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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陕西神木县推出“全民免费医疗”政策。县级医院住院报销的起付线为400元，县境外医院为3000元，起付线以上的费用由县财政买单。神木把包括安装人工器官、器官移植等特殊检查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也列为报销范围，每人每年报销上限为30万元。
结果，此举导致全县医院爆棚，小病患者不想出院，重病患者住不进院，外地就医人数剧增，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神木现象”是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很多人由于经济拮据，有病不治已经成为习惯。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经医生诊断需要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为21%，其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而不住院。在住院病人中，37%的病人自己要求出院，其中由于经济原因的占55%。因此，当“全民免费医疗”政策出台后，必然引发井喷式“看病潮”。
应该说，“全民免费医疗”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地方经济发展了，财力雄厚了，多花点钱解决百姓的看病问题，这肯定比多上几个项目、多建几座广场更有意义。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刚刚超过3000美元，经济实力尚不雄厚。而医疗保障是一项刚性支出，只能增加，不能降低。因此，“全民免费医疗”必须考虑到财政的可持续增长性，尤其是要考虑到遇到经济低谷时期的支付能力。美国是全球最富的国家，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的17%，超过了军费开支和教育投入的总和，人均医疗费用支出达到8000美元。但是，仍然有17%的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沉重的医疗负担，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绊脚石”。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无法望其项背。因此，在医疗保障方面，我们必须从国情和实际出发，而不能盲目追求高福利，否则就会骑虎难下。
医疗支出具有无限趋高性。这种趋高的冲动，既来自患者，也来自医生。如果政府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医患双方就会自然结成“利益同盟”，把医疗费吃得干干净净。
大凡资源，只要是免费的，必然会存在浪费，经济学家称为“公共品的悲哀”。神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没病的想体检，小病的想大治，大病的想长住，人人都不愿放过“免费午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多地拥有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资源永远是有限的，而需求是无限的。在以“稀缺”为特征的社会里，市场机制是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手段。新医改方案提出：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均等化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合理分担费用；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直接支付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这实际上就是运用经济手段配置公共资源。那些能够并愿意支付相应货币价格的人，往往是最需要资源的人。
从医生来说，既然看病有政府掏钱，不必担心患者的支付能力，很容易产生过度治疗行为，他们往往更愿意多检查、多开药、多用高值耗材，以此获得更多的收入。据调查，我国不合理用药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高档抗生素的滥用已经成为一大“公害”。在乡村两级处方中，抗生素的使用比例分别达到了62%和65%，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45%—50%的平均水平。可见，如果管不住“医生的手”，医疗支出就会无限攀升，政府的投入就会被抵消。这正如一个池子，一边进水，一边漏水，永远灌不满。因此，如果政府只考虑增加投入，而不考虑控制医疗成本，那么，医疗投入就有可能成为“无底洞”，再多的钱也不够用。
医疗保障制度设计是一道“超级难题”。无论是贫困地区，还是富裕地区，都需要循序渐进，反复论证。如果盲目冒进，刚吃了几年饱饭，就要赶英超美，在医疗保障制度上“放卫星”。那么，“免费午餐”就有可能成为医患合谋的“盛宴”，最终逃不脱“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