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项基础
（1）功能、年代和分布
为了从考古学资料里提出历史，考古学者必须对它进行分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以功能、年代和分布作为分类的基础。换言之，他对每项资料要提出三个问题：“它是作什么用的”？“它是什么时候制作的？”“它是谁制作的？”读者不免会对这个术语的应用表示惊奇，为了帮助了解它们的含义，让我们举一个想象的例子，但这并不是完全想象的，因为迄今为止对史前资料的年代分类基础，在博物馆整理标本还是以它为实际的手段。
假如一个大的博物馆馆长，对于不仅从英国，还包括从欧洲和亚洲甚至澳大利亚各地所搜集来的各种标本，要进行分类陈列，并对其每件附以说明标签。搜集品限于人类类制人和的东西，不仅有实物标本，还包括照片、平面图和绘图；像教堂或城堡，也和烟斗、顶针一样都属于人工品，但却不适于装进陈列柜，博物馆的目的是通过陈列，使今天可以看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即其文化的各个阶段，当然同文化遗物一样，也只能陈列遗迹的一个部分。
（2）年代序列和地域的分类
实际上，博物馆是以能够看得见的具体文化史，来说明文化的发展。因此，馆长有必要把同一时代相同民族使用过的东西，陈列在一起。历史是时间的过程，是诸事件的连续序列。大量的搜集品分散到一系列的展室里，代表每个时期而按年代的顺序来陈列。我们设想馆长很幸运的有摩天大楼来布置真正的“历史之塔”，他可以在各层里陈列每个主要时期。参观者可以从底层的史前，经过罗马时代、盎格鲁撤可逊时代、诺曼王朝、都铎王朝、詹姆士王朝、乔治王朝、维多利亚王朝，一直爬到顶层的新伊丽莎白王朝。
如果搜集品像我们所想象那样广泛，当然需要一系列平行和联系的摩天大楼，也还要包括许多侧厅，同时代的印第安人，更不要说巴布亚人，他们的服装都和英国人不同，尽管那些服装是同时代的，但一般不在一起穿着。同时代的应入同同一层建筑，但应摆进不同展厅或侧厅里。在最底层里也同样可以看到区别，事实上愈向下走，则地域性也就更加显著。幸好我们理想的博物馆像大多数摩天大楼一样，底部要比顶部宽阔得多。
（3）同文化的多样性相对应
顺便说一下，我们注意到在侧厅仅限于地理的划分，因而不能充分判断任何时期即任何层次实际文化的多样性。在一个国家里会有两个或更多的集团，他们的文化是地样的不同，以致被分到不同的展室里去。像英国维多利亚王朝和乔治王朝的吉卜赛人，至少会被分配到不同的陈列柜里。在印度的侧厅里就需要完全分开，如印度教、伊斯兰教和祅教所制造和使用东西有着显著的差别，需要放进不同的陈列室去。至于像托达斯和奥兰多那样的异教徒，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大多数的“文明化”社会，也有理由要求单独的陈列室。幸运地是，馆长把种族的行为作为化石来处理，以同大多数人的行为相比较，因此，只用一个小的房间来展示就足够一。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甚至更多的复杂的社会集团居住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例如石器时代像丹麦那样的小国可分成三种社会集团，它们的行为都被充分化石化，史前学家可以面对三种不同的模式，而适当地陈列在三个柜子里。这些社会集团的的每一个，无论是丹麦史前的三个无名集团，或印度的印度人和托达斯人，还是英国的吉卜寒人，它们都创造各自的文化而予以发展，或者至少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而它们应代表着更多的楼层，事实上，我们理想中的博物馆，并不以展示一般文化的发展为目的。我们所应当展示的是，诸文化的具体发展和不同人类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这是建筑物中所以需要许多 侧厅的原因。许多楼层的每侧厅都组成了一个部门，需要不同的管理人来整理藏品和进行分类。
2、功能的分类
馆长和各部门的管理人员当然要对每件标本附上标签，以告诉参观者它是如何使用的，它是怎样做成的，一句话就是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履行什么样的功能，馆里的职员把标本分类而成群的展出，如个人的装饰品，刮胡用具、运输手段、祭祀用品和建筑、竞赛以及运动场等。每件展品机能的座标应给予适当的编号，在标签上简单它是作什么用的。
（1）从民族学和民俗学上的推论
写标签并不是想像得那么容易，要理解现代和古代生产中无数零件的用法，各种崇拜仪多的象征，制度和住处，或者复杂的流程行竞赛，那就需要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但对于早期的陈列品却成了特殊性的问题，因为远古的考古标本往往是不完全的，其理由在前面已伤叙述过。像古老的锄和矛的木柄很难得到保存，鱼叉仅残存骨制的尖端，石斧至少不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那样，它们的柄当然都已腐朽，很明显在斧身上没有穿孔，不像后来那样可以装柄。实际上这种工具在英国的古代和中世纪推测为雷斧。关于它们的真正用法，只有观察到美洲印第人使用同样的斧头，才会被认识。从丹麦、瑞典远古村落遗址所发现的骨制鱼叉，直到观察它们同今天斯堪的纳维亚渔民所使用的铁制鱼叉非常相似，一般才在标签中标明其为鱼叉。
在最后一章将说明作为考古学记录的残片如何得到确实的复原，如前述的斧和鱼叉两例不能解释功能的考古学资料，可以从民间传说和民族学上得到启发。在欧洲尚没有工业化的偏辟地区，如苏格兰的西岛，芬兰的森林深处和巴尔干谷地，农夫和渔民依然保存了石器时代以来的传统，他们的工具和制品可以同4千年前或者更早的遗物、
遗迹相对比。在北极或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居民仍旧过着像冰河时期的欧洲和北非那样的生活，据所遗存的工具的类似性，现代的原始人可以作为旧石器时代社会的代表。
（2）型式标本的选择取舍
当标本按功能分群时，我们的馆长所感到的困难是，在许多群里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陈列在广阔的“历史之塔”里。他可以忽视每个标本之间的细微差异，来减少群体以使之平衡，一些同样型式的只用一件来陈列，其余的则收藏在库房里。
例如英国的布尔倍汽车公司，从1925年起，每年生产不同引擎号和车型号的五马力汽车1000辆，我们的馆长获得1928年产的40辆，型式分类主要在挡泥板的凹部上，他的目的在于这种凹部和车型号，因而只陈列1辆作为型式的标本，其它的39辆便被淘汰。再者，搜集品中有30件男服，不同处在于尺寸和质料，但裁剪式样却是一致的，只用1件作为型式的代表就足够了。至于妇女的服装就显得更加困难，因为服装设计师的“创造”，很难经得起上述型式处理的检验。但在巴尔干农村有时在整个地区内，除了每件的刺绣花纹以外，全部服装都是一个样式。如果无视刺绣花纹的不同，则斯普利特地区[位于南斯拉夫南部面向亚德里亚海]的服装，可以代表其流行型式。应用前面所讲过的型式概念，按每个功能群归类，使型式的组合不要过于广泛。那么就可以把所选择的典型标本分配给各部门的管理中，它们将被放置到适当的楼层里，每件要附上辅助的索引号码，即其当年座标。
3、年代的分类
每个部门的管理人员道先要根据自己的研究，按年代顺序来分配安置成群的标本。他陈列同时代使用过的东西，例如同1928年型的民主号汽车一起，还陈列有驾驶员的服装，所建筑的或能买到的新房屋的种类，以及为妻子所订制的墓碑等等。在公共马车的周围，管理人员不会集合另外一群不同的衣服、房屋和墓碑；两轮战车的周围则集中了更小的群，同汽车等陈列品很不相像。管理人员设计陈列了英国文化连续变化的一系列景色或生动场面，在每个不同的楼层里都有其代表意义的连续过程，每个景色代表一种场面，而每层楼则形成一个时期的陈列室。
（1）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管理人员可以任意给予时期以适当的标签，如维克多利亚、乔治、都铎、罗马不列颠、新石器时代第二期，对未来的陈列品也将这样做。他的直接目的，不过是用一系列的名称表示它所占的位置，数字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事实上，晚期的标本已经有了年代的数字，如汽车和的墓碑上都载有年代，服装却不一定有。所有的基数表示它在一系列自然数字里所占的相对位置，像1926年晚于1852年。日期表示它在一年里的数字，也就是太阳环绕地球的时间数字。一般是以事件为纪年，例如墓碑的建立可以零年为纪元，来向前或向后计算。在英国的部分，是以“基督的诞生”为纪年，“历史之塔”的其它部分则使用另外的纪年，如以海厄拉或以公元622年穆罕默德由麦加逃亡时算起。
公元前或公元后的年代数字，不仅表示在英国史上的两个事件的相对位置，并且表示在地球上全部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中所占有的位置——在宇宙或关于地球结构中所占有的位置，这种年代被称为绝对年代，而与相对年代相对照。你知道弧光灯早于灯泡（即它们的相对），却不知道它们发明于若干年以前。用专门信语来讲，你只知道两件事物的相对年代，而不知道他们的绝对年代。管理人员在排列该部门的标本顺序，有了相对年代就可以满足了，但是当要决定在博物馆的哪一层楼里装备任何时期的陈列室时，就应该确定其绝对年代。
同时，年代是衡量一件事物的古老尺度，例如汽车的制造年代。管理人员对其部门内的一群连续发展的标本，并不注意它们代表着几个阶段，而要知道在部门内的相互连续的顺序。我们可以说管理人员只需要考古时间，考古时间只表示连续的顺序，而不是持续的时期。用纯粹的考古学方法可以决定事物的顺序，如果没有原子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或文献记录的帮助，考古学就不可能说明某个事物是发生在多久以前，某个建筑是如何古老或者经历了多么长的时间。
在设计陈列时，管理人员需要知道那些标本是同时使用的。当然他可以根据标本的年代或借助文献史料，把年代接近的放在一起。无论哪一种都不可能适用于全体的标本，只可应用于搜集品中的极少部分，最好是依赖于共存关系的考古学原则。毕竟在共存的状况下，同时使用的型式是最好的保证（如同时代的绘画是在发掘过程中观察时代的最好证据）。
只有共存关系，还不能表明诸型式组合所应占据的楼层，在年代排列的计划中，应根据一个组合在连续发展组合中的相对位置，而放进适当的楼层。如果每个组合中有一两件标本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相对应，则全体共存型式的位置也可以得到明确。至于年代的使用并不经常用公元某年，而使用“乔治三世第五年”、“克拉苏某年”[克拉苏公元前108-53年，为罗马武将-家，执政三巨头之一]或“某王某年”，这些年代可以利用充分的文献记载来推算其属于公元前或公元后。
（2）型式学的序列
但是我们所有的管理人员需要知道现在一些陈列品的相对年代，他必须知道这辆汽车早于那一辆，而墓碑却是同时的。相对年代可以用纯粹的考古学方法来确定，而不需要根据历史文献的研究，这里要根据两个基本原则，则层位学和型式学。型式学的可信性虽然较低，但最容易说明，管理人员可以不走出博物馆来应用它。这里可举铁路机车作为简单的实例，没有人会想像皇家斯科特型比罗特型为早，相反地是一眼所看到的先后关系往往是难以置信的。从一系列的图画和照片里会容易地排列出相当原始和低效率的斯特型，如何积累地改进成为今天的机车。知道两者的关系以后，一些没有年代的中间型也可以排列出它们的制造顺序。这种连续增长的高效率型式，可称为型式学的系列，在成组的阶段或时期中，只要有一件和其它的共存关系，就可以决定全体组合的相对位置。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可以坐在研究室里，用标本或卡片熟练地排出型式学的系列，但是，不管排列得如何整齐，除非有文献上的证据或考古上层位学确证，否则是不能够轻易信赖的。管理人员必须走出博物馆参加污土的发掘工作，或者至少要仔细地研读发掘者的报告。
（3）层位学的原理
层位学(stratigraohy)的概念是考古学从地质学中借用来的，它的原理是在没有受到扰乱的堆积里，最下边的层位 最古老的，而最上边则是最晚的。这个原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对它的运用，这里只作一个概括的说明。如果一个洞穴或一个村庄被几代人居住过，那么废 物层会堆积在洞底、街道上或灰坑中，它们将构成考古学的资料，包括一些耐用的人工品的型式，如钮扣、碎瓶子、碎陶器和汽车的零件等，至少一些型式从一层到另一层是有所变化的。层位学的原理使我们确信，除了被扰乱的堆积以外，最古老的型式出自最下边的层位，如果最后的居住者在洞底挖了一个灰坑，近代的物品就会发现在古代遗物的下面。
（4）考古学的分期
一个遗址的层位经过系统的发掘，就能找出一两个型式只局限于某一层，而它的上层和下层则出现不同的型式。如仅见于C层的型式具有C层的特色，运气好的话，就会在同一地区其它同时代遗址的相对位置的地层里发现同样的型式，因而这些型式可称为“标准化石”，可用来对地区考古学记录进行分期。所有含同样“标准化石”的堆积，从考古学时间上被认为是同时形成的，而和“标准化石”共存的其它型式也属于同一时期。在地区考古时期的连续中所占的相对位置，可由“标准化石”的层位学来确定。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两点：第一点，用“标准化石”测定时期，并不等于根据恒星测定时间，而只是地域的考古时代的划分，显著型式的流行仅限于特定的地区，如俄罗斯式的茶灶，可确定俄罗斯考古学上的一个时期，但不能用在英国。第二点，“标准化石”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考古学现象。关于第二点我们已在第一章里充分讨论过，第一点将在下面说明。
（5）地域间的分期关系
我们的管理人员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博物馆的头头，层位学和型式学会给他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来按年代的顺序去陈列他所收集到的东西。但他所主管的仅仅是综合博物馆的一个部门，而同时期使用的型式，不仅有英格兰，而且还有希腊、伊拉克、印度、新西兰和其它地方，都要被陈列在同一层楼里。观众所能看到的不仅仅是纵向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印度文化或英国文化的面貌，还可以横向的去了解同时的英格兰、印度、新西兰或其它地方。
现在的一些时期标签，如“都铎王朝”、“诺曼”、“罗马——不列颠”、“新石器时代二期”将不能帮助英国部门的管理人员去分配伊拉克或印度楼层的同时代展品。这引起将有不同的标签，如奥斯曼、阿拔斯、安息、阿卡德或蒙古、笈多、希腊——巴克特利亚、哈拉巴。这些标签可译成基督教、伊斯兰教或纪年的年代数字，相对年代也可改变成绝对年代，结果这些数字就可以适当地安排在每一楼层的各个侧厅里，但是这种翻译主要依靠文献资料。在英国考古学的乔治王朝时期，库克船长在新西兰登陆时，毛利人还没有文字；在英国考古学的都铎王朝时期，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也没有留下文字纪录；当朱利亚·凯撒侵入和克劳秋·凯撤把它合并为罗马帝国领土时，英格兰还处在史前时期。除上述各点以外，文献历史不一定能给一些管理人员以指导，而地质学和原子物理学却可以做得到。馆长就得根据他的决定，把一些惧品安排到那个楼层里去陈列。
问题的范围是，把同一楼层的标本，按地区和同时使用的展出在几个侧厅时达才是纯粹的考古学意义的解答。例如英国都铎王朝所流行过的一些型式，通过贸易渡过大西洋到达印第安人那里，一些同时代的美洲制品也被作为珍品而带回英格兰。从北美洲的收集品中，能够确定和英国都铎王朝同时期的。可确信地分配在同一楼层里，值得惊奇的相同之处是，不列颠的制品到达迈锡尼时期的希腊，而希腊在迈锡尼时期流行的武器、珠子输入英格兰。环列状石遗迹以及同时代的祭坛模型，同迈锡尼的狮子门模型和公元前1550-1400年竖穴墓出土珍宝的复制品。可以合理地被陈列在同一层楼里。
4、分布的分类
我们在年代分类的说明中，已经假定馆长知道把标本分配给某个部门，让管理人员进行年代的分类。用技术的行话来讲，在对他的收集品进行分布的分类以前，已经进行过年代的分为人分类。事实上没有若干外部信息的来源，分布的分类是不可能进行的。但是馆长可用纯粹的考古学程序来分配他的标本，并不是按想像的地区部门，而是同第一章所解释的文化单位，以共存的标本作为根据。但是他首先要进行年代的分类，大多数的管理人中邮局不是得不对他们收集品的一部分进行同样的工作，他们工作程序在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了。
在相同年代的时期时，会发现一睦型式具有相等的功能，如何说明它们之间的不同呢？一个美洲型的机车，如所配备的排障器、铃和探照灯都明显不同于不列颠型，至少这些附加件并不能提高机车的效率以超过英国铁路上的快车，因此也不能说它是旧的不列颠型的改进品，所以这些不同并不能归诸于时代上的差悍，而必须用分布的不同即两个不同社会传统的差异来说明（如铁路的栅栏或公路代替铁路，当然也有由于社会传统而没有固有的铁路）。屡次共有的型式，不仅因为它们流行于同一时期，而且是被相同的人们所制造和使用，因而具有同样功能的型式之间的差异，由由于时间的进程而有所改进和变化，或者是由于人类集团之间其行动和爱好的传统方式有所不同。罗基特号和特家斯科特号之间的差异是由于每个原因，而皇家斯科特号和波士顿号之间的差异则是皇家斯科特号共存的带廊客车、信号机以及农家建筑、旅客的服装、板球球棒和桌刀，都可归为一个文化而代表着一种人；而与波士顿号共存的则是另外一套。当然在两上组合里也有施工共同的东西，但从全体上看，两个文化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以当代的文化为例，很容易核实其特征，燕从经验上予以正确的说明。此外，在每个文化上可给予-的或民族的名称，有文献记载 的文化也是同样的。根据史前文化的不同，也可给予相同的推定，但是不可能附加-上的标签。
非常例外的是语言上的标签，如凯尔特或伊比利亚语，可借助地名研究和文献史料的帮助，附在晚期的史前文化上。一般在组合上给予方便的名称，可以根据“标准化石“或明显特征，如斗斧文化、单室墓文化、钟形杯文化。有时候用地区事命名文化，如卢萨蒂亚[位于德国东部和波兰西南部]。较罕见的还有地区名加上年代，如色萨利[希腊东部的一个地区]新石器时代A，不列颠铁器时代A（在叙述不列颠史前时代的书籍中，一般是省去地理的限定词）。今天的标准作法是，以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来作为文化命名。不幸的是，同样的一些术语常常被用来区分地方上的考古学记录，也就是用之于地方时期的划分。事实上，史前文化和时期两者是因“标准化石”的帮助而鉴定的，两者的实质是由型式的组合所组成。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给予同样的命名就容易造成混乱。要帮助学生了解旧的教科书，以避免陷入史前学术语内在模糊的陷井，在本章的结尾必须给以补充的说明。
5、史前的时期和文化
（1）三个时代的分类
一定地域的考古时间的划分，表明考古记录的连续阶段，馆长要用一套标签进行分类。在史前部门，年代数字和纪年是无法利用的。大约从1815年以来，人们通常把考古记录的史前部门分成三个时代，汤姆生（1788-1865年）在新建的哥本哈根北方古物博物馆里。作了系统的整理设计。汤姆生决定把同时代使用的东西放在一起陈列，在收集品中包括贝丘、沼泽、巨石坟和土冢里一起发现的许多型式组合，他知道那些型式应该陈列在一起，而不是按某种顺序来陈列。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公元前99-55年]相信在人类使用铁器以前，是用青铅来做切割工具和武器，更早的则不知道用金属而依赖于石头、骨头和木头。汤姆生把所有的铁制品和它共存的型式放在一起，而不管共存的个别标本是什么质料的，都归于铁器时代。其余的所有青铜器以及与之共存的石器、骨器、木器、陶器的型式，归属于青铜器时代。最后剩下的归于石器时代。以后由于层位的发掘，客观地证实汤姆生的顺序是正确的，这个体系不限于丹麦，还适用于瑞士、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适用。
“三个时代”实际上是连续发展的三个技术阶段，不论在哪里总是按先生顺序产生，它可以从第一个起称为“时代”，在发掘程序中永远占有相同的位置，从技术上在各处的排列相类似，而一个“时代”并不意味着在各地都是同时代的。澳大利亚的石器时代结束于英国在植物学湾建立殖民地之时[1770年]；中美洲结束于科尔特斯的登陆[1519年]；丹麦大约是公元前1500年；而埃及则在公元3000年以前。从“时代”的字义上看好像是绝对时间的一段即绝对年代的分期，相反地不过是发展程序中的一个阶段。地质时代的纪、世，在全球上是同时的，属于 绝对年代的范畴。三个时代的体系为确实的史前年代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框架，而试图加以改良的史前学家则陷入无限的困难中。
（2）三个石器时代
1859年以后，更新世的人类存在被确认了，从冰河甚至更早的地质堆积里采集到了石器。汤姆生的第一个时代很明显和其它的时代相比要不均衡地长得多。在1863年又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前者的打制石器，在更新世堆积中与绝灭的动物残骸共存。作为瓣石器时代器物包括打制石器、磨光带锋刃的石器，这些工具发现于瑞士湖居遗址和丹麦巨石墓中，与现代的动物群、家畜骨赂和农业痕迹共存。因此这个划分根据下列的三项标准：（1）地质学，属于还更新世还是全机关报世；（2）技术上，石吕的刃部是打制的还是磨制的；（3）经济上，是获得经济（采集食物）还是农业经济（生产食物）。在当时只有三项标准相符合才会被确认，但事实上并不尽然，终于在1921年之后，又将石器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崦增加了中石器时代。今天旧石器时代和更新世是相等的，所有的更新世以后过着渔猎和采集经济的文化归属中石器时代。实际上这个术语未必适用于今天的食物采集者如澳大利亚、南非、火地岛居民以及欧亚方针叶林带和冻土地带的晚期史前文化。三个时代的分类法，至少为年代顺序提出了明确的标准，而五个时代的分类法[即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的五个时代]却不是这样，它仅代表任何地区考古时间的连续阶段，即地域记录的一部分。
（3）不正确的铜器时代概念
还有更多的“时代”被提出过，幸而没有普遍地采用，需要在这里向学生们解释，因为在读书时会遇到它。有些作者主张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放置一个铜石并用时代。最初为意大利史前学家所使用，意味着一个时代或时期，由于红铜的工具和武器与同样型式的石器并存。但是在任何地方的青铜器时代的早期中都会遇到这种现象，当金属非常昂贵，仅为社会中的少数人所占有，它很难被用作投掷物的尖端或作为粗糙的工具，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不如一般常用的“早期青铜器时代”为好。
当天然的红铜经过锻造可以超出石器的形状，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时代可能会更有用。铜石并用时代有时是用来概指这个技术的时代，不过天然红铜非常稀少，这个时代不能普遍地早于青铜器时代，在技术的进步上也不代表一般的时代。“铜器时代”有时是用来描写这样一个阶段，但更多的是概指用非合金的铜器来代替铜锡合金的青铜器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个标准很难应用，因为没有经分析的器物，很难把铜器从青铜器里分出来。欧洲以外的一些分析工作是可用的，早期青铜器时代大多数传统的工具和兵器，实际上是非合金的铜器。青铜器时代这一术语从化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够正确的，或许可以用“古金属时代”这一名词，但是分出一个独立的铜器时代，只会增加更多的混乱。
土耳其的学者们被德国的发掘者引入岐途，不幸的使用了“铜石并用”、“铜器”和“青铜器”时代来标出安那托利史前文化的连续阶段，实际上他们所说的“铜器时代”无论型式和时代都等同于爱琴海沿岸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早期青铜器时代”。至于在其以前的“铜石并用”好像是和希腊新石器时代排列相类似或许与爱琴海的早期青铜器时代相一致，这样一来，“铜石并用时代”和“铜器时代“是应该废弃的。至于中石器时代已经确立了，不能轻易废掉，因而研究者必须全力地使用五个时代的分期。
（4）时期和文化的混乱
五个时期建立了一个粗略的框架，可能更好地反映人类文化的进步。最早最长的旧石器时代，在上个世纪被摩尔蒂耶[1821-1895年]进行分期。他以法国若干遗址的层位观察为基础，在全部有关的遗址里分成同样发展顺序的六个组合或六个文化。他模仿地质学像蒂蓬纪、寒武纪等命名方式，把旧石器时代的代表分期命名为舍利、阿舍利、莫斯特、奥瑞纳、梭鲁特和马格德林（我经过考虑使历史的叙述尽量简化）。至于摩尔蒂耶所反映的一系列层位顺序的观察（最初的结构并非如此），这六个文化代表了法国地区考古记录的年代分期和法国文化的发展阶段。在新进化论的教条影响下，它们被作为代表人类文化的演化和时期的绝对年代，好象地质学者那样把“纪”和“代”视为全球处在同一朝代。
在现实中，奥瑞纳、马格德林或其它的一些命名，都是概指在一个特定地区内所重复出现共存的型式组合。在这个地区以外，并不是所有的型式都是共存的，而有若干型式本身的构成也不普遍，所以把西伯利亚或南非说成是一个“奥瑞纳期”则是非常错误的。许多史前学家恰恰犯了这个错误，英国1938年以前发表的书籍和论文以及1950年以前苏联的著作，都用摩尔蒂耶的术语来划分绝对年代（地质学时间，而不是根据恒星的测定时间）而认为各地的序列和组合，同法国占有相同的相对位置。精确的说奥瑞纳和马格备林等概指的是文化——即分布类型的单位，使用同一种术语来概指年代分期，将在概念上造成混乱。
这种滥用，并不限于旧石器时代的划分，文化的名称即年代的划分，仍旧使用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史前史和欧洲铁器时代的详细划分方面。甚至英国被附上哈尔希塔特的型式组合，却不见于该遗址以及中欧和法国东部的同类遗址，其时间是与后一地区的-文化是同时期的。当然麻烦的是，考古时间的分期或时期和分布的分类，是一个文化的两个方面，都由具有特征的型式组合所构成，它的名称是概括性的。这种两面性在历史时期年代分期上并不会造成混乱，例如我们所说的雅各滨文化[英国詹姆士一世的时代，1603-1625年]，我们不会用它来和同时代的法国或印度相对比，而是同都铎或乔治文化相对比，因为都铎或乔治文化都是英国的。由于前面的比较，我们可以根据文献把雅各滨时代写成17世纪，在地方考古史的著作中，用文化名称来标出地域记录的年代分期，是方便和无害的，而关于世界史的著作，就应该尊重特有的精密测时仪。
甚至在史前史也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也可能相当于地质学记录的适当分期，如冰川的前进、后退以及与之相关的海进、海退（即水面的高低）。在这个基础上为写成“莫斯特”或“马格德林期”提供了理由，这种流行的冰川时代和这些文化的关系也被深深地怀疑着。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把旧石器时代分为成下部、中部和上部三期，并对上部旧石器时代用数字来进一步细分，如“梭鲁特期”用“西欧上部旧石器时代Ⅱ期”来代替。
更新世以后更难于找到文化名称的代替物，曾试用描述的术语——标准化石的名称，如丹麦史前学家将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称为“多尔门期”、“墓道石室墓期”和“短剑期”等；德国人则把中欧最后青铜器时代称为“骨灰瓮墓地期。”这种术语是用丹麦、西南德国等地理的形容词来加以限定，含义坦率，但是墓道石室墓或骨灰瓮墓地不过是一个特有的现象而流行于若干文化中，所以丹麦的史前学家今天已采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英国的史前学家也遵以为例。青铜器时代的三分法，曾流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和巴勒斯坦——叙利亚，至于克利特、希腊和塞浦露斯的“青铜器时代”术语却被用“米诺斯”“希拉德”“基克拉泽斯”和“塞浦路斯”等期所分别代替。因而停止“时代”的用法，对每个地区的连续文化期附以顺序号，事实上会更好一些。当然最理想的像在前面所讲到的那样，用考古学的方法把若干地区文化序列的相互关系，用数字划分成统一的纲要，由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帮助，若干相对年代变成绝对年代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