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伴随着中国内战的进程，美国已经无法再指望国民党中国作为它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战略基地，因此，在中国以外确立新的战略重心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突出起来。美国要以日本来代替即将垮台的蒋介石政权，把日本作为其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的前哨基地和***堡垒，美国的对日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发生变化的。
由于扶持日本成了美国现时的战略要求，而要日本对已经过去了的战争支付赔偿，必然会削弱日本的经济能力。在追究过去与满足现实需要之间，美国的选择无疑会是后者。因此，美国对日基本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的赔偿问题。先是在1949年5月12日，美国政府决定停止日本的拆迁赔偿，接着，在1950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向远东委员会成员国提出了关于和约的七点原则，要求缔约各方放弃1945年9月2日以前因战争行为而产生的权利要求。到1951年9月，美国一手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旧金山和约》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一方面表示日本应对其战争中引起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则又表示“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因此各受害国除了扣留日本在本国的财产充作赔偿外，只可以要求日本提供劳务性服务（即劳务补偿），作为修复所受损害的费用，除此之外，各盟国及其国民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偿要求。
因为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也没有邀请台湾当局出席旧金山和会，所以旧金山和会后，美国着手策划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所谓双边和约。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于未能参加旧金山和会本来也极为恼怒，认为这使其失去了与其他盟国的平等地位，因此力图想通过与日本缔结双边和约的形式挽回这种局面。
海峡两岸未能统一的现实使日本钻了空子。日本在战后不久就已确立了对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日本统治集团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现实，打出“大陆牌”，多次暗示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约。而实际上，日本自知其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可能不顾美国的利益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日本无疑是通过打这张牌对台湾当局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将来在缔约谈判中对日本做出更大的让步。
尽管日本表示有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只是一种策略，但它还是引起美国的不安，经过杜勒斯的出面协调，1952年1月16日，日本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了“吉田信件”，明确做出了要与台湾当局缔结双边条约的承诺。
“吉田信件”的发表虽然免除了台湾当局的担心，但它却使台湾当局的对日关系置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首先，台湾当局争取到这次与日本进行缔约的权利完全是依仗了美国，这必然使其在缔约谈判中受制于美国的政策，受制于旧金山对日和约的框架，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性；其次，客观上它也助长了日本在缔约谈判中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