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距今已有百年之久。可是，后人总是在不断地评论着它，有痛骂者，也有赞许者，往往各持一端，争论不休。见可，它教训之深，影响之大，值得后人深思的东西确实很多。因此，认真地总结这一事件的历史教训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谈谈对这方面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洋务运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逐渐酝酿兴办起来的，标志它的形成是1861年以曾国藩为首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由慢步到跑步转向狂奔。先进的大机器生产，创造了不少奇迹，社会财富就象巫师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一样，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因此，寻找商品销路，开拓世界市场，就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这时，古老的中国便是它们最理想的猎取对象。起初，各国资产阶级都深藏着猢狸的尾巴，戴着慈善家的面谱来到中国，使尽浑身解数，都没有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最后，不得不丢掉面纱，使用他们的法宝——商品加大炮。于是，东方的封建堡垒被资本主义摧毁了。洋枪、洋炮、各种洋货跟随着侵略者，象洪水猛兽般涌向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
战争的惨败，几十个卖国条约的签订，使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已尽，这条百足之虫，危在旦夕。一些敢于面对现实的官僚们，也感到这两次鸦片战争的浩劫，给中国带来的祸患和灾难实在太深了，因而不时发出“创巨痛深”的叹息。广大人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目睹整个民族蒙受的莫大侮辱，目睹这濒临亡国灭种的惨象，纷纷寻求救国救民之法。当时，中国向何处去！便成了头等的大问题。残酷的现实严肃地摆在包括部分统治者在内的中华民族面前，何处何从，必须当机立断。因此，各式各样的救国救民的药方、兰图、模式……被提出，并在社会上错纵复杂地交流着。影响较为广泛的有洪仁□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王韬的《校□庐抗议》，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提出的“办洋务”，也有尚未公开正在积极酝酿和迅速向太平天国集结的革命力量。总之，各种力量和各式各样的主张，都在这条十字路口汇集，供人选择。
在当时国内外勾结，崇洋媚外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不用说，取胜者自然是“洋务派”，而且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所谓洋务运动。这种脱离现实的极其错误的决策，也并非偶然，因为反动统治者在不久前的两次鸦片战争中，饱尝了洋枪、洋炮的苦头，深感外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无可破之法，这“苦”永无申吐之日。用洋务派主将李鸿章的话来说是：“居今日而攘夷，日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李文忠全集》奏稿，卷16，第32页。）很明白，在他认为要将外国侵略者逐出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只希望维持荒*奢侈的生活，苟安于这种投降受辱的处境，保持这种所谓“和局”。另一方面，清政府无耻地对外投降，军队的溃败和官僚机构的极端腐朽，均已暴露在广大人民的面前。这个对内专制镇压，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天朝”的一切尊严。加上鸦片的泛滥和商品输入的增多；大量军事赔款的偿付和军事费用的支付；白银的外流和银贵钱贱的加甚，旧捐税的提高和新捐税的层出不穷，这一切，迫使人民反清斗争日益加强。仅根据《东华录》一书的记载，从1841年——1849年间，农民起义或暴动达110次之多，地区遍及关内各省。整个封建制度的危机已一触即发，如同火山爆发的前一刻，腐朽的清王朝就象坐在这座火山的顶上，惶惶不可终日。这一点，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1月就指出中国遇到了社会危机，指出大清帝国“赋税不复源源而来，国家频于破产，大批民众变为赤贫，起义、大批杀戮皇帝底官吏及佛爷底和尚之举动也开始了。国家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而受着强力革命之威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年3月北京第一版，第43页。）果然，恰如所料，就在这一年的7月，洪秀全等已开始在广西桂平县积蓄力量，酝酿起义，到次年（1851年1月）正式宣布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终暴发了。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强力冲击下，清皇朝的专制政权已摇摇欲坠，为了支撑这行将崩溃的大厦，反动统治者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用满足侵略者的要求为条件，得到了洋人供给的洋枪、洋炮、和运输船只，并和侵略者紧密联合向太平国进攻。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又尝到了“船坚炮利”的甜头。双手沾满了革命者鲜血的大刽子手——李鸿章，当时就洋洋得意地说：“购买外洋枪炮，设局铸造开花炮弹，以资攻剿，甚为得力，利赖颇多。”（《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1页。）左宗棠也说：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以取得“胜利”，是“虽曰兵精，亦曰器利”。（《左文寰公全集》奏稿，卷52，第87页。）这就是清朝统治者热衷办洋务的主要原因。另外，创办洋务，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引进近代化大机器生产，比之封建顽固派不得不说要识时务得多。更何况这又是当时最时髦而高雅之谈？殊不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腐败不堪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封建生产关系崩溃之势已成，少得可怜的物质财富也被洋人搜刮已尽，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象一个虚弱的病者，已无力支撑。这种无视现实，大办洋务，想摆脱危机，求其一已之利，在落后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凭空矗立起一批宏大的近代化工业，无异如使一个急须温补之体，强服大吐大泻之药，严重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举着学科学的旗帜反对科学，失败岂有不惨之理呢？可是，有人认为：“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的付产品。”（《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第五版。）“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第五版。）这是不对，不论对洋务运动如何曲折地分析，它和广大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它和当时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乃至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所提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没有共同之处。这一点，除从上面的粗略分析中可以说明外，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洋务运动的目的，还将对它们的本质区别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
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先后办起大大小小的军事工厂十九个，所谓民用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厂子二十余所。这批近代化工厂，都是在封建政府和大官僚的严格控制下，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法。军事工业的创办必经奏请皇上批准，经费则由政府在军费或国家税收中拨给。无需向私人筹集资本，也不需要扩大市场，因为是官办的纯消耗性的军事工业，只需政府有钱和军事上有需要就可以了。例如当时最大的一个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创办经费由政府拨款银五十四万两，嗣后以江海关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每年约30～60万两。（参阅《孙书》第310——311页。）而所生产的军需用品统统由政府调用。这类企业实际上就是清政府军事机构的附属物。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封建衙门，厂里设有大臣、监督、总办、帮办、提调、委员等等，是个等级森严，多层次的控制纲。为了防范工人，大多数厂都驻扎有军队，用于“弹压”、“监督”、“管束”工人。工人进厂，日后之去留，均由厂方而定，不得随意，无人身自由。有些工人还是直接从军队士兵中拉来充用的。各办公室门口都悬有虎头牌和军棍，工人稍有不慎就有吃军棍的危险。
厂中大批官员都是由政府指派，选择的主要依据是资历、明分、级别以及与洋务派的关系。这批人都是饱食终日对生产和管理一窍不通的官僚，全凭权势瞎指挥。例如，张之洞办汉阳铁厂，事先不作任何调查了解，铁矿都没有勘定好，就“先后电驻英公使刘瑞芬、薛福成，定购炼钢厂机炉。公使茫然，委之使馆洋员参赞，亦茫然，委之英国机器厂名梯赛特者，令其承办，梯厂答之日：‘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薛福成据此复张，张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薛福成以告梯厂，厂主唯唯而已。”（《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册第468页。）这段文字，今天读来真使人啼笑皆非，竟荒唐到了如此程度。一种显然正确的意见，被置之不理，结果不问适用与否，均按长官意志行事。1891年从英国买回两座贝色麻炉和一座马丁炉，此炉根本不适合冶炼大冶的铁矿砂，无法将其磷质完全除去，炼出的钢容易脱裂。结果花了巨资，炼出无用之钢，又得另购机炉，重起炉灶。
燃料也是如此，事先无调查，无计划，炼钢炉来后，才盲目开采，找了几处均不中用，只得购买开平和德国的焦炭，开平焦炭每吨要银十三两，德国的每吨要银二十两。而每炼一吨生铁所需焦炭1．1吨，当时生铁每吨只值银二十两左右，仅可抵偿所耗焦炭的费用。
厂址的选择，原定汉阳大别山下，因该处地势太洼，必须筑地基九尺，修筑江堤一段，才不至于水涨受淹。此地既不接近原料产地，也不接近燃料产地，造成运费增加，提高成本。盛宣怀就曾提出：“大冶江边煤铁锰矿与白石均在一处，天生美利，如在江边设厂，百世之功。惜在大别山下，转运费力，屡谏不从。”（《李文忠公全集》电稿120上引孙书，第一辑，下册，第774页。）张之洞以“与省城对岸，可以时常亲往督察”（《张文襄公全集》卷135．电牍14，引孙书，第一辑下册，第77页。）为理由，将厂址圈定在汉阳龟山脚下。结果，经营数载，耗资五百八十三万两，“实未能炼得合用生铁一吨”。这种愚昧无知近乎中世纪的笑话，岂止张之洞和他的汉阳铁厂呢？洋务运动之三十年，几乎各厂都有这类“天方夜谭”。
另外，洋务派官僚所创办的近代工业其封建垄断性和买办性也十分突出。当时除铜钱、硫磺、火器之类继续严禁设厂制作外，对一般民用工业也有很大的封建垄断权。如李鸿章创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奏请“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11——12页。）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规复，改为华盛机器织布局，又恃势规定：“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绽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8第11——12页。）轮船招商局虽无明文规定在航行方面实行专利，但对民间创办船局，清政府仍然多方阻止。上海商人叶应忠请求设广运轮船局，李鸿章当即批驳：“不准另树一帜。”这种规定“是何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之手足，仅以一身当关拒守，不亦慎乎！”（《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256页。）这种封建性垄断，当时就有人这样形象地评论过。
洋务派官僚根本不懂业务，“见机器讶为神奇，”他们本身如此，又不积极培养人材，一切仰赖洋人。如轮船招商局，船长、司机皆由洋人充任，其他厂之主管、技师也多用洋人，故时人说：这些洋务官僚是“综理一切，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陈炽：《庸书》外篇卷下，“自立”。）而重金请来的这批洋人，并非真正有技术专长，“多系外洋无赖，夸张诡诈，愚弄华人，婪薪俸数万金，事后则飘然竟去”！（陈炽：《庸书》外篇卷上“矿人”。）可见，这些洋大人都不过是南郭先生一流人物。如金陵局委任的监督兼工程师马格里，是英国的一个蹩脚军医；天津局的总管是美国驻津领事英人密妥士；福州船政局是由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法人日意格为正，付监督，通管一切。洋务派官僚对这批洋人百依百顺视为神灵。这一点，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包耳格，在叙述李鸿章和英人马格里的所谓亲密关系时曾写道：他们“密切结合起来，参与大政，李鸿章在任何困难中，都能向他的兵工厂监督（指马格里）取得劝告，指导和帮助。”（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49页。）难怪梁启超说李鸿章“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梁启超：《中国四七年大事记》第33页。）真是一点不假。
在生产中不仅生产工具来自外国，而大部分原料也来自外国，这一点李鸿章也供认不讳，他说：“炮队所用的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56页。）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的中国第一艘轮船“恬吉轮”，只是“汽炉、船壳两项，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理参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3，第6页。）这怎能设想造出可用的船只和枪械呢？正如时人王韬所说：“所制轮船，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一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工，神洲国光社1953版，第136页。）这一点，李鸿章倒有较深的体会，他说：“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厅艺徙，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所以，这些工厂只不过是外国旧机器的大主顾和修配者，是外国军事工业的附庸，哪能有什么“继长增高”呢？只是任凭西人愚弄，“随人作计”。如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局，在法人德克碑和日意格主管下，从1864年到1874年，先后十年用银五百三十六万两，造成大小船只十六艘，而这十六艘船都是用法国的破旧机器装成，质量极其低劣，“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左文襄公全集》奏疏卷18。）后来这批船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被法军击沉击毁。又如金陵机器制造局，在英人马格里主持下，始用西洋机器制造火药、大炮，所造之炮全是废物。“1875年1月5日，金陵机器制造局为大沽炮台所造两尊六十八磅子的大炮*了，当场炸死士兵七人，炸伤多人。”（《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册，第326页。）从以上这些粗略的情况中，很清楚地看到：将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人为地、强制地纳入到腐朽不堪的封建生产关系之中，就注定必败，再加上洋人的百般欺诈，创办者的愚昧无知，失败哪有不惨之理！
众所周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由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只有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条件下，生产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相反，一种生产关系如果已陈旧腐朽，与生产力发生矛盾，它就会限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异常严重的破坏作用。这种矛盾最后只能通过社会革命，通过消灭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衰朽的生产关系来解决，其他办法都无济于事。洋务运动的必败就是由于直接违背了这一客观经济规律。因此，那种认为：“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第五版。）这种所谓嫁接，不但没有任何“进步倾向”，而且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是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反动，也是自然法则所不容许的。
（三）
洋务派所创办的工厂，目的是着眼于军事，镇压人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严重与社会经济脱节，与市场和人们的消费脱节，离开社会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它只要政府有钱，军事上需要就可以办下去，无需自身积累资本，由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拨出经费，产品统统由政府调用。而枪炮子弹的质地如何呢？这里用得着李鸿章的一句话，他那装备有洋兵器的淮军是“以剿内寇（即镇压人民），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3页。）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浪费财富，向外流出资金和加重人民负担的消极作用。可是，尽管如此，清政府还必须尽力维持这些工业，因为它们虽不能御外侮，却能用之镇压人民以勾延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办军事工业的心意亦全在此中。
至如他们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大抵相同，稍有不同之处是吸收了商股，偶尔有少量用之有余的产品上市。如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就是为了“分运糟米，兼揽客货”，“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5页。）所谓“民用”工厂也是为了解决军事工业所需之原料和燃料而创办的。因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9页。）故煤、铁之业也都由政府统管调用。设立电报局，其军事目的更为明显，李鸿章和盛宣怀在奏请创办天津电报总局时，反复说到的是：“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8，第16页。%④及外国已有“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全上。）可见他们创办这些企业的理由是“防务必需之物”，而这条“理由”也就充分说明了他们创办的目的。
除此之外，创办这些企业的大官僚还有他们个人的目的。那就是借此培养他们各自的势力，扩大他们个人的*资本，巩固和提高他们的地位。因此，这些工厂，创办者是死抱不放的，是他们的“通灵宝玉”，随身之物。如1865年当李鸿章由江苏巡抚晋升为两江总督时。他在苏州开办的机器兵工厂，也跟随着从苏州搬到两江总督府所在地——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不久李鸿章北上去镇压捻军时，就向清政府特别声明，他所创办的军事工业，乃是淮军的“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4，—10页。）后来他一直在北方做官，但留在南方的金陵机器局和江南制造局都由他管辖。又如，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筹建的炼铁厂，后因他调任湖广总督，炼铁厂就随同张迁至总督府对岸——汉阳。长途搬迁费用之浩大，生产适应可否，有无条件，这些，他们是从不作任何考虑的。所以，企业愈办愈穷，而经办人则愈来愈富。正如郑观应所说：“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办，又有总办，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囊者尤多。所成一物，比外洋昂率过半……”（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李鸿章在“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容阂：《西学东渐记》第63页。）这还不算李氏在安徽所占的大量土地。丁日昌、沈葆靖、胡光庸等无不因此而成为百万富翁。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目的的卑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6页。）洋务派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假借名义而创办的这批工厂，卑鄙的目的是清楚不过的，它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一个工厂就象个屠杀场，除了用于镇压革命直接屠*民外，还因为这些工厂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维持这批工厂，清政府就不得不增税加厘，所有的负担都压在劳动人民的头上，驱使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1874年有人就这样描述过福州船政局：“福州船厂在以往几年，不过只是个大玩具而已，看着很漂亮，但完全无用；同时，不要忘记它对福建一省的摧残，为了它，这一省的苛税变得十分沉重。”（参阅《捷报》卷8，第194页。）
另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贫困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凭空建立一批这样规模宏大的纯消耗性的军事工业，对社会经济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破坏。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看，这种脱离市场，脱离正常消费的生产，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存在的可能。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94页。）“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94页。）这就是说，生产是消费的手段，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任何生产都是为消费而进行的。因此，为消费而生产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共有的经济规律。
消费决定生产的成败，为消费而生产，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联系，世界上决没有脱离消费而单独存在的生产，同样也没有脱离生产而单独存在的消费。“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页60——61页。）洋务派官僚创办的那些工厂，产品严重与社会经济脱节，与市场和人们的消费脱节，失败乃是必然的。因此，那种认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第五版。）所谓“办事”，要具体分析，要看所办的事是有利于社会发展，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呢？还是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兴办的洋务，他们怀着与人民为敌，镇压革命，卖国求荣的目的，不顾破坏国民经济和扼杀民族资本主义。可以说，他们所办的事越多，罪行就越严重，破坏性就越大，人民对他们就更为憎恶，那里还值得什么同情呢！
当然，这批洋务企业，对当时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对培养使用大机器生产的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同时，也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看到，要发展民族工业，必须摆脱一切封建的桎梏。可惜这些作用极其有限。（资料来源：《华中工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