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方面的不断督促以及为此提供的交通设施，在华日本战俘和侨民的遣返工作得到了顺利的开展。总计，到1946年9月20日，日人自中国遣送回国的，共有2711951人，其中军人有1231251人，平民1480700人。
尽管我们说中国战后初期迅速遣返日本在华军民既有蒋介石防共的考量，也有美国政策作用的因素，但毕竟在遣返过程中，中方还是采取了相当宽大的态度，中国方面把在华日军称作“徒手官兵”，允许日本人除了被盖之外，各带行李30公斤，另外侨民可带1000日元，军人可带500日元的现款，连冈村宁次也承认，“与其他从南洋各国返日的人相较，从中国返日者的行李的确太多了”。而且，中国方面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还设法为日本军民返回日本提供交通便利，为了迅速遣返日本在华军民，国民政府方面拨出了80％的船舶（约30万吨）和70％-80％的列车，以致国内的紧急运输活动受到了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方面是如此善待所谓在华日本军民，而同样是在战争结束之际，在日本的中国俘虏和大批的侨民却无人过问。
总之，战后初期中国方面之所以做到迅速遣返在华日本军民，既有蒋介石防共的战略考虑，也事关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势力的既定政策，同时也的确反映了中华民族宽大的民族性格，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仅仅用“以德报怨”来概括是不够全面的。
二日本天皇制的保留与蒋介石的态度没有直接关联
不少人认为战后日本的天皇制之所以能够存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何应钦认为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最根本的原因是得益于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对罗斯福的表态，即“关于日本战后的国体问题，由战后的日本人民，依其自由表明的意志来决定”并“最好不要由会议正式讨论”。何应钦的这种说法奠定了台湾政界和学界的认识基础。在日本的一些亲台人物也多持此观点，前驻台“大使”木村在台北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天皇制度之得以维护，完全是得自蒋总统的荫庇。”台湾学者黄自进先生虽然认为关于天皇制的存废其实最主要的是取决于美国的立场，但他同时也认为，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对天皇制的表态，与后来《波茨坦公告》中将天皇排除在惩罚目标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后者，才使盟军在决定天皇制的存废时有了法理依据。
那么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向罗斯福的表态是否与后来天皇制的保留具有直接的联系呢？我们不妨对此做一简单的回顾。
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在12月2日晚有过一次非正式的意见交流，但美国方面连这次会谈的文件都没有保存。1956年美国国务院为了编印外交政策文件集，不得不向当时台湾“驻美大使”董显光索取中国方面的会谈记录，在此背景下，台湾方面将会谈摘要的英文翻译件交至美方。根据这份材料，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中的确是提到了战后日本天皇制的问题，蒋介石在表态中其实也并没有明确讲要保留天皇制，而是提出该问题将由战后的日本人民自己决定。而且这个表态的内容也并没有列入《开罗宣言》的正式文件，因此蒋介石的表态与后来《波茨坦公告》中有关天皇制的表述之间并没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