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米特雷西则力图尽量缩小劫掠行动的规模。他肯定地说：“每个人只能拿自己的那份东西，以能够带走为限，每一份东西都很少”。他还说，士兵把余下的贵重丝绸拿来当包袱布用的情况并不多。
乔治·凯鲁莱是葛罗男爵领导的使馆外交官，他因职务的关系而不能去搞这种大捞特捞的事，对此他遗憾不已。他在北京安顿下来，就跑到法军军营去拜访他的朋友，观看他们抢来的珍宝：
“他们个个都是一副诡秘的样子，跟我们讲他们在中国的阿拉丁神宫搞到了相当于十几万法郎的东西。张口闭口就是几百万、金条、绿宝石、珍珠、景泰蓝、玉器。那些当兵的为眼下抢来的东西而发愁，巴不得把它们都卖掉，卖给我们这些没法去发财的人，而我们呢，只能花钱去买军队不屑要的那些东西”。
凯鲁莱对那场大掠夺的法律依据不以为然，他只是为珍宝被糟蹋而惋惜，但他也认为大掠夺是难以避免的：
“听到他们一个个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黄金乐园里的奇珍瑰宝(由于一时的狂热和冲动，确实是夸张了)，我们开始感到遗憾：战争的需要没能阻止对那些数量相当可观的财宝的挥霍……不过，还能有什么办法？能把那分散在十六平方公里的宫殿中的所有东西都清点一下，然后让两国军队瓜分，再按军衔高低分给个人吗？不能，绝对不能！”
事件发生四十年后，樊国梁主教写下一段引人入胜的文字，里面有不少趣闻轶事：
“听一个士兵讲，当时他想抓一只藏在沙发下的小狗，手却碰到一个大铜环。他挪动沙发，拉开那个活门，那只是片刻工夫的事儿。小密室里有两个匣子，里面装满镶嵌着珍珠和钻石的钟表。他腾空背包，在战友们到来之前，把那些宝物迅速地装了进去。‘关了我两天禁闭，’他说，‘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那包东西卖了两万五千法郎。’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选择，只不过智商程度不同；行家们专买士兵们抢来的最好的东西，也仅花几个硬币而已。很多人的羊毛长袜以及骑兵的背包里都装满了宝石。尤其是食品店和小卖部的管理员个个都发了财。据说，有个士兵用一尊纯金的菩萨像换了一杯苦艾酒。菩萨像的肚子里经常藏着宝石和金条，所以，对那些大肚弥勒佛，我们的士兵少不了要捅上几刀”。樊国梁主教和其他的见证者也都证实，掠夺者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把所有财宝带走。
阿尔芒·吕西的证词的价值在于其坦率，可以与保罗·瓦兰的证词联系起来看。阿尔芒·吕西对他积极参与对圆明园的掠夺毫不隐讳。9月1日进入天津时他就有明确的打算，他承认在天津什么都没买，打算以后再说……他写道：“要是说有抢劫的话，我只是在对北京掠夺之后或者说在那期间，搜罗了一些小玩艺儿。那样比较不费力气。此外，我觉得实在漂亮的，就捎带弄上两三件皮货和几件瓷器，否则我是不要的。大家都说那几天的机会实在太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