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共产党接手的上海，是一副用什么语言描述都不过分的烂摊子。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走马上任时，他看到的早已不是昔日的“东方巴黎”。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炸沉的船只横在黄浦江上。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象征江南造船所，也成了一片废墟。全市的主要工厂四分之三已经停工。饥饿和失业成了家常便饭。对市民们来说，手里的钞票几乎成了废纸。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人们不再相信纸币的价值，市民们大量兑换黄金、银元和外币。国民党特务还说：“只要控制了两白（粮食、棉纱）一黑（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一些资本家也纷纷传言：“共产党打仗可以得100分，搞政治可以得80分，而搞经济却只能得0分。”
这时候，陈云来到了上海，指挥新中国开国过程中经济战线上的第一场战役。在他的谋划下，大量的粮食悄悄地从东北等地运往上海，棉纱和煤的储备也在进行之中。当物价疯长到了市民难以忍受的顶点时，市场上忽然奇迹般地蹦出了人们期望已久的平价的“两白一黑”。此前囤积居奇并以为稳操胜券的投机商们再也吞不下了，一些投机商被迫倒闭。后来，毛泽东说，这场经济战役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在人们眼里，缺乏城市经济管理经验的共产党人初战告捷，对未来执政全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
观望的民众充满期待地稳定了下来。事实上，这种期待在5月27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就已出现。那天，一位年轻人打开自家大门，看到进城的人民解放军不扰百姓，睡在马路上面，不禁感叹道：“看来，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标志性人物荣毅仁。40多年后，他成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人心挪移
对蒋介石来说，“再也回不来”的感觉，早在1949年1月21日就出现了。那天，他在南京宣告“引退”，理由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把总统权力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代理。离开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时，蒋介石特意让飞行员绕着南京古城飞了一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里非常清楚，政权的更迭即将发生。
其实，不光是蒋介石心里清楚，他身边的不少人也失去了信心。就在蒋介石“引退”20天后，他的结拜兄弟、当了20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广州吞食大量的安眠药告别了“党国”。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幕僚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即已先行一步。陈布雷和戴季陶，一个被称为“领袖文胆”和“国民党的第一枝笔”，一个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谋士”和国民党内的大理论家。陈布雷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戴季陶得知陈自杀后曾痛哭道：“我的心已死了”。文人自有文人的毛病，但他们大多把“道”看得很重。陈、戴的自我弃世，多少也是自绝于他们追随多年的“道”。国民党的治国之“道”似乎不再能唤起他们的希望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