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与白银，对我解放区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硬通货，它既是财政来源，又是银行基金；既是外贸资金，又是作战经费。它是从罚款、捐款和战争缴获中取得，如“攻克浦城筹款五十万元，黄金千余两”。根据地政府将这些缴获、没收、收购所取得的银饰、银器、银元宝和群众开矿采集的金银，集中到造币厂，用硬币机器铸造了大批仿真银元和辅币，从国统区购买各种物资。同时在敌占区设立地下商店，以灰色面目出现，进行对外贸易，并大量吸收向我根据地的汇款，以扩大外汇活动资金。为了堵住日伪掠夺中国金银和防止根据地内货币流通受阻，还对金银和硬币采取了保护措施。一是准许人民收藏，并由银行吸收；二是严禁私人金银出口，防止套取；三是严禁银元流通，停止兑换；四是强化各种管理，打击金银投机商。对于金属辅币也采取了保护措施，以防资敌。如发出《严禁以铜元、铜块资敌》的训令，规定凡往敌占区携带铜元者，每次不得超过20枚，商民不得借口营商，大肆收买碎铜烂铁运往敌占区，凡以各种方式为敌伪收集铜铁者，概以汉奸罪犯论处。这样，既免遭日伪的掠夺，又维护了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地位。
纸币的伪造与反伪造
日本为了伪造中国纸币，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在其本土设立了造假币科研机构，在沦陷区设立了造假币的印刷厂，由日军参谋部直接指挥，其代号叫“杉工作”，即研究制定假币的印刷技术和流通措施。
1935年冬，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后，日军参谋部指派第七课所谓“中国通”的山本宪藏大尉，聘请“造币专家”，研究如何伪造国民党法币并以大量假币充作收买汉奸经费，充当“开发事业”的资本。经过一番筹备，日军于1938年底正式下达仿造“中国法币”的命令和11条计划实施纲要，决定首先在上海施行。1939年11月，假法币试制成功，在上海购买物品未被识破，但向银行兑换日元时，因假币太新，露了马脚，致使兑换失败。1940年2月，山本宪藏采取措施，对所有新印假币进行污脏处理，然后成捆外运。于是成批伪造的“中国农民银行”1元券、5元券、10元券共计500万元抛出抢购物资，控制贸易。1941年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俘获一批美军军舰，在舰艇里发现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约有10余亿元，日军从德国买了这批纸币半成品，进行加工伪造。同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在清查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法币印刷厂时，发现印好的大量法币及其他印制材料，于是将全部设备和器材运回北京，从此，假币的印纸、墨色、机械等和重庆国民党印制的法币完全一样。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后，又发现几家印刷中国法币的秘密印刷厂，从中查获了大量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后来又在南洋等地发现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纸币的半成品，从而获得了印制法币的全部秘密，至1945年，日军印制假法币高达40多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