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存下来的新政协档案里，人们发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站起来发言，明确不同意括号里的“中华民国”几个字。他说自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十分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因为它与民无涉。老人很激动，他说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希望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这番话的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
1949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新政协向全国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图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幅国旗图案，加起来有2992幅。这些图案中，有的是在车间的工具箱上描绘的，有的是在前方的战壕里绘制的，也有从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华人那里寄来的，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就有23张图稿。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提供了一份图稿。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看中一张在红旗中间有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这年春天赴北平同中共谈判未果留下来的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中间表示黄河的那条杠把红旗劈成了两半，好像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几经选择，多数人看中了一张由上海一位叫曾联松的青年人设计的带有五星的图案。
新政协筹备会负责评选新中国国歌的小组一直没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们本打算放到以后再说，但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没有国歌怎么能行呢？画家徐悲鸿由此建议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并认为这首歌曲对中国的意义就像《马赛曲》之于法兰西。但有人认为敌人的炮火已经没有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合适，希望重新填词。徐悲鸿坚决不同意，教育家马叙伦也表示支持徐悲鸿。最后，周恩来解释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就是鼓舞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许德珩教授。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都要在这部事实上的开国宪法里确定下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此前已经反复考虑过。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到：我们将来建立的政权，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这是死搬苏联的名词，议会制袁世凯和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合适的，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词。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那可真叫字斟句酌。关于新中国的性质，开始有人提议直接提社会主义，多数人还是觉得提新民主主义的好，因为前途虽然已经肯定了，但还要让实践来证明，让全国人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更加郑重地对待社会主义。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于是《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新中国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基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