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深夜，心血来潮，又把《亮剑》的小说弄来看了一次，与前几次一样，哭得稀里哗啦，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已经能在朦胧的泪眼下保持一点理智了，尽管这不容易，边看边哭边思考，我开始同情两个造反派头头了，开始同情马政委了，事实上，我开始觉得李云龙说的没错：“他们都是无辜的”，甚至“都是条汉子”，至少都是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自己的理想，无论是文革中的“革命派”，还是李云龙，事实上都充当了那个时代的唐吉柯德，尤其是造反派。
由此我想到了儒家学说，文革之所以被称为失去理性，很大的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性，具体而言就是失去了“仁、义、礼、智、信”。
仁：仁道本就是恕道，文革信奉的就是“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没有对敌人的宽恕、宽容，是众多李云龙悲剧的直接根源，因为对敌人的哪怕一丝的怜悯和同情都被当作是“私”，在自我批评中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给批判掉了，然而，不把敌人当人看，无论是在文革以前的过去，还是现在，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始终存在于我们民族的固定思维中，这就意味着，一旦气候合适，文革的悲剧还会重演。
义：正义和邪恶交战之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清楚分辨，因此，文革中绝大多数的人是和李云龙一样的困惑，然而更悲剧的是，人们面对强权失去了判断力，很多人连一些基本道德都没有，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了站在被打倒的人的对面，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在批斗会上高声响应激烈的口号，纷纷站出来“划清界限”，甚至“痛打落水狗”……，为显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对被批斗者无所不用其极，“喷气式”，“跪碎玻璃”，“游街示众”，吐唾沫等等，就算当年的当事人现在回头看，也觉得自己不可思议，这哪里是人，分明是禽兽！小说中，赵刚夫妇、李云龙夫妇和他的部下（包括郑秘书）都因为没有失去义而保持了清醒，尽管他们并没有能力去分辨这场斗争的对错，然而小说的虚构也在这时体现了出来，李云龙的战友和部下居然没有一人出卖他，这多少有些理想主义，但多少也给了我们一点温情，如果小说把当时的真实表现出来，恐怕会更加让人愤慨和震撼，义的坚持是需要代价的，轻则丢官，重则丢命，患得患失者，决非义士。
礼：就是秩序，就是规则，文革所表现出来的，除了对原有社会秩序的蔑视和颠覆，更主要的是通过非秩序化的方式实现颠覆，用现代的观点看，就是没有用合法的制度化的方法来实现权力的再分配，事实上，几百年来，我们始终无法接受权力再分配的程序化方法，总是选择了非程序化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任何用程序化方式实现权力分配的主张都被打上了“右倾”、“软弱”的标签，我们往往以“彻底的革命者”自居，甚至崇尚“枪杆子里出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孙中山开始，文革已经埋下了种子，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采用暴烈的方式，的确加速了革命的胜利，但就中华民族整体而言，却一再与历史发展契机擦肩而过，就小说而言，李云龙早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但在晚年却又成为另外一场革命的牺牲品，这才是李云龙困惑的根源，他最后用生命为代价发起的抗争，与其说是对文革的抗争，不如说对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和理想的抗争，与其说是对文革的否定，不如说是对自己一辈子的抗争方式的否定，悲剧就在于，他否定和抗争的却是他自己用生命拼出来的，悲剧还在于，他以及他的战友没有死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枪下，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早年坚定地为老百姓打天下，晚年却不得不面对白发老太太的唾弃和辱骂，可以看出他是那么的痛心疾首和无奈，但面对同样的事情，扪心自问，恐怕我们谁都不能做得比他更好。五四以来，都在说“吃人的礼教”，没错，遵循礼教就是维护秩序，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当然就吃掉了我们的个性，可当我们破除了礼教，到头来才发现自己即成了吃人者又成了被吃者。
智：智的基础是知识，没有多少书本知识的李云龙却拥有很丰富的战争知识、社会知识，知识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往往更为看重的是书本知识，甚至只是正统知识，这就如同一个挑食的人，必然营养不良，对于一些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丧失了免疫力，从而很容易受到感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民族中的优秀分子才对错误的思想如此敏感和敌视，也因为在对与错的认识上的不同，才导致每次文化的浩劫实际上都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怪现象，不能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异己思想和文化，不能用宽容的心态面对政见分歧，没有自我否定和怀疑的智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文革的再度发生，比如小说中的马政委，理论水平不可谓不高，但他的知识面却如此狭窄，使他根本不可能从另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言行，在他看来，李云龙的错误是如此的不容置疑，对李云龙的处理的正确性恐怕他丝毫也没有怀疑过，以辩证唯物主义自居的党在对和错的面前又是如此的不辩证，这本身就是民族的悲哀、党的悲哀、国家的悲哀。
信：在现代词语中，与儒家的“信”意义最接近的应该是“信用”了，但不仅仅是信用，还有信誉、义务和承诺，从李云龙身上，我们看到了信，那就是“一个唾沫一个钉”，对于自己的诺言一定会履行，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事实上，一旦人和人之间建立了朋友、师生、亲情这样的关系，就有了信，抛弃信就是背叛，在文革这个非常时期，更多的人却选择了背弃自己的诺言，出卖朋友、师长，甚至亲人，文革中之所以这么多的人不能守信，根本原因还是守信的成本太高，高到要付出生命，曾经的山盟海誓和生死情谊，在强权的面前变得如此的苍白，中国人开始明白守信的代价大概是从宋朝末年的那场浩劫开始，不屈不挠的守节之人早就倒在了元人的屠刀之下，因此，面对强权力求自保，就成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为了自保而使用强权，也成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故事在这五百年来几乎天天都在上演，而此风之烈以最近这一百年为最，以至于在现代词语中已经难以找到和“信”的概念一模一样的词汇了，支撑李云龙实践其“信”的是他身上可贵的血性，丧失了血性的民族根本就无信可言，《狼图腾》从原始文化中看到的血性如此令人震撼，这本身就证明我们的民族差不多没有了血性，“冲动”、“莽夫”、“枪打出头鸟”等等等等，都是对血性的批判，我们的文化始终都在批判着情感，虽然消除了情感中的消极因素，但同时也把血性彻底毁灭了。
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唤醒我们民族的血性，重塑带血性的中庸之道，而不是现在无原则的绝对中庸，我们的民族才可能真正远离文革的魅影。 [ 此贴被蓝鬼在2006-07-02 19:3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