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记》不仅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国难年代的个人记录，它“或许也能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时代中的共同心路历程。不能否认，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去年(2007年)夏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单位主办的“1940年代的中国”学术会议上，近代史所的前辈张振鹍先生报告论文《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初探》，叙述抗战时期自己及周围同学朋友从沦陷区南下的经历。南开大学的江沛教授提出了一个饶有意思的问题：“张先生您当时为什么南下而没有北上去延安？”张先生答曰“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延安”。这个会议过去了近半年，当时的场景却一直在我脑中盘绕。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读过两位我所认识的前辈当年分别北上和南下的回忆，张江两教授的讨论激起了我一探究竟的欲望：他们怎样从各自的家乡出发，怀抱着怎样的情怀，他们在追寻或者躲避的途程上是否有过交集，他们的所遇所感所思，他们是否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等等等等。
最近得暇，终于重读了这两本书。一本是吴江先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内有一节“延安行”。另一本是赵宝煦教授的《途程——抱虚斋诗文稿》（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内有一篇《南行记》。这两位老先生我都不陌生。吴先生是乡前辈，他是著名的理论家，在文革后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晚年仍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重新认识”的命题。吴先生笔耕不缀，从1990年以72高龄离休之后到目前为止，出版著作15部，差不多年均一部，最近一部的出版日期是2007年12月。赵先生是我丈夫的博士导师，他是中国著名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我所认识的赵先生，一头白发，满面红光，神态慈蔼，风度翩翩，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造诣很高修养很深的画家和诗人，最符合我们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两位老先生彼此也相知颇深，1980年代后期曾同时担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职务。他们在青年时代遭逢战争炮火，分别从浙江北上延安和从北平南下昆明，有过极不平常的流亡经历，并都形诸文字，让我油然生出“比较”的念头。
可惜的是（当然，这只是对于我的“目的”而言），吴老虽从小偏好文艺——他赴延安的直接动机就是入“鲁艺”，投身抗战文学——但一辈子从事的却是理论工作。他的关注点在于“政治沧桑”，对于个人生命过程中的所遇所感、痛苦忧乐、艰辛顿挫，已具删繁就简的眼界和沧海浮云的达观。聊天中虽屡次说起北上途中的惊险万状、困苦曲折，但他的文字却只留下了一条浙江诸暨—金华—武汉—宜昌—重庆—成都—西安—咸阳—陕北的粗略线条。赵先生则一生保留了文艺气质，他不仅保存了南下途中的诗文日记，而且对往事有鲜活的记忆。《南行记》不仅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国难年代的个人记录，它“或许也能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时代中的共同心路历程。不能否认，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故将赵先生的南行途程略作串联札记，从一个后辈的视角重新展现那一段特殊的生命历程。
有两点需略作说明。在赵先生年过八旬的今天，青年学子仍多有以“宝煦”相呼者，我们面对的是一个20岁的赵先生，当然最合适的称谓就是直呼其名；作者长于诗文，此篇中各节标题和各处引文引诗，都出自《南行记》以及他青少年时代的诗文（并见《途程》）。
我要走，从此到海角，到天涯
宝煦生于1922年底，1943年初“离家出走”南行时，刚满20岁。
那一天是腊月十五(公元1943年1月21日)，他是伪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一年级的学生。
直到晚年，他对那天早上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寒冷的冬日，清早六点多钟，天还未大亮，母亲已经升好煤炉子，煮了棒子面粥做早点。学校在西四端王府夹道，家在东四后炒面胡同，这段距离，骑车需要50分钟，所以，这个走读生的冬季上下学，两头擦黑。年轻的宝煦在煤油灯前，手拿一本日语课本装作背生词，实际上他是在背诵课本中夹着的一张“联络图”：到安徽亳州后去什么地方、找什么人、如何过封锁线等等。吃过早点，七点钟，像往常那样挎上书包，推起旧自行车，走出大门。母亲也像平常那样，跟着宝煦出去关门。儿子回身说：“妈，再见了！”母亲笑一笑说：“下学早点回来！”她做梦也不会想到，晚上七点，她等不回下学的儿子，她将等来儿子同学送回的旧自行车和被儿子泪水濡湿的告别信，几个月后，她才能接到流亡途中的儿子的来信，四年多之后，她才能再见到这个独生子。
但儿子虽然不能预测前途，却知道这不是一次暂时的告别，也知道自己的途程将充满艰辛和不确定。当母亲的白发在眼中闪过，年轻的宝煦热泪盈眶。这个告别的场景，将伴随他的漫漫长途，也将伴随他的一生。
我看不见什么，
眼前闪着一团颤微微的白发；
我说不出什么，
心里喊着一万句“亲爱的妈妈！”
早就起了走的念头。这个家境清贫性格清高的青年，这个在竞存中学四年中年年考第一以换取免交学杂费待遇的优等生，这个在伪北大耻辱地学习工科的大一新生，看到不断有同学找机会逃出沦陷区，也曾“密谋”出逃，却被父亲发觉，严加防范：“如果半路被日本人发现，立刻就会被活埋。”
儿呀！我不放你走，不放你走！
我舍不得你到异乡去漂流；
你看外面那风多狂，雨多大，
那狂风暴雨。儿呀！你怎受得下？
但到了1943年初，日本占领者的“治安强化运动”已经进行到第五次，可以呼吸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窒息感越来越强烈，即使身体不被活埋，精神也将在古老的城市死灭。宝煦不能再等待，他约好了几位同学，辗转联系上了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小贾”，做好了逃亡的计划，要带走的书籍衣物，也已经一点点地运到了“逃伴”纪东的公寓。 这一天，新年前夕，腊月十五，是他远飏的日子。
我看见“希望”在前面开花，
我还留恋什么，这贫苦的家？
“放开吧，妈妈，请放开你的手！
我要走，从此到海角，到天涯。”
(
辽阔而迢遥的途程啊
同行者除纪东（当时他读中国大学）外，还有没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振英，临走时“小贾”又安排一位伪北大物理系的女生若花同行。他们背熟了“小贾”编好的说辞：宝煦送妹妹若花远嫁亳州，纪冬振英作为宝煦的同学，陪他送嫁。
火车沿京浦路往南。他们心情紧张，生怕有人盘问。幸好无人搭理，除了查票。到徐州，转陇海路到河南商丘，再搭长途汽车去皖北亳州。一路上车下车，都有人搜身检查：先是日本宪兵，到亳州时，变成了汪伪政府的“和平救国军”。到亳州，按照“小贾”提供的联络图，找到城外的一家大车店，王掌柜知道他们的来历，留他们住两天等一等，待他联系好了送大家“过界”。在大车店一个贴着结婚喜联却空荡荡地只有一盘堆着些稻草的冷炕的房间里，三个男生嘻嘻哈哈地钻进了稻草堆。却不料，这年北方“暖冬”，亳州却是滴水成冰（也可能，这只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阴冷）。房中只有一盘炕，女生若花无处就寝，深夜冻得直跳脚。
两天后的清晨，四人与一对三十多岁的东北人林姓夫妇以及一位也是三十多岁的单身男人一起出发过“阴阳界”（封锁线）。每两人乘坐一辆木头车轮的木板车，半躺半坐在车上，上面盖着厚棉被，由车把式拉着在石子土路上颠簸前行。四周是无尽的荒野。他们万分紧张，一路上却波澜不惊：没有碰到日本兵，连伪军也没遇上。下午四点多钟，车夫停下来，说就在此处下车，前面就是“自由区”了。
怎么，这就到“自由区”了吗？多少天的苦思渴想，多少天的提心吊胆，霎那间，似乎万劫都过，美梦成真，宝煦心情激动难以描述。
不成想，磨难却似乎刚刚开头。过了阴阳界，就是界首市。四人四处打听，想找一个接待沦陷区来人的单位。找了四天，却一无消息，而四人已经囊空如洗。正在为难，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到店里找到他们，自称是西安市“抗战干部训练团”[1]界首办事处主任王子英，他动员四人参加“战干团”，到西安入团学习，毕业后分发做抗日工作。
怎么办呢？这个人看起来不大可靠，而且，本是南下，现在要西行了，本来应是想继续求学的吧，现在也变了。但事实上，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这似乎是唯一的一条生路了。没有钱，衣食无着，别的更无从谈起。
那就走。搬到王子英的办事处住了两天，得到一块“西安战干团团员”的布制标志，王让他们缝在衣服上，说：“你们从今天起就是公家人了。”第三天，王打发他们上路（同行者还有早几天加入“战干团”的一起过封锁线的林氏夫妇和那个单身男人），让他们步行800里到洛阳，指定了到洛阳后的住处。他们每人领到每天两斤的馍钱：馍钱按官价每斤四元六角发给，虽然他们在市场上只能买到单价十元左右的馍；给8天，虽然他们谁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日行百里，8天赶到洛阳。
他们顶风冒雪，忍饥挨饿，从1月31日走到2月12日，整整13天，到达洛阳。在途中度过了春节。那是在河南偃城（应为郾城，徐按），他们睡在一家小旅馆的楼板上，楼下店家做佛事，木鱼铙钹齐鸣，阿弥陀佛不断，从楼板缝中往下瞧，但见香烟缭绕，别的什么也看不清。一开始，他们学着楼下的人念佛：“弥陀佛！弥陀佛，扛枪过漯河！……”随后，万感交集，谁也不吭声了，也睡不着。想前方的路坎坷，想家。“家，当真是太遥远了。灯下白发老人，也许正在为游子伤心落泪。”
家乡，
多少次用温情的手，牵扯游子的心；
待到晨风吹冷昨夜梦，
（梦里有母亲的慰抚。）
泪珠，笑语也随之
冻结在枕上了。
尽管是
风的日子，
雨的日子，
冰雹的日子，
风雨冰雹锁不住行脚。
外面招展着，
辽阔而迢遥的途程啊！
宝煦一行到达洛阳的当天，王子英从界首坐汽车赶到，让他们次日即乘火车到西安。他们挤上连车顶都站满了人的“难民车”，黑暗中犯险通过已被日军占领的潼关，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在晨曦中走进西安城。战干团设在西安大南门外，在这里，宝煦邂逅了他的一位小学同学，听他说入战干团是个大失策，而教官训话又给他们留下恶劣的印象，所以决定在正式编队前“开小差”。宝煦告诉自己：“飞吧！飞吧！要找一个适宜自己栖止的所在。否则，永远飞，永不停步！”
到第七天，四人开小差离开了战干团。宝煦偶尔得知另一个同学在西安的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落脚，便投奔而去，在那里，又遇到另外几个熟人和竞存中学的体育老师赵瑞林。这个“军人服务部”，由基督教青年会招致一些沦陷区来的有文艺和体育特长的青年学生组成，其组织领导有国民党政工人员参与，主要工作是不时到附近部队为战士演出及陪战士打球玩牌。赵瑞林老师给几人分别做了安排，宝煦被公认为“读书胚子”，赵老师设法凑了笔钱，介绍他去位于“陕北城固”的西北工学院深造。[2]宝煦和纪东及原在军人服务社工作的同学高贤一道，乘火车到宝鸡，他们计划由宝鸡攺乘长途汽车到四川广元，在那里分手，宝煦转车赴城固，纪高二人则准备从广元到成都。
在宝鸡滞留两天后，3月6日，三人登上了开往四川广元的长途汽车，路上却听同车的学生说西北工学院不怎么样，并说后方真正好的学校，都在大西南，四川、云南。这个消息让宝煦怦然心动，他决定不去城固，到成都去。几天后，长途汽车到达成都。三人在高贤四哥高礼家中住了十多天，然后宝煦纪东到高礼的工厂打工，布置厂房和教小徒工识字。不多日，工厂倒闭，纪东考入航校到昆明集训，宝煦则通过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一份家庭老师的沉闷工作，搬到成都郊区，这一天是5月15日。他一边做家教，一边卖画攒钱，做着去重庆的准备。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而且，暑期临近，要考大学，当然得到重庆去。6月18日，他离开东家，到外东门车站等车，准备做“黄鱼”到重庆。这一等就是两天，一直到20日，才搭上了一辆去重庆的棉纱包车。第三天午后，汽车到达重庆市。正在码头上走投无路间，突然迎面碰上北平的那个“小贾”。原来他姓田，此时在国民党宣传机构“中央文化驿站”工作。他邀宝煦先到他的宿舍住几天。这一住，就住到了8月18日。
暑期大学招考，宝煦出师不利，却意外遇到许多北平时的老同学，“旧友见面，令人狂喜无比”。与家人的通信联系也已经建立，他甚至收到了爱慕他的阿紫姑娘夹在信中的石榴花瓣：
我打开信封，从信笺里掉落
一片片榴花瓣。
当它熠耀枝头，
该是鲜丽的红；
跋涉万里关山，如今凝成忧郁的紫。
他撕毁了这张纸，觉得这些个人的忧伤与太息，与“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时代氛围很不合拍。
8月7日，宝煦偕一同学外出游玩，在玩跳伞时伤了脚。脚伤痊愈后，经人介绍到重庆大坪196师的一个营部去当中士秘书，用漂亮的仿宋体抄写“军人守则”。军人待他很好，他却厌倦这里的生活，难不成“有馍吃处且勾留”么？那又何必历尽千辛万苦南行呢？他感到“心情像菊花茶一样苦涩”。7天后，借口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宝煦告别了军营。这之前，他确实参加了一次教育部的“保送考试”：凡沦陷区来的有学生证的大学生均可参加，通过后，可以保送到申请的学校。宝煦申请了昆明的西南联大。
虽然感觉不错，但当时宝煦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离开军营，到哪里去呢？他想起前段时间曾经碰面的同学天岳住在“战区学生招待所”，说过必要时可去那里，便投奔而去。“战区学生招待所”就是为宝煦这样的流亡学生而设，然而却成为私人的敛财工具。几经周折，刚成为寄宿生，他却突然病倒，而且病势沉重，高烧昏迷。深夜醒来，不禁万念俱灰，甚至想到了“死”。昏迷一周，到9月初，才渐渐恢复过来。
这时，传来了“保送考试”通过的好消息，宝煦被保送去西南联大。“招待所”的同学中有不少人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大家欢声笑语，快乐非常”。但昆明路途遥远，没有路费，怎么办呢？宝煦找了一个同学的哥哥刘文英大哥，刘让他住下来再设法。宝煦曾到教育部争取过，却负气而归；也曾听说只要加入三青团，不但路费有着，入学后还有津贴，但他又“不肯出卖自己”。那就只好再等，而大学已经开学，宝煦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一直到10月中旬，刘文英托人找到一个年轻军官，那个军官找到他认识的一个中央信托局的运输车司机，说好让他免费将宝煦带到昆明。10月15日，宝煦告别滞留了三个月的山城重庆，坐上了继续南行的卡车。一路抛锚，一路忍受司机的冷面孔和冷言语（即使是像“中央信托局”这样的国营单位的卡车司机，私搭旅客（“黄鱼”）牟利也是公开的秘密，这个司机就因少带一条“黄鱼”而受“损失”），10月31日傍晚，终于到达昆明！而学校已于10月1日开学，难以再注册。同学们热心帮忙疏通，宝煦更是向坐镇联大的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慷慨陈词。梅校长同意注册，但第一年限选22学分，这意味着四年的大学生活将变成五年。
然而，不管怎么说，奔波数千里、耗时近一年的“南行”终于结束了，就像一滴水，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之后，终于归入了大海。
(
这就是神圣的抗战么
离别北平时，宝煦的心情是伤感而紧张的，然而，更多的是向往和期盼。
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
这世上再没有吸引我的花朵。
然而，却慢慢地变成了失望和愤怒。即使在50多年后所写的回忆中，读者仍能感受到挥之不去的灰暗与忧郁。
或许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身体上的劳累痛苦与不适，二是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而后一方面，无疑是关键所在。
宝煦虽生长于寒门，父亲甚至筹不到他的学杂费，但温饱尚没有问题，他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甚至正式拜师学过南派山水画。乡村的贫困实在不是他能够想象。如果说，在贴着“喜今夕三星在户，卜他年五世其昌”喜联的亳州四壁如洗的“洞房”里，他们的感受还很肤浅的话，到了界首，就已经十分“切身”了。出发的那天早上，用“战干团”给的钱买了块白薯，刚咬了一口，突然从身后伸出一只手来，夺了就跑。马上去追，“抢劫犯”却停住不跑了：他往白薯上吐了两口唾沫。身边就有交通警站着，跑去告状，问道：“他抢你别的东西没有？只是抢吃的我们不管，因为他饿！”从此宝煦他们买吃的东西，都是集体买来，由宝煦抱在胸前走，称为“护馍大使”，孔武有力的纪东和振英分列两旁，称为“左、右护卫”，若花则在前面带路，号称“先锋”。晚上宿于村边的小店，名曰“饭店”，即前面卖饭，后面有两三间草房，没有窗，没有床，也没有铺盖，只有一堆干草，人走进去，直接钻进草堆里睡觉。
还有身体上的痛楚。步行前往洛阳的第一天，雨雪交加，寒冷非常，虽只走了50余里，已经衣衫尽湿，双脚起泡。晚上烧热水烫过脚，感到很舒服，第二天一下地，疼得站都站不住，“开始时就像鸭子跳舞，狼狈不堪”。就这样磨了破，破了磨，一路前行。
但身体上的痛苦他们毕竟是有心理准备的，年轻的躯体也能够承受这样的磨难，他们是为神圣的抗战而来的，他们是为了不当亡国奴才逃出来的，这一切都不算什么。然而，后方的混乱和公职人员的腐败及素质低下却给了宝煦们沉重的打击。
在这里可以先呼应一下张振鹍先生的答复。对宝煦来说也一样，离开北平时，南下到国统区是他唯一的选择，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他在文中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的二十多年战斗历程，可惜我们在沦陷区敌伪统治下的青年人竟然毫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日本人侵略中国，国民党在南方抗战，因此才一团热心奔向南方。”
在南行途中，他有两次可能的机会接触到“北方”。一次在洛阳。八路军在洛阳设有办事处，从沦陷区逃出的青年，有不少从洛阳转到解放区。当宝煦他们好不容易走到洛阳后，正想停留几天游览名胜，却不料王子英当天赶到，让他们次日即赴西安。他们当时只是觉得有些郁闷，事后才知道是为了防止他们与八路军接触，因此不让他们在洛阳多耽搁。[3]
第二次是赵瑞林老师安排宝煦到城固的西北工学院上学，那个地方，宝煦在路上听说是与陕北解放区争夺青年的地方，学生吃得好，“整天吃宴席”，然而学校办得不好，也没有什么有名气的教授。这未必是实情，但在当时的宝煦，几千里路跑出来当然不是为了吃好喝好，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去城固的计划。
如果到解放区，宝煦会经历怎样的命运，当然不可预卜，但他的回忆肯定会是另外一个版本。然而不管怎么说，宝煦来到了国统区。
国民党对于沦陷区流亡人口（其中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接应和安置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应当说，这样的工作还算比较普遍和深入，宝煦他们的流亡经历中，到处看得见相应机构和人员的影子。在北平安排他们南行的“小贾”，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的周到与细密，可见于《南行记》的字里行间。更让宝煦难忘的是，当他在重庆投靠无门时，“小贾”给他提供了近两个月的住宿，而且体贴周到。他“文质彬彬，说话轻言细语，热情周到。给人感觉，像是一个大哥哥。”宝煦养伤期间，“小贾”不仅给他送饭，还扶他拄着两根手杖走下79级台阶到山下上厕所。到亳州，有大车店掌柜接应；到界首，西安“战干团”办事处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到洛阳，有约定的住处；到西安，不仅有政府训练战时工作人员的“战干团”，连基督教青年会也被政府利用为抗战组织；到重庆，有“战区学生招待所”。流亡学生还有机会考军校、考大学，落榜者尚且有参加“保送考试”的幸运。这一切，在战乱年代，是多么的珍贵！
然而，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素质普遍低下，更令宝煦们不能忍受的是，腐败已经像毒瘤滋长，而且时见溃疡。
事实上，给他们的第一个冲击来自抗战军人。过“阴阳界”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几个守在一个“牌坊”下的“国军”，一路飞奔，一下子抓住几位国军的手，无语凝噎。然而，
抓住的是几双瘦弱的、干瘪的而并非粗壮有力的手。面对着的是几张毫无表情的带有菜色的面孔。脸上看不出一丝亲切和半点热情。眼睛里流露着懒散的无可奈何的神色。也许因为军衣太旧了，所以穿得随随便便，纽扣也不扣整齐。
要检查行李。我打开柳条包，里面是几件旧衣服，还有在工学院用的两件绘图仪器，几本破书。此外，一无所有。再有，就是临走前同学给我的两块香皂。
柳条包打开了，似乎使检查人十分失望。衣物实在不成样子，连袜子都是穿过很久又洗干净了的旧袜。但是两块香皂还不错。检查人拿起来嗅了嗅，那张无表情的脸上突然露出笑容，轻声说：“这个给我吧！”
我大吃一惊！当然不是吝惜这两块香皂。我虽是穷学生，也还不至于那么小气，两块香皂算什么？只是我一路经过日本人检查行李，又经过汪精卫的伪军检查行李，他们都不在我的行李中找便宜。而为什么在我心目中如此神圣的“国军”，却是如此表现呢？
当下我本能的笑了笑说：“好吧！”对方赶紧把香皂揣在怀中。
瘦弱而毫无军纪的国军，虽完全出乎宝煦的意外，但一个知识青年的理智和宽容却让他只把这件事看作“在火热的心中吹进一丝凉意，在晴朗的天空中投下一片阴影”，他实在太兴奋，太高兴，太充满希望了，以至于连这一丝阴影，也很快淡化了。
但政工人员的普遍的素质低下却使他们逐渐不能再乐观。
“战干团”界首办事处主任王子英，在宝煦等人的眼中是这样一个形象：能说善道，世故圆滑，给人以不可靠的感觉。他动员他们的说辞是：抗战千载难逢，眼前即将胜利，此时不参加，悔之晚矣。这话令人反感，宝煦他们认为是对神圣抗战的亵渎，也是对他们纯洁爱国心的亵渎。显然，专做“动员”工作的他毫无动员能力，如果不是衣食无着，他们不会跟他走。临出发领馍钱时，“团员”们说发给他们的钱按每斤四元六角的“官价”算，但街上的馍都是十元左右一斤，王子英竟然指着缝在他们身上的“战干团”标志说：“你们有这块标志，就是公家人。谁若不肯按官价卖馍给你们，你们就该揍他。”到达西安战干团的次日凌晨，教官给他们训话。先指着他们说：“你们先给我站个圆周率！”他们面面相觑，不明所以。教官见他们不动，就动手去拉，把他们拉成一个半圆形，然后说：“你们这里头听说还有大学生，怎么连圆周率都不懂？”训话当中，说到“战干团”条件如何好：“你们吃的菠菜汤，据专家分析，里面有100%的铁。铁对人身体可是好东西！”这种相声一样的语言，竟然出自一位战时干部训练团的教官之口，不能不让宝煦他们感到极大的屈辱。
如果说以上事实还可以用“素质低下”概括的话，到“陪都”之后，宝煦就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腐败了。
事实上，国民党的体制性腐败在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的抗战时期已经初露端倪，波及面极大的“倒孔（祥熙）运动”在此时也已经发生，只是流亡学生无缘目击发生在上层的大腐败，而亲身经历的“小腐败”对于一个热血青年的杀伤力更大。
宝煦在重庆“战区学生招待所”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他到办公室报到时，办事人员冰冷着面孔说“人住满了，不接收了”，可他明明已经在一张空床上放下了行李。宝煦的同学当即质问：“怎么住满了？你们规定多少名额？”宝煦则开始诉说自己的困难。正纷乱间，招待所所长从里屋走出来，边走边嚷：“吵什么？吵什么？不收就是不收！”周围同学七嘴八舌地说：“你们不收人，吃空额！”“你们克扣我们的伙食，坑害流亡学生，你们黑了心！”所长恼羞成怒，骂道：“老子就黑了心，你龟儿子敢怎样？”骂完，扭身回屋，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宝煦还听说，开始说不收的年轻人是所长的小舅子，所长太太是会计，所长妹妹管伙食，这个流亡学生招待所就是他们的“家天下”。
在刘文英大哥处等待到昆明的机会时，宝煦听说有个学生与他一样考试后保送西南联大，已经从教育部申请到去昆明的路费，这给了他很大的希望。他马上赶到青木关的教育部。他到教育部机关时是下午四五点钟，得到的答复是科长回家了，别人作不了主。问明地址，宝煦走了三四里地去家里找科长，科长说天已晚了，明天又是礼拜天，等后天上班研究研究再说吧！只好踏着月色回到教育部，在传达室的大桌子上过了一夜，又捱过了第二天，第三天，星期一一早，好不容易等科长上了班，他却不加思索地说：“保送入学，照例不管路费。”这句话把一向温和的宝煦惹火了，他说：“既然不行，前天我去你家，你为什么不痛快告诉我，让我巴巴等到今天？”他倒很坦白，咧嘴一笑说：“那时告诉你不行，你若赖在我家不走怎么办？”宝煦又说某某也保送去西南联大，为什么你们给了他路费？科长听他说出具体人名来，翻看了一下本子，抬头道：“他呀，他是特殊情况，你能和他相比么？”气得宝煦声色俱厉地指着他背诵了一遍刚看过的曹禺新剧本《正在想》中丁大夫痛斥腐化官僚的台词。
宝煦和他的同学们在漫漫南行途中一次次地自问并互问：“这就是神圣的抗战么？”“这就是抗战的政府么？”“这就是我们苦苦寻求的‘中国’吗？”
抗战的热情，在南行的长途中慢慢地消磨。
这样的经历，对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对于他们在历史紧要关头的选择，对于他们一生的行为处事，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人有很多。
从赵宝煦先生的《南行记》中，我们还可以读出以下信息：第一，抗日战争时期，从沦陷区流亡到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为数众多，赵先生南行途中，到处遇到同学朋友，对于一个交往圈子并不大的大一学生而言，路上熟人众多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二，南行途中，虽有政府机构安抚流亡，但人员素质低下，基层与上层同时腐败，赵先生他们所依靠的，主要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昔日的同学老师以及他们的亲友，还有偶遇的乡亲（赴昆明途中，曾得到一位宁波籍商人的大力帮助，对方认他为“同乡”，因赵先生祖籍绍兴），充分展示了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特性。
2008年1月30日，京北龙城花园
[1] “战干团”的全称应是“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中央创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共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自任团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团长，而由教育长实际负责。第一团创办于武昌，后迁四川綦江，教育长桂永清；第二团设山西，实际未成立，而由阎锡山另办了一个集训团；第三团设江西雩都，教育长唐冠英；第四团设西安，教育长先后为胡宗南、蒋坚忍。第一团显然比较正规，学员绝大多数是招考而来的男女知识青年和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第二期以后不招女生)。体格检查比较严格，笔试只考国文和常识两门，凡具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即可录取，因此，考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大学生、留学生也有初中毕业生。当第一、二期驻在武昌左、右旗训练时，男女学生数千人，无不服装整齐，精神饱满，讲礼貌、守规矩、军风纪很好，为人们所称道。陈诚甚至说过“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干团”的话。但设在西安的第四团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2]当时该校的名称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城固在汉中，属于陕南而非陕北。这个学校的来历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教育部令天津的北洋大学、北平的北平大学和师范大学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此年冬，山西省风陵渡失守，危及西安，当局为了学校安全起见，力劝学校南迁。1938年1月临大决定迁陕南，2月临大学生结队徒步由西安经宝鸡南下，教职工自己组织车辆也结队随往。到陕南后，由于房子不敷，各学院分散上课，其中工学院设在城固县古路坝。1938年4月该校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教育部令西北联合大学所属各院分别成立独立院校，在陕南的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工学院，在甘肃天水的焦作工学院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工学院，校址仍在城固县的古路坝。1938年10月，西北工学院在古路坝开学，秩序井然。但不久，组成各校即发生冲突和分裂。“西北联大”的失败与“西南联大”的成功同样引人注目。
[3] 国共两党争夺青年的现象在抗战初期就存在。吴江先生赴延安在1938年初，他们在西安“八办”组队（共40余人），并携带正式通行证抵达离西安几十里的咸阳，却被国民党军警强行扣留，关入咸阳警察局的一个大院，其目的即在于动员被扣者转到国民党的军队或者学校去。他们被扣时，前面已经发生过两三次类似事件。西安“八办”几次派人携公函交涉，均无效；加上以前的被扣人员共60多人中没有一个公开表示愿意离队。相持约一个月后，他们被暴力装上汽车，劫持到西安的“战干团”（无疑就是后来宝煦勾留过的那个地方）。据吴老言，战干团设于原东北大学校址，而“所幸东北大学校址宽敞，在那里受训的也都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青年，彼此无区别。他们晚饭后常男女一起散步，而且尽往僻静处转。我们也学他们的样，若无其事地到院中散步。就这样，我们乘机集合七八个人，于当夜散步到一个僻静处越墙跳出，由那位西安人领路，不费周折就回到城内八路军办事处。”而第二天一早，还有十几个人从大门口大模大样地出门“散步”，一直“散步到了”“八办”。这次他们直接穿上八路军军服，还佩带了臂章，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咸阳。但是，同行的大多数人留在了战干团，包括他从家乡带出来的一个青年。见《政治沧桑六十年·延安行》，第2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