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徐良去云南麻栗坡烈士墓祭奠 战友
一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
20年后，徐良说起自己的“一夜成名”，已是淡定从容。
“我是最早的大学生参军者之一，当时整个师乃至整个军只有我一个是自愿要求入伍的大学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再就是中越交战的1980年代，老山前线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有可能就是我会唱歌，长着一张‘英雄’脸。”说到这，徐良笑了。
上春节联欢晚会，徐良并没觉得什么。有一次，他骑着那辆残疾人摩托路过西单，结果行人纷纷回头：这不是徐良吗！回头一看，自行车都倒了一片。“连公交车上的人都探出了头。”徐良这才意识到，他成了名人。
另一次，徐良打车奔火车站，出租车司机连闯几个红灯，被交警拦下，一问是徐良有急事，警察一路放行。到了火车站，更是让出租车直接开上站台。提起那段“英雄”岁月，徐良很是感慨，“比有特权的人还有特权。”他说了几组数字：负伤后的一年多内，他做了500多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就做过4次，最多时一天4场，每场2个小时；每次从外面做报告回来，都有数个记者在家守候；社会各界写给他的信，加在一起有五六万封，很多到现在也还没打开。
徐良说当年的自己“是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像个小丑”。
“那时候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任何场合我都生怕人们忽视我的存在；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来。如果有年轻人问我的腿怎么啦？一般都回答是车祸撞的。”波折的生活，留给徐良的是什么呢？“20年前，是遗憾、肉麻；10年前，是幼稚、可笑；5年前，很充实；而现在，我成熟了。”吐了一个烟圈，徐良说。
红极一时的徐良很快遇到烦恼。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刊登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文章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但他始终没有改口。文章矛头直逼徐良。
随即，《北京晚报》、《报刊文摘》作了转载，《淄博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一时间，关于“英雄”索取高价出场费的行为是否恰当的讨论铺天盖地。
1988年1月26日，交涉未果后，他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官司一审、二审，最终，徐良胜诉。但是，“影响已难以挽回”。此后，他几乎不再到外地演出。
1997年7月，和几位朋友到娱乐场所吃饭，徐良在外面打电话，“朋友在里面因为小姐问题和人发生了冲突”，行动不便的徐良便“喊来几个朋友”，想让他们带自己离开。不曾想，这几个朋友也参与了打斗，致对方一人死亡。
徐良参与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一篇文章称：徐良在北京某舞厅与他人发生磨擦，导致激烈争吵，后有动手现象。腿有残疾的徐良一看自己打不过对方，遂叫来几个(据说是徐的熟人)，让他们帮助自己。叫来的人于是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将对方打成重伤，被殴者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尽管“自己连骂一句都没有”、法律后来也证明自己没任何过错，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他还是被部队关了一年多禁闭，在此期间，和妻子陈燕协议离婚。
“屋内住了三四个战士，门口几十个士兵轮流看守，不知是怕我逃走还是怕我想不开。”徐良说，那段时间，想死的心都有了，在总政治部拘留所“绝食了六天六夜”。
经此一事，徐良彻底进入“霜冻期”，在公开媒体上销声匿迹。但非议并没有停止。
不知何时，网络上流传一篇署名为“北明”的文章。文章开始称：徐良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全班士兵战死之后，他受到班长的监督，临阵脱逃未遂。当他和班长来到悬崖峭壁时，他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然后逃离战场……班长竟然没死！后来在中越交换战俘时，班长回到了故土……此案得到了公正审理：徐良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
徐良一脸气愤和无奈：“等我见到这个‘北明’，一定要问问他，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何恶毒攻击我，难道就为我唱红了《血染的风采》？”“网上的谣传要真有一丝一毫是真的，我还能是现役副团级军人吗？还能被评为一等功臣， 战友 们还能经常相聚？”徐良说他曾想站出来辟谣，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20年怎么写呢？
被部队关禁闭一年多后，徐良常年呆在北京，中间短暂南下过广东，“呆了大半年，不适应，2001年左右又回到北京”。之后，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帮人开过夜总会，红火一时，但不到两年倒闭了；到房地产公司给朋友帮忙，却又被人“忽悠”了。
现在，朋友搞钼矿生意，徐良帮点忙，刚开始弄，生意做得如何他没有细讲，只是说干好了，想把小儿子移民到加拿大去――1998年和前妻离婚后，2000年徐良又结婚并有了孩子。“不干点别的，活不下去啊。”徐良说。他在北京天通苑小区花1000多元租了间房子，并请了位保姆，“算下来每个月没5000元过不下去”。
“我现在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其中包括全年8900多元的腿钱。参军20多年，住房公积金累积下来也只有8万多，在北京挖个洞都不够！”怕记者不明白“腿钱”的意思，他又特意解释了一下：“就是伤残费，以前每年96元，逐渐涨到目前这个数。”20年过去了，徐良说那条被锯的腿还是有后遗症。“创面留下许多神经瘤，有时候睡着睡着，就突然疼得跳起来。”“我生活不规律，经常成夜成夜不睡觉，都在和朋友聊天，朋友特别多。”怕记者误解，他又补充了一句，“不光是以前的 战友 ，各行各业的都有。”几年前，徐良学会了上网，但也仅限于用QQ聊天、浏览网页，而且“打字速度特别慢，是‘一指禅’功夫”。
5月的北京，天气并不怎么热，发福的徐良没走几步已经汗水淋漓，看得出，他身子很虚。记者想搀扶他一下，被拒绝了。“我自己能行。”语气里似乎有些不悦，“像男人一样活着”是他的常用语。
他是开着一辆POLO过来的，拐杖放在旁边。POLO是为老婆买的，他以前开过一辆听说是朋友送的宝马。
徐良喜欢车是出了名的。“在老山前线临战训练时，就曾偷开军车溜出去，为此，受过警告处分。负伤后，有一次，又驾车从北京开到甘肃酒泉，后来还曾独自把车从广州开到北京。”“有一次，我开着一辆没挂牌的车在西安市溜达，被交警查到了：没挂牌你不知道哇？！我打趣：我不把这个当车，当轮椅了。看我是个残疾人，交警最后没法，只得放了。”提起自己的恶作剧，徐良又坏笑了，有些得意。
采访结束，记者送徐良回家。拐杖不断敲击路面，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声响，5月的北京大街时有美女经过，徐良皱着眉头看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走路。
“你提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想，这20年我干过什么呢？我都担心你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他一脸苦笑，像是问记者，又像是问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