中心都表示愿意参与并支持器官移植登记系统的建立，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对该项目予以了大力支持和认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谁来主导数据的收集及统计？如何设定相关参数，参考的依据是什么？如何保证原本独立运营的移植中心能透明、客观的上报数据？登记系统所需要的技术支撑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了协作组面前。
作为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卓永清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但乐观的他从不惧怕挑战。他一方面积极协调资源，寻找到了香港大学玛丽医院的范上达院士作为系统建立与运营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与公司的日本总部联络，需求支持，为系统的建立寻找技术与人力资源。数据的收集是系统建立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环节，可如何能确保各移植中心及时有效的反馈最原始透明的数据呢？为此，卓永清可谓费尽心思，他积极协调自己公司的专家和移植中心资源，逐一沟通，有效确保了系统及时获取到大量丰富的数据资源。
有人问卓永清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他图的是什么？卓永清笑笑回答道：“很多人都觉得我只要在任期内，将公司的业绩做好、市场规模扩大，就算完成了任务。可是我觉得人一辈子如果能做一件利人利己的事，这样的人生才算有价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肝病大国，许多患者正在饱受病痛的折磨。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给了他们二次生命的机会，但是粗放的经营管理方式、制度的匮乏都使得不少患者仍在生死的边缘徘徊。我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中国政府解决一些问题，改变更多患者的明天。以我们为首建立起国内第一个肝脏器官移植登记系统，随后就会有肾脏器官移植登记系统、心脏器官移植登记系统、胰脏器官移植登记系统等等诸多关联系统的出现，这样国内的器官移植学科才能全面、健康的发展起来。我们期望开个好头，真正做些事情。”
卓永清及其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2005年2月，中国肝脏移植注册系统（CLTR）正式启动，在卫生部的支持下，由藤泽药品有限公司（现安斯泰来制药）及香港大学玛丽医院组织，以原肝移植协作组成员单位为核心建立起中国内地第一个肝脏移植科学登记系统。2008年5月，CLTR正式得到卫生部的授权，从原来的科学注册系统升级为中国肝脏移植的规划管理系统，并已覆盖了全国80所国家准入的肝移植中心。截至到2009年9月，CLTR共收集了超过16000多例肝脏移植患者的数据；成为仅次于美国移植受体科学注册（Sientific Registry for Transplant Recipeint ,SRTR）和欧洲肝脏移植注册（European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 ELTR）的世界第三大肝脏移植数据库。
随着该登记系统的建立，各移植中心及移植医生对肝脏移植患者的长期终身随访跟踪成为了可能。CLTR的建立，改变了以往术后随访零星、被动、失访率高的局面，为中国器官移植的规范化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为改进药品注册法规环境贡献力量
生于台湾的卓永清，亲历了台湾医药行业的变迁，也参与了台湾医药制度改革的全过程。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与曾经的台湾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很愿意将自己在台湾的经验与体会带到大陆，与业内的同仁分享。一次偶然的机会，曾参与台湾开发性制药研究协会（IRPMA）工作近十年的卓永清，接触到了中国大陆的行业协会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因其在药界丰富的工作经验，很快就被协会推举为RDPAC内部药事注册小组的负责人。从1999年任职至今，卓永清带领着药事注册小组先后多次参与了国家药品注册管理法规的修订。2000年至2001年间，药事注册小组通过对全球十几个国家的进口药品管理办法的调研，整理出一套完整的针对中国国情的进口药品管理建议，其中的许多建议均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纳入到最终的进口药品管理法规中来。
此外，在卓永清的积极推动下，国际制药工业联合会（IFPMA）于2004年4月首次在中国召开亚洲药品注册会议，这也是SFDA首次与国际团体合作、向国际社会学习和吸取药品注册方面的先进经验，也让外国了解到中国注册审批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2005年，他又带领药事注册小组进行了药事注册流程及时限的调查和研究，完成了中国第一次针对各种注册审评工作的时程调查报告，真正反映了注册工作各环节的实际时程，并与政府相关单位分享以共同努力改善申办方和审批方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冗长注册审批时程的问题。
在参与药事注册事务之余，他还积极参与了医药代表认证项目的前期规划和推进。也正是因为他在RDPAC任职期间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协会还连续五年授予了他杰出贡献奖。现在，他又参与到了RDPAC招标小组的工作中来，在卓永清看来，招标工作是影响制药企业长期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尽管对他来说这项工作是一个新的挑战，但他乐于接受，因为他热爱制药行业，热爱他的每一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