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所有事物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一样，洋务运动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各个事件的堆积，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对洋务运动是有规律可寻的。洋务运动既有规律可寻，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人物、事件、工厂企业等一切构成洋务运动这一整体的“零件”，都应放在规律中来加以评述。
一、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一提起洋务运动，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公式。确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虽于一八九八年出于张之洞之口(不少人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张之洞在其《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中说过这句话，原文是：“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见《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四七页二二）)，但早于此几十年前，“中体西用”的思想不仅已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也是洋务派的基本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发端，还可以追溯到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在鸦片战争中所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中体西用”的思想雏型。为什么？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中学为体”，就是清王朝为首的封建主义统治秩序；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这个“体”。因此，具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人，就是站在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立场上，用新的有效的手段，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来保卫封建统治这个“体”。哪一种力量——外来侵略或人民革命——对这个“体”的威胁最大，具有这一思想体系的人就要用这新的手段对付谁。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是对付谁的呢？答复是，首先是对付对于清朝统治威胁最大的外国侵略者的。其标志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的提出，也就是说用西方“长技”来“制夷”以维护这个“体”。
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实行封闭式的统治，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无所知，妄自尊大地认为天朝是最完美无缺的。鸦片战争中的枪炮声，惊醒了统治者中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他们发现洋人的火炮威力很大，不是原始的弓箭刀矛所能抵敌的。林则徐从实践中认识到中西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他带总结地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林则徐在认识到中西火炮差距的基础上，并总结出战胜敌人的“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字要言”，(以上引文均见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见《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二。)而把“器良”置于首要地位。因此他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见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的口号，他认为如能制造和使用“与外洋相同”的大炮，“则不患无以制敌”。(以上引文均见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见<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二。)魏源对问题的看法要比林则徐高明。他不但在中西武器差距上有与林则徐类似的认识，而明确的要“以彼长技御彼长技”(魏源：《军政篇》，见《圣武记》卷一四。)，并且在如何学习和运用西洋长技上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和提出具体的方案、措施。他要求创设近代军事工厂不仅是制造战舰等新式武器，而且要做到一切“有益民用”的机器和新式生产工具，“皆可于此造之”；不仅国家投资设立工厂制造这些机器设备，而且鼓励“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者来投资创办，制造出来的工具，“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二。)这些表明魏源已有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远远超越林则徐单纯在军事技术上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从实质说，魏源除要“师夷长技”以在战场上战胜外国侵略者外，并有了在商品市场上与外国资本主义相角逐的思想。
由此可见，清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要改变旧的原始的军用武器，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是由于清朝的统治和天朝的尊严遇到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威胁，作为清统治支柱的军队受到西方新式武器沉重的打击。因此，在鸦片战争时“中体西用”思想所表现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变革”和“御侮”四个字。即变落后为先进，以有效地抵御外侮，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清封建专制统治这个“体”。这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方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是中国近代所特有的洋务思想的开端。这个开端显然是个进步。
若干年来，学术界一提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少不以反动二字加之。果然如此吗？它发端于鸦片战争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要变落后为先进以御外侮，这不是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吗？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体系的起源及其性质与作用的问题弄清楚，可以论述一下“洋务”二字的概念了。洋务（原来叫“夷务”）本来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务。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变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称为“洋务”。洋务既是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的与洋人打交道的一些事务，而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中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中心内容的洋务，那么办洋务就是大好事，而不是坏事，是褒词而不是贬词。所以魏源称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洋务事业为“受益”之举，他说：“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二。)然而，顽固派颠倒是非，目学习西方长技为大坏事，把“受益”说成是“受害”。直至洋务运动时期，对“洋务”的观感仍然基本上是先进与顽固的是非界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就把办洋务比为“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计求医”的行为；谴责那些“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所谓“正人者”，为“痛诋医之不可恃……而坐视其死亡”(引文均见郑观应：《西学》，《盛世危言》卷一。)的奸臣逆子。
由于鸦片战争时闭关自守的顽固派掌握着国家权力，把要变落后为先进的“师夷长技”的代表人物林则徐革职，谪贬伊犁。清朝的顽固派打算照老样子统治下去。有先进思想的人们再也不敢谈以“师夷长技”为中心内容的洋务了。
可是，历史不是如顽固统治者想象的那样发展。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义，并形成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清朝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侵略进来了，不仅清王朝受到侵略者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也遭殃了。这时，一些有心人，担心国家民族的危殆，认为非变不足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垂危之中。于是，一八六○年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变革的思潮。一八五九年洪仁□的《资政新篇》；一八六○前后容闳向太平天国建议的七条纲领，以及他向曾国藩所提发展近代工业的献策；一八六一年刊行的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以及王韬在这时期一些学习西学等有维新倾向的言论，都表明了这种变革思潮的形成。这些思想家们的立场、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要求“变”则是相同的。前二人不一定有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后二人则有比较明显的“中体西用”思想的，而尤以冯桂芬为最鲜明。他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冯桂芬：《采西学议》，《校□庐抗议》卷二。)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明确表述“中体西用”观点的一个人。《校□庐抗议》是贯串着这一观点的有理论体系的一部书。如果说冯桂芬是“中体西用”思想的理论家，那么，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当然，冯桂芬的理论与奕、曾等人的实践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从《校□庐抗议》全书看，冯桂芬要用西学为手段来维护封建统治这个“体”的思想，是既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又要师夷之长技以制人民。即他为了保卫清朝的统治，要用西学为手段，既战胜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又要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是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年间，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发展和英法联军侵略，使国内阶级矛盾和外部民族矛盾都很尖锐，而同时想解除两种敌对力量威胁之时出现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对清政府来说，是没有这种力量同时战胜两大敌人的。那一种敌对力量是致清王朝死命的力量呢？统治者认识到是太平天国和其他人民革命的力量。“两害相权取其轻”。清政府采取了对外国侵略“和好”并依靠其先进军事技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达到维护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方针。于是，清政府在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余，开始了购买洋枪洋炮、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直接继承和运用，也是顺应一八六○年前后变革思潮的一个表现。洋务派把地主阶级改革派纸面上的议论付诸实践了。
叙述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林则徐、魏源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师夷长技”这一点上虽然一致，但前者是“制夷”，后者则是“降夷”以制人民，性质有别，何以说有继承关系？我认为，林、魏与奕、曾、李等人不仅在“师夷长技”上相同，阶级立场也是基本一致的，即都要维护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统治。这样的阶级立场，在外国侵略震撼清政府统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者，但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即人民革命震撼清政府统治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者。地主阶级改革派处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两对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两害取轻”的从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者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者，不仅是可能，而且还有其逻辑必然性。冯桂芬就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变为洋务派代表人物的。这种现象，我曾称之为“一个思想体系两种*表现”(拙著：《再论洋务派》，《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即一个“中体西用”思想体系，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情况下的不同*态度。具体说就是，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清统治威胁最严重的时候，有这种思想体系的人，则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旦外国侵略与人民革命力量都成为清王朝严重威胁时，则既师夷长技以制夷，又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当二者不可得兼时，他们会舍去“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者，而集中力量对付人民革命这一“心腹之害”的。
问题在于，当人民革命被镇压之后，社会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突出出来，这些师夷长技以制人民的洋务派，是否有可能再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者呢？答复是肯定的。如果其中多数人不能作这样的转变，那就是不合逻辑了。这，不仅在理论说得通，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实存在。
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各地人民和少数民族起义到一八七四年也相继被镇压下去。正在这时，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一八七一年沙俄侵占伊犁地区，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台湾、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同时告警。接着英法等国也纷至沓来地侵犯西南等边境地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对清政府统治说，威胁它的主要不是国内人民革命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了。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中体西用”思想的洋务派，除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民族败类外，必然要从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变而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的事实确是如此。七十年代以后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洋务派中的抵抗派也随之不断地涌现。这种情况，固然可以从摧毁英俄走狗阿古柏政权，和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的左宗棠身上得到典型的说明，也可从张之洞、曾纪泽、刘铭传、丁汝昌等人的抵抗主张和行动中得到证实。当然，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前进与后退，进步与落后，抵抗与妥协，光明与黑暗，等等同时存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言行也往往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在大堆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你所需要的论据。我所举的上面这些抵抗派人物，你也可以找到他们妥协一面的资料。但不能否认，他们的总倾向是抵抗外来侵略。
在七十年代以后，以“中体西用”思想作指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表现在军事上由对内镇压人民，转而对外抵御外侮，尤其表现在经济上抵制侵略，即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以在市场上“制夷”。所以这时的取洋人长技，不同于前一时期仅仅是军事技术上的东西，而是除军事技术之外，更多的注重于一般民用机器技术和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引进与学习。因此，可以说洋务运动到七十年代以后开始了一个大转变。
根据上面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分析，可以初步看出洋务运动是怎样性质的运动了，那就是：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拯救清王朝为首的封建统治的活动。既然它的目的是拯救清封建统治，因此当着人民革命力量危害其统治时，就取洋人长技以镇压革命，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是如此；当着外国侵略成为其统治的主要危害时，就取洋人长技以“制夷”，七十年代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目的虽是一个，表现却大不一样。
二、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内容和客观作用的变化
“目的虽是一个，表现却大不一样”，这表达了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里所讲的“大不一样”的“表现”，主要是说洋务运动的内容和作用的变化。
七十年代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的。在军事措施上，不同于六十年代以镇压人民革命为目的的一般学习和使用洋枪洋炮，却有与鸦片战争时期重视海军的建设以御外侮的方针相同；在办工厂企业的经济措施方面，不同于六十年代以办军用工业为主的制造工业，却有与魏源的除办军事工业外着重发展民用工业企业的论述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很明显，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相同，集中力量对外有其一致性。
首先具体的叙述海军海防的建设。清政府新式水师的创建不自七十年代始，但重点抓新式海军的筹建，却发起于一八七四年。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于那年日本派军队侵略台湾而引起的。清政府意识到：“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总理衙门奏，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八页一九。)他们认为，“日本东洋一小国耳，……竟敢藉端发难”(文祥奏，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八页四一。)，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非大力筹建海军海防不可。尽管李鸿章在建军之初即说过海军建好后，要到“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下简称《李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二。)的妥协性言论，但不能否认，创建海军的目的是为了御外侮。同样不可否认，海军海防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战役的实战中，是起到积极的抵御作用的。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海军海防的创建，有如一八八五年台湾海峡和台湾的抗法斗争的胜利吗？有一八九四年黄海海面将士们的抗日战斗吗？不错，中法、中日战争，或以清政府不败而败，或以失败而结局，这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造成的，不能说清政府建立海军海防不是对外而也是为了对内镇压人民革命；更不能说创建海军海防仿佛是为了更有效地投降而不是为了抵抗外敌。在过去，论者往往把洋务派所经营的海军海防说得一无是处，把抵抗胜利的一面不谈，或一笔带过，而着重选择阴暗、腐朽、失败、妥协等方面的材料加以渲染。这些渲染，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不错，阴暗、腐朽、失败、妥协等都是有的，但这是统治者在一定条件下阶级本性的表现，不单是洋务官僚所独具。
洋务运动由对内转而对外，不仅表现在军事上的海军海防的创建上，尤其鲜明地表现在经济方面大办民用工业企业以抵制侵略上。如果说六十年代以办军用工业为主的话，七十年代则以办民用工业企业为主；如果说六十年代初出现的变革思潮表现为取洋人长技以镇压人民革命的话，七十年代出现的变革思潮则表现为兴办民用工业企业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
洋务派之所以要在七十年代前期，开始致力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根本原因是为了求富。他们当“海防议起”时，发觉没有大量经费是办不成功的。但“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李鸿章：《论海防筹饷》，《李书·译署函稿》卷三页一八。)他们认为，英法等国之所以强，是由于它的富，富又系来自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强与富相因”，成了他们的一般认识。洋务派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书·奏稿》卷三九页三二。)于是，洋务运动成为“富强相因”的运动。
当洋务运动从求强转变为求富并以求富来求强的时候，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急剧加强的时候。洋务派的求富目的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自一八五八、一八六○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暂时停止或缓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而特别是在经济侵略方面大大加强。外国的商品输入激增了：在四、五十年代每年中外贸易额不过一千万至三、四千万海关两之间，一八六四年则达到一亿○五百万海关两。而这种增长趋势正在发展着。问题还不在于贸易额的增长，而在于：一、由四、五十年代的出超变为六十年代的入超；二、商品进口结构起着不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变化：即与广大人民生活最切近的商品如棉纺织品的输入增长很快。这样，输入的货物愈多，漏卮愈大，对国民经济的损害也愈重。于是在七十年代出现了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挽回利权的思潮。一些有心人呼吁：中国应赶快发展近代工业，使“凡中国所需于外国者，即可自行制造；外国所需于中国者，并可自行贩运。收回利权，扩我远图。”这样做去，“将使洋人进口日见其衰，华人出洋日征其盛。富国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人们还呼吁：不仅要用机器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进行抵制，还必须发展近代航运业以进行抵制。他们说：“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宣宾夺主，害不独商。”而提出“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商务》，《易言》二十篇本页二四。)的主张，以发展近代航运业与外国航业相竞争。连李鸿章也说，办轮船招商局“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李书·奏稿》卷二○页三三。)“不致为洋人占尽”，也就是所谓“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书·奏稿》卷三九页三二。)。
由此可见，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的经济活动重点转向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是服从于他们的求富要求的，同时也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急剧加强与“求富要求”相冲突而引起抵制的。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又是联系着的。这就是说，求富就必然“分洋商之利”。历史的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做到了“略分洋商之利”，使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兹以一八七三年以后所举办的轮船招商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局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即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所以不宜说是一八七二年开办轮船招商局，而应说是一八七三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来说明。
首先以轮船招商局开办头若干年的赢利情况看。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九年赢利表(据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唐廷枢、徐润、张鸿禄呈（李鸿章）核招商局收支表》。表中数字与公布的数字有出入。)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得利六万七千余两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得利十三万五千余两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得利十五万一千余两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得利三十四万九千余两（因与太古争衡半年少得十余万两）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本年除开销并赈捐三万四千余两外，尚得利四十一万九千余两（亦因与太古竞争半年故少得利十余万两）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本年生意除开销外，得利七十六万六千余两（因光绪三年十二月与太古议和，故余此数）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本年除开销外，得利六十七万余两。从上表看，赢利的基本趋势是逐年增长的，赢利数相对于资本数说，算不算低呢？一八七三年资本除官本二十万串外，计李鸿章股金五万两，商绅十一万两，总共不到三十万两（这年下半年招的新股实际未起多少作用）。以不到三十万两资本得利六万七千余两，赢利也不为薄了。接着招商股四十七万六千两，一八七五年后几年股金达七十二万九千余两，连码头栈房合本银一百二十八万两。以一至二百万两左右的资本，赢利达到三十几万两至四、五十万两之多，不为不厚。当然，在招商局开办前几年经济核算不那么科学，折旧费有没有计算进去都没有说明，但从股票价格看，这个赢利表是可信的。招商局股票一般都在票面数百分之一百三十至六十左右，即一百两票面可售一百三十至一百六十两。这个股票价格基本上同它的赢利相适应的“分洋商之利”是肯定的。洋商不能“占尽”内江外海之利了，所以从一八七五年起，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才削价相争。如轮局不是它们的大敌，值得兴师动众地降低水脚竞争吗？
讲到这里，需要对两个问题予以澄清：一、往往有的著作说招商局“年年亏耗”。试问：“年年亏耗”的公司不早就关门了吗？据我所知，除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和战争情况不计外，在洋务运动期间只有一八八一年前后和一八九一年前后两次股价跌至四十——六十两，其余大多是股票价高于票面价的。这就表明多数是赢余而不是“亏耗”。有一本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洋务运动》，为了要贬低招商局，竟引用了在当时即被否定的材料说：“一八七七年一个御史揭露，招商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中国近代史丛书《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六三页。)这里所讲的御史即山西道监察御史董□翰。根据上面所引唐廷枢等三位招商局总办、会办所讲的赢利数字，一八七七年不是“除开销并赈捐三万四千余两外，尚得利四十一万九千余两”的丰厚赢利吗？二、对于齐价合同的看法问题。过去一般包括我自己在内，对齐价合同都是贬的。认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签订齐价合同有二大错误，一是妥协，二是垄断。对招商局批评的这两条，在原则上说有对的一面，但还需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局、怡、太三家竞争的时候，太古、怡和往往减价至原水脚价的三、四成，甚至有时降至一成的，招商局尽管有漕运的支持，还是不易支撑下去。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既不能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赶出去，也不能全把外轮“给价收回”，要维持下去并保存竞争能力，不妥协行吗？而且妥协是相互的，怡、太也不能长期收一成至几成的水脚，它们也没有那么些老本可赔。削价竞争是为了攫取更高的利润，这本来是资本主义的规律，三家同盟垄断，招商局占的分额是“着多数”的。对它不宜作过多的指责。至于这种垄断是否是排挤扼制民族航运业的问题，我认为招商局本身就是民族性很强的企业，在一八八五年派督办前，不能算名符其实的官督商办企业，它对民营企业主要是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压制民族资本主义？还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一般的资本主义规律的问题？尚待研究。（关于轮船招商局的性质我将另文专论）
总之，轮船招商局无论从创办动机或客观效果看，都是既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一面，也有抵制经济侵略的一面。而后者是其主要的一面。这种两面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办洋务企业不可避免的。
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作用，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十年之内只准附股不许设厂”的规定，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规定，限制了民间广泛投资设厂，因而棉纺织品仅限于上海机器织布局一厂的产量。据马建忠的计算，织布局年产十八万匹布，仅当进口布的八十分之一。这十八万匹相对于中国广阔市场说，“仅九牛之一毛耳”。(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一。)这样，广大市场只有让给帝国主义占有了。可见织布局十年垄断的规定，对帝国主义有利，这不是适应了侵略者的需要吗？
然而，问题还要看到另外一面。据一八七八年即参与筹办织布局，后又当过帮办、总办的郑观应说，十年之内只准附股不许设厂的规定，是他首先建议的。本来，一八八○年郑观应与戴恒、龚寿图等再一次筹办织布局时，他们曾将这个意图禀请李鸿章批准，目的是为了“成本愈厚，利效可久”，以使“风气益开”。(郑观应：《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衔禀复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后编》卷七。)从目的看用心不能算不好。不久，郑观应当总办了，他向李鸿章上条陈，请“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以防洋人争利”。他意识到上一次的呈请，对于“洋人如欲仿造，尚未有限止之说”，因此，必须明确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他说这样做，可使洋人在中国设棉纺织厂的“后患庶几可免”。(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并免子口税事》，《后编》卷七。)为此，把原来仅限于上海一隅，扩展到通商各口。事实上也确实起到“防洋人争利”的作用，例如，郑观应就曾利用这一规定尽力阻止了洋人的另行设厂。他将此事告诉盛宣怀说：“原议不准别商另立纺纱公司，故前次曾有洋人欲设纺纱公司，弟已请律师按例驳止。”(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外国没有能在中国国土上设立一个棉纺织工厂，不能认为与“只准附股不许另行设厂”的规定没有关系。有关系既是肯定的，那么这一规定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无论是轮船招商局或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虽有适应外国侵略要求的一面，但抵制的一面是不小的，甚至可说是主要的。因而它们是民族性比较强的企业。表现民族性的抵制的一面，是洋务运动大转变中的必然逻辑。
三、对“体”的自我破坏和三论洋务派
(我在一九六四年发表于《新建设》五、六期合刊的《论洋务派》为一论，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发表于《文汇报》的《再论洋务派》为二论，故这里称为《三论洋务派》。)
我早就说过，洋务派的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客观的历史逻辑，走向洋务派的目的的反面。”(拙著：《洋务运动简论》，《文汇报》一九六三年四月三十日。)洋务派的目的是维护清王朝为首封建主义秩序的“体”，而他们“师夷长技”的结果发展了资本主义，这就意味对“体”的不自觉的自我破坏，这也就是“走向洋务派的目的的反面”了。
资本主义的发生是从洋务派所办近代军用工业开始的。
洋务派为了求富而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固然主要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也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见《华东师大学报》一九五八年第一期。)一文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深入，货币变为资本、劳动力变为商品等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就不可能不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是因为：一、创办近代*工厂虽然是为了“以利攻剿”，但已受到国际*市场价值规律的影响，也就是主持上海洋炮局的马格里所说的，由于“购买外国*所付的代价过高”(鲍尔吉：《马格里传》，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二五三页。)而办洋炮局的。其他*工厂的创办，也往往是因为较之购诸外洋者“所省亦多”或“核价尚廉”。这表明价值规律对*工业的创办和生产是起着作用的，这种作用并日益扩大着。二、近代军用工业与商品经济密切攸关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设备、原料、燃料等生产资料主要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也由于它的*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我在该文中说到：“价值规律既然在军用工业中起着制约作用，它的产品就有可能以商品出现于市场。”当时*买卖的形式，有的由清政府调拨，各省军营在军需项下拨款给价；有的是各省军营向制造局直接订货或购买。八十年代以后有的兵工厂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还相当多。三、*工厂的劳动力不少是作为商品购买来的，例如上海洋炮局相当部分的工人，就是李鸿章授权马格里雇来的。而广州制造局“所雇的工人，大半都是在外国机器厂、锅炉厂和造船厂做过学徒的中国人。”(美国外交文件，一八八○年分，见同上书第四六四页。)因此，近代*工厂中的劳动力相当数量是具有商品性质的。四、既然价值规律在军用工业的创办和生产中起着作用，它的相当数量的产品和劳动力都具有商品的性质和形式，那末，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起着作用，投资就必然有资本的性质和作用，近代军用工业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也就不言而喻。
近代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之间，是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的。就是说，近代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生产，不仅是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等使用价值，也是为了这些使用价值有比较低廉的价值。兹举二例加以说明。
一八七二年淡水英领事商务报告，说福建船政局要开采基隆煤矿的原因，是“船政局和炮船迫切需煤。福建当局苦于洋煤太贵，迫不得已，……想使用机器进行采煤了。”(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五八二页。)“迫切需煤”和“洋煤太贵”，表明使用价值和价值规律起着同等重要作用。
金属的采掘和冶炼也是如此。李鸿章在《请开平泉铜矿片》中说：“天津机器各局制造子*帽等项，所需铜料，购自外洋，转运艰而价值贵，且恐不可常恃，自应就中国自有矿产设法开采，以期费省用便。”(《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页四六。)这也证明，铜矿的开采与冶炼，既是应军用工业原料的需要，又是由于已在军用工业发生作用的价值规律影响下而创办的。
洋务派所办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既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构成一个整体的。我曾说过它们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胚胎。胚胎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当然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时成熟了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不同，前者特别是民用工业是有较强的民族性的它们相对于封建主义说，是有生命力的。资本主义是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它一经发生，就必将对封建主义的肌体起着腐蚀作用。洋务工业也不例外。我在《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中说：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在军用工业中的作用（当然还有别的因素），“不能不承认它有某种进步因素”，只是这种“进步因素”，被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顽固势力所制约，使之不能充分发挥罢了。至于民用工业的进步性就更用不着讲了。因为，从生产力方面说，它是新生的，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它必将通过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的作用，逐步战胜使用落后生产工具的小生产者。从生产关系方面说，资本主义对旧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起着分解作用：作为封建经济结构中的小生产者必将向两极分化，为资本主义不断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对地主阶级说，也将被突破封建主义的框框，其中不少人将向资产阶级转化，而事实上，一般洋务派成员随着洋务工业的发展而兼具了资产阶级的身分。即使是洋务大官僚也成为兼有一定的资本人格化的人了。
这样，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了，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旧的封建生产方式起着瓦解破坏作用，同时，对旧的地主阶级也起着分解的作用，这个一定程度资本人格化的地主分子，既是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代表，又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而发展趋势，当然是后者将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封建主义遇到资本主义，真好象是木乃伊遇到新鲜空气一样地迅速腐烂着。这不就是以保卫封建主义的“体”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转而对封建主义的“体”起着否定作用了吗？这只是从经济这个角度讲的。
从意识形态方面说，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学习西学的风气日开，西学绝不可能仅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艺术，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必然影响和渗透到中国人包括洋务派在内这批人的头脑中来，这就很自然地对于三纲五常等封建的道德准则起着分解的作用。在新式的学堂中和出国的留学生中，虽然规定要读一定数量的孔孟经书，但还是免不了要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顽固派攻击洋务派论据之一，就是说洋务活动的结果必将是“用夷变夏”。洋务派则再三声明，他们所变的是“器”，至于“道”则是绝对不变的，所以学西学于风土人心“固无伤也”。事实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绝对抵挡不住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等先进的思想的。而且只有这些思想意识，才能适应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随着洋务运动中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更多地引进，资产阶级意识必然伴之而来。洋务派集团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分为两个方面，即组成成员的变化、扩大和更新，同时又不断地分化。
在组成成员的变化方面，洋务运动一开始，洋务派就由三部人所组成。即：除顽固官僚转化者外，还有“买办或具有浓厚买办倾向的地主士绅的转化”、和“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转化”。(参阅拙著：《论洋务派》，《新建设》一九六四年五、六期合刊。)这三类人统一在取洋人长技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以维护清朝统治一个立场观点之上。七十年代不同了，随着洋务运动内容的变化，洋务派的组成也在起变化，除原有那些人和顽固派不断地转化进来者之外，新参加者有：发展民族工商业愿望的买办和商人、新式知识分子，还有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象郑观应这样的人也参加了进来。(关于郑观应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参加洋务活动，见拙著：（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第八期。)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因为他们统一在求富求强和御外救国一个立场观点之上。这里当然不包括李鸿章等几个头目在内。
洋务派集团的不断扩大和成员成分的变化是必然的。同样，随着洋务派集团的主要头目们不能作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措施，相反，他们还在倒行逆施：在经济上加强“官督”，在*上坚持专制反对民主，这个集团的分化也是必然的。我在《论洋务派》中已经讲过：洋务派中一些人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另一些人转化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些人都是洋务派中的中下层一般成员，如杨宗濂、徐润，经元善、严作霖、薛福成、马建忠等人。除此之外，洋务派中的上层分子，也有着分化的倾向。除多数人对外要求抵抗侵略者外，也有一些人有着改良主义的倾向。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淮系集团重要骨干官居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他一方面由于对近代工商业的投资，另方面在官场的实践，使他意识到单是经济上的求富还不能解决问题，而必须在*上加以改革，他说：“西人立国，……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体”是民主*，其“用”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体”与“用”是相适应的，“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也就是坚持封建主义的“体”，这怎末能与先进科学技术的“用”相适应呢？这些话表明，张树声这样的大官僚也已有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倾向了。
第二个事例是江苏藩司后来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他也是公认的洋务派中的大官僚，他于一八九五年春推荐郑观应《盛世危言》给光绪帝时有一段突破“中体西用”框框的论述。他说：
“夫泰西立国，具有本末。广学校以造人材，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求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则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见《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卷首。)这些话表明，邓华熙不仅很推崇西方的议院制度，而且还正确地指责中国那些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大官僚为“不揣其本而末是求”。
张树声也好，邓华熙也好，他们都想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或“体”也学过来，这不就是要改变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体”了吗？
由此可见，洋务派中不仅中下层人士在向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转化，而且比较大的上层官僚也在分化。除多数人分化为抵抗派者外，也有一些人要在*上学习西方民主制度。这样，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就不仅自发地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对“体”的自我破坏，而且其中不少人包括一些上层官僚在内，要求变革封建主义的“体”，他们虽然还没有也不敢直截了当地提出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中国的“体”，但已意识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非改变不可。而这，在清王朝最高统治者顽固地把持下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而洋务派中的封建顽固大官僚也绝对不肯作这样的变革的。至于帝国主义那是既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更反对中国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度的。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以悲剧告终。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以变革开始，这个开始的变革是适应了一八六○年前后的变革思潮，因而它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到七十年代由对内变为主要对外，由办军用工业变为主要办民用工业企业，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如果有人说，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清政府反动统治和镇压人民的需要而掀起的，是为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才求富而办民用工业的，因此它的*目的是反动的，因而得出结论说洋务运动是反动的运动。那我要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在生产力方面又有了大的发展，它们的政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难道这些国家的总统总理都是为了革命吗？学术界有些同志把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一笔抹煞的理由主要是两条，即除买办性之外，就是因为它是在*上镇压太平天国而掀起的运动。老实说，洋务派不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还不会作那样适时的变革哩！不能完全用*上的革命与反动来评论经济上的前进与倒退是显然的。问题在于，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其指导思想而开端，当洋务派的活动不自觉地在经济上意识上自我破坏了“体”的时候，须要进一步变革也即须要在*上用西方民主制度的“体”，来改变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体”的时候，洋务派却不再变下去了。这个“不再变下去”，不是洋务派大多数人的责任，它是洋务派中少数头目如奕□、李鸿章之流所不愿意变的，也是慈禧太后等最高统治者所不允许变的。封建专制的“体”不变为民主制度的“体”，就必将阻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例如对企业的“官督”就不能改变为如郑观应所说的“以商贾之道行之”的企业。相反，在中法战争之后，还在大大地加强这种“官督”呢！可见洋务派是不能完成对封建主义的“体”的变革的，这个任务历史地交给了戊戌维新派。戊戌维新派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让给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留待马克思主义者来解决了。
洋务运动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开始，以应该变革而不去采取变革措施因而违反时代潮流而结束！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