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迄今为止，张学良就西安事变所做的最为完整的回忆材料，仍旧是1964年7月《希望》杂志在台湾刊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该材料当初刊布后，很快即被国民党当局收回，故外界知道的人很少。只是当1968年香港的《明报》月刊据以再度公之于海外以来，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显然，几乎所有关心张学良生平和西安事变史实的人都读过或利用过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材料。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并没有人知道张学良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委，更没有人读到过这一文献的全本。这种情况不免使它的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此后30多年间，细心的读者只是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一书中印证了此一文献的真实性，并发现了一两段已经公开的摘要中所没有的文字，除此之外仍无所获。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的学者议论到这一回忆材料时，不免多有保留，称其虽“非全然伪造”，“从文字和内容上看，显然经过删节甚或改动。”
进入到20年世纪末的1999年，我们终于可以一睹此文献之全貌了。首先，张之宇在台湾《历史》月刊1999年1月号上具体说明了张学良此文写作之经过，并披露了张最初写给蒋中正这一长函开头部分的文字。郭冠英亦在香港《明报》月刊当年第十二期，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撰文披露了前遭删节的重点。两文均具体说明，张文乃应蒋介石要求所作，虽有检讨反省之意，但最初并不为蒋满意，且并无标题，仅以长函方式复呈。随后，台湾国史馆张鸿铭先生根据《蒋经国总统档案》第0904号档所存，已删去信函内容，成为“反省录”形式的此一材料，全文披露于《国史馆馆刊》第26期（1999年6月）上。我们因此进一步了解到，此一文字几经修改后，在蒋经国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时已有定稿，且已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由此亦可断定，当年在《希望》杂志，以及多年后在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上所发表者，均是蒋氏父子依据此稿请人进一步修改后，提供给军内及党内高层传阅的文字。惟当时正值强调「反共复国」之期，其删改难免具有颇多政治因素考量的背景，标题之所以改为《西安事变忏悔录》，想亦为此。
比较已经公开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这篇文字至少应当有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张根据蒋意起草并以函件形式上呈，即经张之宇、郭冠英部分披露者；第二个版本是经过初步修改，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个人档案所发表者；第三个版本是台湾官方进一步修改后在军队将领内部传阅，即60年代《希望》杂志发表，而为世人所熟悉者；第四个版本则是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根据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上蒋经国请人在《希望》稿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单行本，利用《革命文献》加以刊布者。根据张之宇的看法，第一个版本与第二个版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第二个版本和第三、四个版本之间，却仍有较多删改，因此内容上的差别相当明显。故此，笔者特将上述几个版本略加整合，以供比较，并简略地贡献一些个人的分析和看法。
惟须说明者：（一）原已发表者（即上述第三个版本）共为27款，下文皆照原有序号标注，凡序号颠倒或内置者，显示发表时曾经改动；（二）凡上述第三版本者均列为楷体；张之宇、郭冠英披露之信函部分列为仿宋体；其它当年删去而未发表者列为黑体；〖〗中字为前发表时被改正者；【】中字为前发表时另加者。）
（二）
以下为张文。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的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系恼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 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 钧座之参考，下垂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人之昭介（原文如此）。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 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
一、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系援字之误，笔者注－原注）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系露字之误，笔者注－原注），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四、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
（1）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薰陶，如今思来，恐受西方之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存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
（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
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25）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难忘者也：（1）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方。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2）某日同车，蒋公规戒良勿再事荒嬉。（3）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过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出此。
（6）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
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北之后，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想在短期间，可将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9）陕北剿匪失利，良在南京立即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次则一百0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皎皎（佼佼）者。何则严正纯洁，牛则廉明忠厚，现在东北军人，想皆能道及。而一百十师，为东北军之劲旅，纪律修明，陕人对东北军本有烦言，惟对一百十师则称道之。迨何师长死事，陕人多为叹息。今在台之陕省人士，或于右任先生，当能作公道论断。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
（10）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因“死路”一说，迩后有名为“活路”鼓动之刊物），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
良对共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昔年在北平时，曾奉命捕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14]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诚，其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家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也。
（11）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必须由〖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8）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患得患失，逄君之流亚，安能望其赞襄大业。（六）汪兆铭被刺时之怪现象，事后众语纷纭。（七）在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八）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12）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系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令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因此使良认为中央对共匪有可容纳之意。此时进剿前线，发生变化－共匪改换[16]作风。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
（13）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14）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
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即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之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延安会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15）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限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10） 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
（16）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
（17）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所虑者，惟恐蒋公不加允纳，遂思待机，向蒋向委婉相陈，此种停止剿匪共同抗日等计划，曾向阎百川、张季鸾先生等征询意见，得彼等同情赞许，越增良之信心。所以屡至南京、洛阳以待良机。
（7）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蒋公问，有什么办法吗？本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蒋公嘱良同参典礼，良因未著军服，未果。当日夜间，再至孔宅晚餐，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训话后，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良彼时又生一幻想，决意求去，然而又恐东北人士责难，假如蒋公能派良出国，脱此苦海，暂避一时，曾向蒋公请求，派良赴英为贺使，正使已内定，求其次亦未允准。惜当时蒋公未能明了良之隐情也。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蒋公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犯颜相述，惜未尽其词，而车已抵站，迎者至矣。
（18）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19）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1）请求抚恤、补给皆无结果。（2）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良个人者：（1）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话。（2）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有人向良解释，冯曾在华北抗日；良思冯在张家口之事，乃反抗中央，曾令庞炳勋进讨；何言功乎？动心者，非为一勋章（此句为革命文献补充发表者）。认为中央有轻视和奖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3）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之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再三自问，余何点不如冯焕章乎？余诚年幼轻躁，学识浅鲜；但冯玉祥屡抗中央，发动内战。其为人良实有不敢恭维者，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诸如敦促阎百川同中央恢复旧感；不拟调动东北军等等。）。不过归国之后，蒋公骤付重任，对党政军教，乱加参预，嫉恶如仇，妄加批评，时有恶语侵人而不顾。自问一本良心，为国为党，毫无私人利害存在，同志统是为公，自然定能见原余之粗莽，尤念诸民主国政治家之故事；殊不知中国官场，则大谬不然者也。
（20）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1）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2）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感〖念〗。（3）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当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遂其志而已。
（良秉性躁急，又素乏戒惧集养工夫，每从事谈陈，动则欲将心事急于一言尽呈方快。因之冲动不已，言词形容恶劣，则不自知。不但不能下气详为解说，反而言词常变了方向；走出正道之外，反乎初衷。此良生平最大弱点，而今日仍常不能痛改者。）
（21）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假如良仍旧是同何雪竹、张岳军共处，如今思来，恐不致发生该事。）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0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时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同共党勾结之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良向蒋公进言，以期早已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22）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23）【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发〖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秦邦宪），另一人则记忆不清矣。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22）【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张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周本人属之。共产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爱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24）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再三追想，何当时执迷不返？【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为何中日战事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着重声明，非有丝毫委罪于天之意，因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个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22）当事变之后，良曾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同人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讲演，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26）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向，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蒋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辩。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迨良随从蒋公飞抵洛阳，下机时，天色已垂暮，蒋公同欢迎者第一句话问：“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的照拂他。”这是何等慈祥爱护精神之流露，良在当时，难过的几乎在人前落下泪来。今日追忆这些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于脑海，心中十分酸楚，真是不愿往下再写了。
（27）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1）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只用自身过去之经历为演绎，（如于学忠原系对敌，可为忠实之部属；宋哲元、傅作义可作好友，良同国民革命军曾对抗，一旦而为蒋公之部下等等。）殊不知，前提已错比，而推断自然大错而特错矣。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能安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技俩乎？所以，敌对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这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须使大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
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柄不入，不起重大之作用也。
(
（三）
从以上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对张氏原文的删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文字上为行文或逻辑着想；二是事涉其他仍在位之重要人物避免负面影响；三是涉嫌过事张扬自己容易引人同情之处；四是基于政治考量纯为宣传效果者。以下就此四个方面删改之必要与意义，略作一些分析。
第一，就文字方面的修改而言，原文确有个别用词或语句不通者。如第十一款中「去北满，必须由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将「由俄」改「经俄，」同时删去「两项原因」，加一「故」字，全句变为「去北满，必须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确较原文为通顺。但此种文字加工数量不很大，且个别语句的变动也有令人不解的地方。如第二十二款最后一句中有「除非其别有用心，当皆可能实证」，与原文「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相比，原文中「证实」一词显然比修改后的「实证」一词更为贴切。同样，在文字变动上最多的段落调整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由上列内容可以看出，早先提供内部传阅之二十七款，较原文变动颇大。像第七、八款原本分别在第十一款和第十七款之后，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款也被全部打乱重排，第二十五款原本在第五款后，却被后提二十款之多。而这些变动无论就逻辑，还是就行文，似乎都无必要。如早先公开之第七款，原文中是在第十五、十六、十七款之后，时间上有因果之联系。因为十五、十六、十七款谈的是张氏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周慨然承允张所提十项条件，因此才有产生第七款张解释说他此后几度试图向蒋公陈述自己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后者已有投诚之意，却均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而段落变动后，这一款内容被提前到第六款之后，而第六款说的还是张刚刚奉调陕甘，尚未开始剿共时的情形。其这时与共产党尚无任何关系，突然接入第七款内容，无论时间上还是逻辑上都明显欠妥。
第二，就事涉敏感人物的修改而言，应当说并不太多。这是因为文中提及人物不并很多，且部分人物或无可回避，或已被判定为反动，因此，所删者不外是张提到何雪竹（成浚）、张岳军（群）、曾养甫、蒋廷黻、阎锡山、张季鸾、于学忠、宋哲元、傅作义等人名字的地方。惟此种删节，个别地方确实存在改变原意之处。最引人注目者如第八款中谈及曾养甫、蒋廷黻等人之处，一经修改，几乎面目全非，明显地可能扭曲作者原意。原句为「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修改后则变成「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其中之问题。
第三，就涉嫌过事张扬自己之处，内部传阅稿中删削甚多。如张原文中强调自己「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至歧异方向也。」此种说法似有过事夸耀自己之嫌，且将西安事变之发生与此相联系，似为当局所忌。又如，反复强调自己如何忍辱负重，称「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此种表白，亦很难视同自省之词，且容易引起同情之效果，故亦不能保留。再如，张原文中说明自己当年倍受各方重视、僚属爱戴，却甘愿服从于蒋公之情形，亦涉此嫌。原文称「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另如太多强调公忠之心不得理解，致冤屈难伸之处，即所谓「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对事变之发生，总认为并非纯系个人之力所造成，有所谓「再三追想，何当时执迷不返？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为何中日战争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凡此种种，无疑也与当局所希望于张氏「反省」或「忏悔」者间有距离，对激励当时岛内将领反共意志及提高防共统战之警觉不利，故亦在删削之列。自然，原文中那种太过张扬蒋氏对张之「宠顾」的文字，也有多处删节，其用意自不难明了。
第四，蒋要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情况之时，正值其全面反省前此失败，总结教训之际。由此而重视张此一文字的政治宣传作用，实属必然。实际上，蒋要张写回忆之时，恰值蒋在不分日夜赶写修订《苏俄在中国》一书之际。从该书过程稿中可以看出，蒋十一月的修改稿对西安事变一段写得十分简略，十二月的修改稿中即大段增加了有关张学良回忆的内容。这表明，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命张就西安事变写出书面回忆，确与其要充实这一方面内容的需要有关。故十二月得到张的回忆之后，蒋马上就将张回忆中有关的内容补充到自己的书稿中去了。可见蒋对张回忆的内容十分重视。其随后印成内部本提供给众将领传阅，以后蒋经国将其印成小册子在中央全会中传阅，意皆在此。
据郭冠英引述承命转知张写此文的特务队长刘乙光独生子的回忆说：张「第一次写了蒋总统看了很不高兴，对我父亲说：『他还不悔过？他是国家的罪人，国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又把报告退回来重写了一次。」联系到蒋当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目的性，以及张学良对西安事变意义及自身作用的理解程度，张第一次成稿后受蒋责备，确有可能。毕竟以张政治之教育及训练、觉悟之程度，他确实未必能一次写出符合蒋要求的内容。即使再度重写之后的内容，也注定难免会与蒋之要求仍有距离。故从政治层面对张文有所把关和修改，然后再拿来教育党政军高层干部，仍为必然之举。
传阅稿中此种修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宣传角度统一口径，规范文字；一类严格削删张对中共人物表示赞佩，或可能引起类似误解的用语。前者如第十八款中「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修改后变为「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叶带来毛泽东之约书，表示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改为「军队则听受指挥」，等。此种修改虽为个别文字，但在在显示当局必欲坚持正统之观念。传阅稿中将张自称在延安会谈中所提十条件中「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一条删去，其用意亦在于此。因此十条所称共党武装接受点编，取消红军名称，停止反对政府，同国军待遇，准备抗日等等，中共当年都曾赞同并接受。惟后来造成两党冲突之关键，乃在共产党仍旧拥有自己的武装，只同意接受指导，并未如蒋当年所期望者，真正接受指挥，更不曾为国民政府所「收编」。「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一句，明显地认同中共在抗战中可以保有自己的武装，这就如同「军队则听受指导」一句中「指导」一词不合要求一样，自然需要有所修改。同这一类文字相比，后一类文字更足以显示张政治上之幼稚。如张一面大谈中共统战及宣传「技俩」，一面却津津乐道于早年奉命捕到
「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才，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其言词中对共产党人「其热诚，其魄力」之钦羡，跃然纸上。尤其是在谈到与李克农、周恩来会谈的情形后，更是突出强调中共干部之胆识才干，称自己「先震于李、周之胆装，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如此之类，自然也是非削删不可的。
依据对上述不同版本的回忆材料之对比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即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确曾受到相当程度的删改，有些修改对其原意也确有某种损害，但也仅此而已，与所谓「伪造」无涉。严格地说，虽然经过删改，其基本内容以及张当时对此一事变发生经过和原因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而受到扭曲。故新的全本的出现，不会根本改变以往《西安事变忏悔录》所留给我们的印象和看法。
（四）
对于张学良此一回忆材料之真伪，早已不复有争议。惟其是否由衷之言，是否经过删改，一向争论较多。蒋经国档案中存稿刊布，经与前已公开之内部传阅稿相互对照，其是否因为受到删改而遭全面扭曲，相信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视为张的由衷之言？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张作此文，是否会有太多违心之论？
关于张在1956年11月应蒋之要求所写的这一回忆可信与否的问题，显然需要从事实与情感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就事实而言，张所言经过至少就他自己的记忆应当说大体属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张学良这一回忆材料与其获得自由后有关的谈话材料加以映证即可得出大致的印象。惟个人的记忆与历史事实本身难免会有许多出入，何况张学良为蒋写回忆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二十年之久，九十年代再度回忆时更远离当年达半世纪还多。因此，就事变形成及其发生的经过，许多具体的情况，其回忆与事实本身存在较多的出入，当不可免。过分相信其回忆，以为只有张的回忆才可信，此种态度自不可取。再加上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内幕，如事变期间蒋、周会面时所谈为何，张也未有丝毫的透露。故在事实方面，张的回忆远不如许多依据档案材料深入研究的著作可资借鉴，其史料价值相信已不甚重要。
就张此一回忆材料而发生的争论或疑问，也许更多地还是在其情感认识的层面上。确切地说，即是在仍旧遭受软禁，没有人身及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张应蒋要求所做的这种回忆，是否可能如实表达其对自己当年所作所为，以及对中共当年作用的真实认识？有关这一点，也许张获释后就此所做的一段说明较能反映他内心深入的想法。他说：对于西安事变，「蒋介石与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着（应为如－引者注）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不能只说好的」一句，清楚地反映出他当年在写此回忆时确实心存某些困惑。
张在此所说的「写出了大纲」，当是指蒋要张写的这个回忆材料。就此文字的初稿而言，应该肯定张确实是想好的、坏的都要如实写的。惟当时的条件局限性之大，张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表达看法，亦不难想象。而更重要的是，以当时岛内的情势和蒋对总结前此失败教训，以便找到反共复国方法之执着，张的这个回忆不免也会被要求以此为目的，如此要想兼顾事实之叙述和个人理性之总结，自然相当困难。张力图多少说得全面一些，好的、坏的都要提到，实际上处处想为自己暗做辩解，因此第一稿被退回，重写后的文字仍要受到删改，皆难避免。
严格地说，不论蒋如何希望与要求，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后来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写共产党，其内心深处未未必相信共产党起了主要作用。他在文中强调了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强调他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感情；第二是强调他对东北军负有难以解脱的特殊责任及其由此而摆脱不掉的良心谴责；第三是强调国民党勇于内斗怯于外斗，蒋介石及南京中央对他抗日的愿望和内心的苦衷缺乏理解；第四才是说明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宣传与统战对他和东北军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其所谈之多方面原因，却不得不把整篇回忆的将近半数篇幅用来谈论共产党，其作文时心态失衡，因而有「我没法写」之慨叹，可想而知。比较一下张恢复自由后对事变原因的讲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当年动笔之后，为什么会感到极度困惑。因为，在恢复自由后，张虽不止一次地谈论西安事变，却几乎只是突出强调他的民族情感、对东北军的责任和他与蒋在安内攘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共的影响几乎不复有任何具体之谈论。很明显，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他更乐于把西安事变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作为。他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是这场事变的幕后主导，包括他是否真的强烈地怀疑：「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当然，时势与环境之骤变，往往会带给人相当的心理冲击。当年，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岛，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追究历史责任时，都把矛头指向张学良，断定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造成国共命运转折、大陆政权易手的罪魁祸首。面对此种舆论的强大压力和蒋的谴责，张一度被迫扪心自责，曲意邀宠，甚至相信自己罪孽深重，并有所谓「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至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的说法，将事变之发生归因于上天之力，均在所难免。基于此种心态，服从于蒋之要求，在回忆中怨天尤人，努力表白，强调中共作用，提供防范共党技俩之藉鉴，亦为时势与环境所使然。但以张相当特殊的经历、教育背景和草莽性格，其显然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世雄杰，而非历史的罪人。此种心态，不仅在张自由后的言谈话语中经常有所流露，其实细读张上述回忆，应该也不难品味。因此，一旦时过境迁，张之看法和说法必然都会发生改变。
1991年，一位美国记者非常直率地就张发动西安事变一事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当年张学良被押上军事法庭时的态度，就应该可以了解这大概是张内心一贯的想法。当年，张送蒋回京，「负荆请罪」，但却只是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其所谓「主张」是什么？就是「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也即是张再三说明的，他与蒋之间那个「宛若仇雠」的「政见之争」。既然「宛若仇雠」，又是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与否的重大「政见之争」，张坚持其主张不错，绝不后悔，甚至声称如时光倒流也「还是一样那么做」，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对张学良应蒋氏要求所写的上述回忆材料，必须有分析地来了解。因为，其中的说法未必都是反映其内心深处的想法的。就内心深处而言，张对西安事变大概从未真正有所「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