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后金(清)中央机关无内阁。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起全国政权，沿明朝制度始设内阁。然而，内阁在清初成为定制，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历时凡二十有七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九年)，才最后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充满权力之争而又复杂的反复过程。
一
顺治元年五月，清廷定鼎燕京。摄政王多尔衮谕令在京内阁等衙门的原明官员，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但迟至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始正式设置内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清入关前原有内三院，故需先对入关前后金(清)的中央机关略作论述。
1616年(明朝万历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元称汗。当时正是开创之初，中枢机构很不完备。天命建元前一年，亦即乙卯年(1615)，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同时建立议政会议，成为后金政权的中枢机构，“每五日一次，使诸贝勒大臣聚集衙门议事，是非公断，作为常规”1。议政会议所议内容是：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决于此。“凡事俱五日一听，断于公所”2。既然由贝勒、大臣组成的议政会议，其职责是“协议国政”，所议决皆“军国大事”，所以，作为中枢机构的议政会议，其职能是军政不分的。参加议政会议的五大臣，也是在建立八旗制度同年所设置的。《清太祖实录》载：乙卯年十一月，“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上五日一视朝”3。五大臣的职责是：“国初置五大臣，以理政听讼，有征伐则将帅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五大臣是集理政、听讼、征伐于一身的，同样是军政不分。所以昭梿说，清太祖时以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理、扈尔汉、费扬古为五大臣，“凡军国重务皆命赞决焉”4。
《清史稿》卷225《论曰》说：“太祖(努尔哈赤)建号后，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设而四大贝勒执政。”随着太祖努尔哈赤诸子侄年岁增长，于是有四大贝勒执政及八王敦“共议国政”的后金中央*体制。
四大贝勒是以年龄为序的，依次为：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太、四贝勒皇太极，合称四大贝勒。四人除阿敏是努尔哈赤之侄外，皆为其子。天命六年（1621）二月，“太祖命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5。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宣布八王议立国君，“共议国政”。《满文老档》卷38记载有其内容：
命尔八子为八王，八王同议，必然无失。尔八王中择其能受谏者嗣父为君。若不纳谏，所行非善，尔八王即更择其能受谏而好善者立之。……尔八王面君时，勿一二人聚，须众人皆聚之，共议国政，共商国事。
八王毕聚，“共议国政，共商国事”，也就是《清太祖实录》所说：“八和硕贝勒同心谋国”，“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6，“众人毕集，同谋议以治国政”7。终太祖之世，八王“共理国政”，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成为定制，是后金的中枢机构。
八王“共理国政”，八王既是八旗旗主，又管理国政，处理军国重务，中枢机构仍然是文武不分，国家行政与军事征战不分。次年(天命八年)，又设八大臣为八王贝勒之副，其职责是察八王贝勒处事是否公正，经画国事，筹划军事，举贤黜不肖，使“经理国事，各得其宜”8。太宗皇太极即位，与诸贝勒议定，设八大臣(八旗每旗一人)为固山额真（都统），总理本旗一切事务，出师打仗，“各领本旗兵行”，“凡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9。又设十六大臣，每旗二人，负责调兵驻防，审理词讼。诸王贝勒与八大臣偕坐议政，形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的决策机构。
天聪五年(1631)，仿明制始设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以贝勒王主部务，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满汉兼用。天聪十年(1636)，将原来掌管翻译文书、记注国史、出纳奏章、传宣诏令、办理“国书”、撰写功臣敕书的“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任职掌。内三院共设大学士四人(内秘书院二人)，学士十五人。同年五月，又设都察院，共六部二院，称“八衙门”。至此，其行政机关与军政征伐机关与组织才分别开来，改变了过去军政不分、文武合一的格局，后金国家中央组织机构日趋完善。而内三院大学士也由单纯办理文书事务，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议政。如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10。范文程居清开国文臣之首，为皇太极心腹，以大学士参与议政决策，故内三院已隐然初具内阁的规模，且包含翰林院的职掌，如“进讲”、“侍讲”，编纂国史，撰拟祭告文等11。
二内阁之制始于明代。自秦置丞相，历代相沿袭。明初沿袭前朝制度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辅政，赞襄皇帝管理庶务。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由，大兴诏狱，废除丞相制度，设大学士，“备顾问而已”。大学士均兼殿阁衔。永乐年间，大学士“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白此始”12。至明中叶，内阁制度完善，其所以名之“内阁”，是因为“以其授员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内阁制度的形成，是古代君主专制政体发展演变的结果。
内阁地位在六部之上，成为封建官僚*的中枢机构，其权力所在，主要是“票拟”。“凡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御笔亲书”13。所以，票拟就是对臣工奏疏提出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呈皇帝阅览，裁决可否，再用朱笔御书，便成为皇帝的旨意了。于是“六部承奏旨意，靡不所领，内阁权益重”。明朝之内阁便成为统率百僚的“行政总汇”的中枢机构，掌议天下大政，传宣御旨、厘治典宪，以赞襄皇帝治理庶政，而内阁大学士也就称为“枢臣”、“相国”，居六部之首，首辅则是无宰相之名的宰相。
清承明制，自入关始。山海关大战，清军大败李白成农民军。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师至京师，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多尔衮由朝阳门进城，至武英殿升座，受明降官及内监近万人朝拜，众呼万岁，多尔衮宣称：“今本朝定鼎燕京。”14
翌日(初三)，多尔衮谕令故明官员说：“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15初六日，又“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16。这样，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袭了原明内阁等中央机构，原明官员也获留任，与满官一体办事，由诸王管部务，中央政权机构迅速运转起来。六部尚书初由满员担任，汉官只能任侍郎。顺治五年(1648)七月，“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17。陈名夏等六人分任汉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实行满汉复制，此后成为定制。但在清人“首重满洲”的既定国策下，“权归满人”18，汉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尔衮虽明令原明内阁官员与满官一体办事，但其时重要本章的票拟之权并不在内三院，顺治元年六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力争恢复内阁的票拟之权，启奏多尔衮说：“臣等备员内院(内三院)，凡事皆当与闻。今各部题奏，俱未知悉，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按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阁票拟，奏请裁定。”多尔衮“是其言”19。冯铨、洪承畴等原明降清大学士，意在将内三院的职掌恢复到明内阁的票拟大权，多尔衮表示同意，这在实际上沿袭了明之内阁制度。
然而，“票拟”不到一年，多尔衮即认为，“凡陈奏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往往误事，于是决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员奏章不再经由内院大学士票拟，“可即速奏。候旨遵行”。所奏与六部无涉者，如条陈政事、外国机密、奇特谋略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20。于是，票拟之权又形同虚设，这表明了清初统治者不愿有一个“靡不所领”的权重内阁，惟恐大权旁落。同时，也与当时内三院及廷臣中汉官南北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汉官南北之争，自阉党冯铨等人内院之时即已开始，其渊源仍是明季党争。
摄政王多尔衮入关伊始，多重用降清的原明北方官员，这是因为，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占北京后，实行追赃助饷政策，拷掠百官，又派闯官莅临京畿等地，打击官吏豪绅，原明北方官吏因遭农民军沉重打击，视其为亡明之寇仇，故清军入关，自山海关战役后仅三个月内，北方各地原明官吏、将军、士人，纷纷杀大顺所派官吏守将，向清廷纳降。据初步统计，就有八十余州县之多，而汝宁、许州等州县，更是“愤张旗帜，直书杀贼报仇四字，正与朝廷(清廷)仁义之师为先帝(祟祯帝)复仇之意相呼应”21。而原明一批重要
官员之降清也是如此。如：
原明大学士冯铨，本系阉党，但熟悉明朝典章制度。于顺治元年四月三十曰，在家乡涿州，与知州张锦、参将朱万棋等，杀大顺官员李都尉，“随将贼徒尽杀”22。五月，闻多尔衮征召之命，即刻人京，剃发投降。
原明大学士谢陞，于顺治元年九月，在其家乡德州杀大顺州牧吴徵文、防御使阎杰，“共诛闯贼所置伪官”，以待清军。六月，与在籍原明御史赵继鼎、卢世榷等，奉表至京师，向清投降。其词曰：“闯贼李自成，肆虐逞暴，神人共愤。臣等空切不共之仇，愧无回天之力。惟(清)皇帝陛下，智勇兼锡，威灵遐迩，笃夙昔之旧好，沛拯救之新伦，浩荡仁恩，有逾再造。”23其对李自成和清廷的措辞用语，与多尔衮的谕令如出一辙。多尔衮谕令明军民说：“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弒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24其逼死崇祯帝，对明之官民来说，更是“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李自成并未为害于清，清廷“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愤而“代为雪耻”，于是振“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25，“实有救中国之计”。如此“义举”，明之官民理应对满洲新主子感恩戴德。“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26，而原明顺天巡抚宋权就是一个多尔衮所期望者。
宋权曾投降李自成，任遵化巡抚。多尔衮率清军至北京，宋权与总兵唐钰“率将吏绅士擒斩(李自成所派)伪官，起应王师(清军)”。大顺守将黄铤、马应湖等被杀。遂于五月初向清廷投降27。宋权辩解说：“我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
南方则与北方不同。顺治二年三月，豫王多铎率军征江南，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陷扬州，明督师史可法不屈死，“其掘城逆命者，并诛之”28。死者山积，史称“扬州十曰”。五月十五日，清军至南京，二十五日，南明弘光政权福王于芜湖被俘。清军至杭州，明潞王朱常淓出降。六月初，擒获福王捷报至京师，多尔衮以为江南大局已定，遂于十五日下令严厉推行剃发令，“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29。在清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的高压下，士民大愤，江南各州县纷纷杀清所派官吏，起兵抗清，形成如火如茶的抗清高潮。“虽客贾僧道，咸来助战”，形成为各阶层的共同行动。清军血腥镇压抗清者，江阴、嘉定、苏州、松江等许多名城抗清失败后，或屠城，或“杀戮最惨”，“血满沟渠，尸积里巷，烟焰弥天”30。
正因为原明北方官员多降清大颂“新圣”，南方则血战抗清，故摄政王多尔衮更信任并重用北方降官。河北涿州人冯铨，山东德州人谢陞，河南人宋权，以大学士原衔人内院。冯铨本阉党，是官场老手，善于揣摩执政者心思，加之谙练政事，勤于职守，故深得多尔衮的信任，“人内院佐理机务”31。在大学士排名中，竟然名列早在关外降清的明督师洪承畴、皇太极时文馆旧人宁完我、满人大学士祁充格之前，其受多尔衮器重程度，由此可见。冯铨称自己是新降之人，不应列勋旧之前，请列宁完我、祁充格之后，而多尔衮不允，说：“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内院职掌等级，原有成规，不必再定。”32冯铨善于固宠，颇为得势。
顺治二年七月，御史吴达首劾冯铨及同党礼部右侍郎孙之獬(山东临淄人，阉党)、礼部右侍郎李若琳(山东新城人，阉党)，三人皆北方人，朋比为奸。吴达说：“江南既定，人才毕集。”但“今日用人皆取材于明季……逆党(阉党)羽翼，此明季所黜，而今日不可不黜也”。八月，吴达再次劾冯铨，所列贪恶各款中，特别指出：“票拟自专”，“使人畏怯迎逢”33。吴达力请罢黜冯铨，以肃政本。紧接着，言官许多梅、庄宪祖、杜立德、王守履、李森先、桑云、罗国士、邓孕槐交章弹劾冯铨父子。李森先尤为激烈。他说：冯铨作为魏忠贤的义子，“倾覆明之社稷，复犯清朝法度”。此人“惯于寅缘”为奸，“其权可以震国，财可以通神”，实乃包藏祸心的“大恶”之人。李森先清求多尔衮“亲御殿廷”，以正冯铨奸人误国之罪，“立彰大法，戮之于市”34。诸人并请将其党羽孙之獬、李若琳“罢除究治”。然而，多尔衮却迟迟不表态，户科给事中杜立德疏言：“诸臣俱以实告”，“将逾旬日，未蒙鉴裁，内外大小，群情汹汹，继后有系天下国家大事者，谁敢再出一语?”35催促多尔衮表态，形成弹劾冯铨等人的高潮。
多尔衮对此十分重视，于重华殿集大学士、刑部、科道各官，亲自鞠问，结果是众人所劾各款“俱无实迹”，显系构陷。多尔衮说：冯铨、孙之獬、李若琳三人，都是首先剃发归顺者，“举家男妇，皆效满装”，三人“皆系恪遵本朝法度者”，又勤于职守，因而遭忌。众人交章弹劾，是“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以致明亡。今尔科道各官，如何仍蹈故明陋习，陷害无辜?”在多尔衮厉声责问下，众人噤若寒蝉，独给事中龚鼎孽抗言说：“冯铨乃背负(明)天启，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冯铨因有多尔衮之庇护，不但毫无愧色，却反唇相讥说：“流贼李自成将我故主崇祯陷害，窃取神器，鼎孽何反顺陷害君父之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果有此事否?龚鼎孽对曰：有。于是多尔衮斥之说：“殊为可耻!”训诫众人说：“如再蹈故明陋习，不加改悔，定不尔贷。”36李森先被革职，其余诸人也相继降革。多尔衮命将内外奏章直接速奏，候旨遵行，不由内院票拟，显然与冯铨“票拟在手，使人畏惧迎逢”不无关系。
顺治七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以其生前“谋篡大位”，追论其罪，受多尔衮宠信的冯铨“著令致仕”。顺治八年七月，以吏部尚书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名夏，江苏溧阳人，是为南人首任大学士者。此前五月，御史张煊曾弹劾陈名夏“陷事睿王(多尔衮)，骤涉尚书”，结果张煊却反因“诬蔑大臣”论死。陈名夏任大学士仅一月，张煊一案又起。吏部满尚书谭泰庇护名夏，“咆哮攘臂”，力主处死张煊，而谭泰则是多尔衮死党，被诛，于是陈名夏被革职。汉官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间的矛盾杂糅在一起。
顺治帝亲政后，“好汉语，慕华制”37，“求贤图治”，不顾满族贵族的反对，重用汉官，北人南人兼用。顺治十年，陈名夏、冯铨先后复秘书院大学士、弘文院大学士任。顺治帝谕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等，将亲考翰林官，以其文之优劣定高下，以备用，于是南北之争又起。冯铨于召对时说：“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38。竭力排斥南人。而陈名夏曾讥笑北人说：“北方之习喜于抄旧，喜于好用不可读之句与字。”认为“可笑可怪至此”!又说：北人“入署官人，强言谈文，盖足非笑”39。冷嘲热讽，认为北人不学无术，却又不懂装懂，“强言谈文”。陈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毂南人甚众，取忌于北”40。南北之争势同水火。顺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让，说：“冯铨与陈名夏素相矛盾，朕所习知。”41可他却以冯铨之言为是，对陈名夏心存一定戒心，这是因为陈名夏曾入东林党的缘故。
明末江南士人结社风行，抨击朝政，复社，尤其是东林党风动海内，影响很大。清军南下，江南抗清风起云涌，也多由士人首倡。所以清统治者对汉官之朋比结党疑虑颇深，视其为禁忌，特别是对南人更加警惕，多次告诫汉官要绝朋党。顺治帝“示诸臣以满汉一体，六部大臣不宜互结党羽，诫谕名夏益谆切焉”42。顺治帝特别诫谕名夏不得互结党羽，足见其对被视为南人领袖的陈名夏之疑忌。
清初，事涉朋党必遭重遣。顺治十年四月，革职总兵任珍，为其婢讦告“被谪怨望，言动狂悖诸罪状”43，顺治帝命鞠讯集议，陈名夏与大学士陈之遴等二十八人拟“勒令自尽”，而满官皆主张处斩立决，以两议奏请“圣裁”，得旨意：“陈名夏巧饰欺蒙”，于是陈名夏与陈之遴俱论死。陈之遴，浙江海宁人，与陈名夏同为南人。本来集议犯官之罪，满汉官员论刑不同，只是处理案件的意见分歧，但却遭到如此重谴，原因就是汉官二十八人意见一致，事涉朋党之嫌疑，故首要大学士陈名夏、陈之遴二人俱论死。如此重惩，显然是要防范汉官结党。
二人当时虽从宽免死，但陈之遴后来终因“任意结党营私”被革去大学士，而陈名夏却最终被杀。
翌年(顺治十一年)，文馆旧人、大学士宁完我劾陈名夏包藏祸心，蛊惑倡乱。主要罪款有二：一是陈名夏曾对宁完我说过：“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事。”宁完我忙问何事?陈名夏脱帽摩顶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二是陈名夏结党奸宄。其所举事实中有一条是宁完我票拟有“挤异排孤”一语，乃指明末之党同伐异。陈则将其抹去，改为“明季埋没局中，因而受祸。今方施规域外，岂容成奸”。宁完我说，如此一改，便成“泛语”，陈名夏之用心乃因其结党奸宄之情形，恐被皇上看破，“故欲以只手障天下也”。这真是以文字罗织罪名，以成其结党奸宄之说。如此一来，陈名夏自然是死期不远了。会勘时，陈名夏只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力辩结党一款乃不实之词。但宁完我与大学士刘宗正共证名夏“揽权市恩欺罔之罪”44，结党奸宄罪名成立，被处绞刑。宁完我又向顺治帝呈交了一个“名夏南党四十一人”45的名单，只是顺治帝未予深究。
内三院汉官大学士及其间南北之争，又与满族贵族内部矛盾纠葛在一起，使总领百官的内阁难于形成定制。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慕华制”的顺治帝“斟酌往制”，使名义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销毁三院旧印，仿明制，改称内阁，满文称为多尔吉衙门。另设翰林院，满文称笔帖黑衙门。内阁大学士俱加殿阁衔，大学士为正五品46，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之低，正说明清统治者还没有把内阁置于总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学士权力过大。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福临去世，八岁的康熙帝玄烨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满族贵族中保守势力执政，以顺治帝遗诏中有“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47为由，宣布“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意”48。又恢复内三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49。康熙八年，康熙帝清除鳌拜及其同党后，于翌年(九年)八月，承顺治十五年之制，“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50。大学士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内阁之制稳定。
雍正八年(1730)，定满、汉大学士为正一品，大学士成为清朝最高品级的文官。乾隆十三年(1748)，定大学士所兼殿阁为三殿三阁。三殿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是：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定员每殿阁满汉各二人。礼亲王昭梿说：“文皇(皇太极)践祚之初，改内阁为三院，曰弘文，曰秘书，曰国史，皆置大学士、学士等官，盖仿宋昭文、集贤之制。入关后仍沿其制。至顺治戊戌(十五年)，始复从明制，改设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名。乾隆戊辰(十三年)，特旨罢中和殿大学士，改为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焉。”51
大学士地位尊崇，“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52。关于内阁的职掌，光绪《大清会典》载：“掌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均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凡大典礼，则率百僚以将事。”53因此，名为“行政总汇”的内阁，虽居六部之上，大学士品高位崇，“居六卿之首”，但实权比之明代却要小得多。这是因为，清初有议政处(议政王大臣会议)，军国重务皆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奏。赵翼说：“国初承前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54康熙十六年，于内廷设置南书房，选品学兼优的翰林院汉官入直(有个别满员)，称“南书房行走”，或“内廷翰林”，陪皇帝读书赋诗，供奉书画，同时也承旨撰拟诏旨，“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诏旨，多属南书房诸臣，非特供奉书画、赓和诗句而已，地既亲切，权势日重”55。
乾隆时任军机处章京的管世铭在其《鹤半巢诗集·序》中说，内阁、议政处、南书房三者的职掌分别是：“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雍正设置军机处后，大权归之，“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军机)大臣面呈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至乾隆时，内阁权更轻，票拟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阁臣不入枢府(军机处)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56。内阁实际职权自清至乾隆间的递变，正如《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所说，“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政府，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
至宣统三年(1911)，仿照西方建立责任内阁，旧内阁被撤销。
1《满文老档》卷4，乙卯年十一月。
2《清太祖实录》卷5，天命元年七月己巳。
3《清太祖实录》卷4，乙卯年十一月癸酉朔。
4 昭梿：《啸亭杂录》卷2，《五大臣》。5《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正月丁丑。
6《清太祖实录》卷8，天命七年三月己亥。
7《满文老档》卷38，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
8《清太祖实录》卷8，天命八年正月戊戌。
9《清太宗实录》卷1，天命十一年八月丁丑。
10《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
11《大明会典》卷211，《翰林院》。
12《明史》卷72，《内阁》。
13 马祯峨：《笔科》卷3，转引自梁希哲《内阁与明代官僚*》。14 15《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16《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癸巳。
17《清世祖实录》卷39，顺治五年七月丁丑。
18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陈名夏”条。
19《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戊午。
20《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戊戌。
21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405—420页。
22《明清史料》丙编，第406页。
23《清史列传》卷79，《谢陞传》。
24《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辛卯。25《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癸酉。
26《多尔衮致史可法书》，蒋良骐：《东华录》卷4第66页。
27《清史列传》卷78，《宋权传》。
28《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巳酉。
29《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30 南国啸客：《平吴事略》。
31《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已亥。
32《清史列传》卷79，《冯铨传》。
33 清《宫中杂件》《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题参冯铨本》。
34《宫中杂件》《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森先题参冯铨本》。35《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庚寅。
36《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八月丙申。
37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第3938页。
38《清史列传》卷79，《冯铨传》。
39 陈名夏：《云石居文集》卷15，《答李君》。
40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陈名夏”条。
41《清史列传》卷79，《冯铨传》。
42 44《清史列传》卷79，《陈名夏传》。
43《清史列传》卷79，《任珍传》。45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陈名夏”条。
46《清世祖实录》卷119，顺治十五年七月戊午。
47《清世祖实录》卷144，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48《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49《清圣祖实录》卷3，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
50《清圣祖实录》卷33，康熙九年八月乙未。
51 昭梿：《啸亭杂录》卷2，《国初定三院》。
52《清史稿》卷174，《大学士年表序》。
53 光绪《大清会典》卷2。
54 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处》条。55 赵翼：《檐曝杂记》卷2，《高士奇》条。
56 梁章钜：《枢垣纪略》卷22，《管世铭文二首》，中华书局，第276页。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2000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