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当听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 北京人 ，伴随着一次次到天安门游行，在政治风云中长大。他们，乃至这一代中国人，其生命岁月都不可避免地与天安门融为一体。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七中的初一学生李永明一大早吃过早饭，就随着学校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了。老师告诉他们，要到天安门去开一个大会，到了那里李永明才知道，是 开国大典 。
在现场，谁也不知道，大典什么时候开始，老师也不知道。但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互相拉歌联欢，不知不觉，午饭时间也过了。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东 长安 街上聚集了30万民众和将接受检阅的 解放军 官兵。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时刻。
李永明后来回忆说：“我猜想，中南海可能原来想上午就开会的，由于有种种原因，有些事没结束或办完，结果下午三点才开始。”实际上，此时新中国的领导人们正在中南海开会。下午2点， 毛泽东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誓就任主席。下午3点，他与朱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那里， 毛泽东 发出了被载入史册的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一天，30万军民走过天安门。先是受阅部队走，再是等待在东 长安 街的群众队伍走，然后，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也移到了东长安街，走过天安门。足足走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李永明记得，大典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人也饿坏了。
那一年，李永明14岁，刚刚从北京郊区的房山考入北京城里的中学。这是他第一次到天安门参加大型政治活动。他没有想到，后来他自己都数不清究竟去了多少次天安门广场，他一生中的最好时光都将与天安门广场相关联。
其实，何止是李永明，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 北京人 ，乃至这一代中国人，他们的生命岁月，都不可避免地与天安门融为一体。
改造旧世界
李永明第一次来到的天安门广场，只有今天的五分之一大。他记得，“长安街上分别有东三座门、西三座门，广场南部还有轨电车。天安门以南正阳门以北，还有红色的围墙。”那是一个T形的广场，被围墙、城门和公交线路给包围。
严格说，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政治集会场所，只是皇家紫禁城的正门前的一块宽阔空地和通道。这样的广场，除了衬托皇家城垣的威严外，它的实际作用是可以容纳参加科举殿试的举子们在此等候“传胪”，得知自己是否金榜题名；另一个实际作用，是每年“秋审”“朝审”时，各级官员将被判刑的犯人的案子会审，等候皇帝勾决。特别是在朝审时，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要一排排地跪在这里。
说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T”形，是因为它向南伸展，南北方向伸出一条宽65米、长达500多米的长道，直到正阳门。当年的长道两侧，有“东千步廊”和“西千步廊”，千步廊外侧，分布着明清两代的朝廷衙门“五府六部”，如礼、吏、户、兵、刑、工诸部，中军都督府、大理寺等等。所以，这里历来也不是普通百姓能来的地方。
历代封建王朝并没有为城市提供政治集会场所的意识与传统。但新生的共和国则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就是把这些“五府六部”逐渐拆迁推平，使天安门广场真正扩展为一个方形的、能容纳100万人的世界最大广场的过程。
在参加了 开国大典 之后，1949年10月，李永明加入了共青团。他成为一名学生积极分子、学生干部。他记得，那时的政治活动特别多。“比如庆祝党的生日的报告会，或是革命前辈讲他们的经历。我听过 廖承志 、肖华的报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树林里、或是故宫的太和殿广场……不是学校所有的人参加的，因为我是团员，老师就让我去。”
这些成了政治课堂的北京文化古迹，都在天安门附近。每次李永明都是走着去，像第一次去天安门参加 开国大典 时一样。李永明的学校在旧鼓楼大街，离天安门有十几里路，步行需一个多 小时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一路高歌，大家也不觉得累。“那时去天安门都是走着去，哪有车？没这个条件，那时连公共汽车都少。”当时的北京城，城区还基本限制在今天的二环路以内，住在西直门或是建国门，就已经是住在了北京城的边上。从老城区的各处步行到天安门，一般也就是一两个 小时 ，在人们的体力范围之内。
从开国大典之后，北京年年的“五一”和“十一”都举行游行，李永明基本上年年参加，他眼看着天安门广场在逐渐扩大：1952年，拆除了东、西三座门；1955年，拆除了广场中部的红墙，扩展了广场南部，而真正的扩建，是在1958年，为了迎接共和国的10年大庆，这一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一广场的诞生
天安门广场究竟要建多大？在1950年代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始，参与讨论的苏联专家曾提出，当时北京的人口只有140万人，而且世界上的城市广场“一般都是五六公顷”，所以不宜搞太大。这里，一个可比的广场是， 莫斯科 红场的面积为9公顷。但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中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天安门广场是政治活动时“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所以广场的面积不能太小。其实，到了1956年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有十余公顷了。
这件事情是 毛泽东 拍的板。1956年10月，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透露了毛泽东对于 北京人 口规模的看法：“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事实上，在1950年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修建一条“必须能应付将来一百万人队伍的大游行”的“游行道”。
曾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设计的陶宗震回忆，当时，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副主任沈其直接向他布置规划设计任务：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尺度，使得天安门广场的总面积达44公顷。 本来，陶宗震在自己的设计思路中，对于广场会不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都有所考虑。但对于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考虑，首先是政治的。陶宗震记得，有一天，一位名叫辛毅的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 解放军 军官来见他。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 坦克 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即长安街与广场融为一体），以便于游行集会。
许多年以后，陶宗震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实际上，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已经完全把苏联人抛在一边。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当听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
对此，历史学者洪长泰有一个评价：中苏关系在50年代后期急速转坏，中方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来。中共要建成一个在各方面（面积、设计、气派）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是可以理解的。
195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和国庆十大工程同时开工。10个月后，它在世人面前亮相，人民大会堂等周围建筑也同时以惊人的速度竣工。此后，天安门广场虽还有过若干次扩建改造，但它今天的基本风貌就在1959年奠定。
广场建成了，在这里举行的游行盛典，也开始成为一种宏大而严密的仪式、浩瀚复杂的巨大工程。
集体的年代
李永明是在1958年被调入北京团市委的，从那一年开始，他开始年年参加国庆节游行的组织工作。
本来，从1949年以后，年年“五一”、“十一”都有游行，但在1956年以后，就只有“十一”才有游行，“五一”改为游园。
李永明记得，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时，学校对参加者没有多少限制，想去的人基本都能去，而且，也不用事先训练。最多，大家在去之前，要准备一些花束和旗子。但是到了1958年以后，那种相对散漫自由的游行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
到了1958年，参加游行的人，尤其是带队的老师，是需要政审的。李永明到北京市团委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老师进行政审。“思想只要是不右，对共产党没有反感、没说过一些不满的话的，基本上就可以使用。”李永明这样解释政审的标准。
参加游行的学生也需要选拔。1965年时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一的温飚，记得那年她参加体育方阵中的“游泳大军”，她们班一共只选上了十来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要看政治条件、家庭出身，又要求有身高，“女生都得一米六以上”。
游泳大军的服装，是一身红色的连身游泳衣。不过她们经过天安门时并不需要做游泳动作，而是以正步通过，从东标语塔走到西标语塔，有800米的正步，头向右甩，和受阅的士兵们相似。
所以，离“十一”还有三个月时，她们就已经开始了正步操练。
今天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多年的温飚，记得当年进行国庆训练时还没有停课，只是利用暑假和周末练队，但在参加过1971年国庆游行“前卫方阵”的卢英的记忆中，练队是全天候的，不参加练队的同学也都停了课――这两三个月，学校的中心任务不是学习，而是练队。操场上，在七八月的烈日灼烤下，在 军事 教官的严厉口令中，学生们一步一动地按军人标准抬腿、摆臂，周围常常有同学晕倒。
先是训练10人一排的队伍，后来增加到15人，30人，最终是60人的大横排面。先是在本校操场里练，后来是几个学校的队伍合起来练，然后是区里的合练，最后是全市性的通宵进行的大彩排。这么多的人肩并肩走成一排，竟然能完全走成一条直线而不变形，全仗数月如一日的艰苦踢正步。至今，已经移民到 新西兰 的卢英，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散步时，一时兴起，还会踢起正步来，那段艰苦训练的成果，居然已经融进了筋骨之中。
温飚记得，1965年国庆节那天，他们是早上五点就已经到达了东单附近的指定地点。早上八点以前，她们还可以坐着，可以上厕所，等到10点钟快到的时候，就要脱去外衣外裤连同鞋袜，只穿游泳衣。既然是“游泳大军”，当然要光着脚，她们是光着脚“啪啪”正步走过天安门的。她不记得脚被磨痛，只记得，那天下了大雨，她们不能抹脸，保持着队形，还要在雨中高呼着“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走到西单，队伍一散，赶紧到校车那里找衣服找鞋，已经冻得浑身哆嗦。
然而，所有这些吃苦受累都是甘心情愿的：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喜好得失，是以政治标准来衡量的，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重用，比身体上的舒适安逸不知重要多少倍。当时没听说过有谁因为训练艰苦而退出的，只听说有谁软磨硬泡非要加入游行队伍――如果是因为政治不合格不被信任而不准参加游行，那种心理阴影，何止郁闷，简直是绝望。
人间奇观
国庆游行的规模一旦定型，每次少则四十万人，多则五十万人。一般说来，如果没有 阅兵 ，游行队伍大致由仪仗队、少先队、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国家机关、少数民族、民兵、文艺大队、体育大队等方阵组成，这些方阵中还伴有抬着领袖像和大幅标语的、打着旗帜举着花束的、开着彩车的、捧着和平鸽和举着气球的……
1949年的开国大典，30万游行军民一直走到了晚上七八点，不用说走在下面的游行者，在天安门上城楼观礼的领导人也相当疲劳。于是，后来就要求游行要压缩时间。最后确定为，从上午10点游行开始，12点结束，两个 小时 内必须完成。特别是有了电视转播后，这条规定就更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李永明说：“游行是对全世界直播，租的卫星。只租了两个小时，十点到十二点。如果到了点，游行还没有结束，不就会变得有头无尾了吗？领导是非常不愿出现这情况的。”
这就需要把这50万人调整到如机器一般精确。游行指挥部不但要详细地规定好各游行队伍的集结时间、指定地点，甚至会规定，集结时哪个路口在什么时间由哪一支队伍通过。指挥部还要精确计算，每支队伍每个方阵究竟有多少人，排成多少排，每一排人每分钟走多少步，步幅是多少公分。然后，他们根据自己在天安门前一步一步量好的距离，计算出队伍所需的时间。
1984年是建国35周年的大庆。在国庆前夕进行彩排时，发现整个用时超时了两分多钟。这让指挥部感到很为难，因为已经排练到了最后时刻，让谁退出游行队伍谁会愿意？一位名叫倪天祚的当年游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回忆道：“时间紧迫，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即把原规定队伍每分钟行进115步，调快到每分钟120步。”实际上，就是让军乐队在奏乐时，稍稍加快了一点节奏。
国庆这一天，当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的少先队员和组字队伍涌向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游行结束时，正好是中午12点，真把观礼台的上外国来宾都给看呆了：就算都是机器人，也不一定如此分秒不差！
实际上，李永明说，他们是有各种预备方案的，其中一个是，如果队伍行进得实在拖拉，他们就要“卡队尾”。也就是说，要在队伍进入东标语塔之前，卡下一部分人，让他们绕路回去。“这部分人当然会不高兴，但他们也没办法。”――在那个年代，个人服从集体是基本的信条。为了游行队伍的整体，个人做出牺牲的例子太多了。
比如，所有参加游行的人，都希望自己排在队伍的最右端，因为这样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看毛主席最清楚。但是必定有人是排在队伍左端，甚至是彩车的左侧，他会连天安门城楼的影子都看不见。更不用说，每辆彩车，都配备有若干个小伙子钻在彩车里，只为车辆万一熄火，他们就推车前进。干这差事，不但看不到天安门，还会被闷得透不过气。
最能说明集体意志的力量的，是在天安门广场的组字队伍。那是一支10万人组成的大军。他们用手里的花，组成一个个图案或标语。所有的人，事先要经过枯燥而艰苦的训练，按组字方案分配给自己这个位置的卡片指令，即刻举起或放下不同颜色的花束。每个人，此刻并不知道这时的动作会有什么效果，但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会看到极其有冲击力的赏心悦目的图案――一瞬间，会哗拉拉从左往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大字标语，变成一幅麦浪滚滚或钢水奔腾的风景画。
虽然每一个举花组字的人只是十万分之一的分子，但他们中有一个人错，都会在画面中显露，都会让城楼上的人看出来。而保证这十万分之一的差错都不能出，只有靠严格的纪律、长时间的训练，所有这些都要靠那个年代特有政治教育，每一个组字的小学生都懂得：如果我一个人出了错，那就会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
把10万个人练成一个人，这种人间奇观就是这样产生的。
方向标
每年国庆，北京有四十到五十万人能参加游行，还有更多的人，号称有一百万人，参加国庆节晚上的游园活动。比参加游行更幸运的人，上观礼台观礼。天安门城楼两边，各有七座红观礼台，红观礼台下面，东西又各一座水泥砌成的灰观礼台，遇上大庆时，还会有用木板搭起的临时观礼台。级别低的人，比如各省市的劳模或官员，在临时观礼台和灰观礼台上观礼，级别高的，比如国家级的劳模、官员和知名人物就上了红观礼台，能得到各种观礼台票的，每年有四五千人。而更高级的嘉宾，比如外国国家领导人，就上了天安门城楼。
但每年仍有更多的北京人不能参加国庆游行――以北京数百万人的人口，大多数人是参加不了的。如果他们又没能参加游园，就只有待在家里听收音机的现场转播了。其实家里如果没有收音机也没关系，那一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能听到广播声，尤其是在文革中，全北京遍布高音喇叭，你无论走到哪，都会听到广播员激昂的声音：“现在，是工人的队伍走过来了！……”晚上，人们会走到每一个空旷之处，伸着脖子往天安门的上空去寻找礼花。在国庆节这一天，天安门就是一个巨大国家仪式的中心舞台，而每一个北京人，都成为这个舞台的一个小小群众演员。
温飚说，她很多次去天安门都是因为参加政治活动，比如，到长安街旁列队跳着舞欢迎外国元首。林晓则记得，曾在1970年在天安门广场当过“毛主席发表5?20声明”大会的标兵，在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过庆祝粉碎 四人帮 的百万人大会。至于文革中为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而连夜游行到天安门，次数多得数也数不清。
而给她印象深刻的，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一年她参加国庆游行的“前卫方阵”，苦练正步已经两个多月，眼看离国庆只有十几天时，突然戛然而止。李永明回忆到这件事，记得那天 阅兵 部队接到通知，连午饭都没让吃就撤走了。虽然大家都猜不出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是，什么结果也都能接受――那是一个翻云覆雨，什么可能都会出的政治年代。从那一年以后，北京不再搞国庆游行，直到1984年，为庆祝35周年大庆，搞了 阅兵 加游行。
正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当时，李永明正在东标语塔下的指挥车里，老远看到了这一幕，大吃一惊。怎么办，放不放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
“从我们组织者的意图来讲，不希望有游行方案以外的东西进入广场。进入以后都麻烦。我们得处理，而他们可能受到惩罚。”但当李永明看清了横幅上的字以后，认为，这是对领导人的赞扬，可以放过，经向天安门城楼请示，放行了。
这条写得不甚工整的横幅，引起巨大轰动，竟比那些精心准备的金碧辉煌的大标语，更打动人心。
2008年的7月，已经退休十多年的李永明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他眼里，这个他曾经度过了无数日日夜夜的广场，基本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他进入广场时，被要求安检。李永明表示很理解：“这跟形势有关。要奥运了嘛。”
李永明的另一个感受，是现在到天安门广场的人，外地人多，北京人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