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被相信，因为是晚上喝酒时听来的。有趣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权威收集够多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已经处于梅毒第三期。维森塔尔热心地探讨希特勒与梅毒的关系，承认他发掘的资料是道听途说，结论是：“我就像是犯罪调查员，发现两个不相干的资料来源，指引出来的线索却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会照着这线索继续追踪下去。”
维森塔尔的线索值得继续追踪。他问道，为什么研究人员对于梅毒的问题如此不重视？他猜测可能是旧纳粹控制言论，禁止他们的偶像遭践踏，其他人可能无法认同将这么重大的事件归咎于个人疾病的恶化。他同时感到很迷惑，因为他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患者。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里的身心状况，引导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须从普希与感染的传言开始。
1922年，普希知道希特勒在啤酒馆煽动群众后，两人开始交往。他邀请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钱给他购买两部美国印刷机印制纳粹报纸，并且弹钢琴款待他。普希就读哈佛时，曾经在比赛前的加油大会上弹奏钢琴，普希将哈佛足球队所唱的歌中“战斗！战斗！战斗！”，翻译成“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但是很难驾驭。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罗斯福撰写希特勒和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1957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和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和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和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和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