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26日晚18点30分，Castle Romeo试验中使用EC－17核战斗部的照片
美国对华沙集团实施核打击后，随后的核辐射将会造成北约盟国几亿人的死亡。就像一位将军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那样，“要视风向而定”。而且按照参联会的估测，美国对苏联首次发动核打击后，苏联一定会对美国、西欧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报复性核打击，上述统计数字还没有将这一切对美国的影响包括在内。参联会的预测也并未包括美国战略核武器所带来的影响。
参联会提供的预测显示，在美国的核打击下，邻国会有五六亿人丧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平民。还会带来上百次灾难。大部分发生在一两天之内，其他的都会在6个月之内陆续爆发。盟国或是中立国也会爆发30次左右的灾难。
这不是为了威慑苏联，阻止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核打击而做出的胡乱臆测。发动整个美国的各相关机构，实施参联会为全面战争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参联会对人员死亡所做的预测完全符合实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如柏林危机、东德叛乱和苏联对伊朗和南斯拉夫的轰炸，一旦总统发动核战，按照美国的计划，任何与苏联常规部队的“武装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给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带来上述灾难。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1961年春天，我坐在白宫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小隔间里，手拿着这个图表，苦苦思索：图表展示的严重后果一定不能出现。人类历史中不能容许出现上述状况。
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部长。从我们谈话的氛围来看，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一直认为，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对局势有同样的看法；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30年后，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回忆录《回顾》（InRetrospect）一书中写到，当时他曾秘密向肯尼迪总统建议，后来还向约翰逊总统建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要发动核战争。他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但是和他谈话时，这一切都表露无疑。毋庸置疑的是，他的确给总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建议。然而，在其任职期间，美国政府大多数官员曾一度表示，已经做好了首次对苏联使用核武器的准备。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无疑与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主流政策背道而驰。（直到现在，北约还保持着这样一种政策--据2002年3月泄露的布什政府国防政策评估显示，仍然热衷于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一直认为，应该在与强大的中国常规军队进行有限战争时，首次使用核武器。在这件事上，麦克纳马拉也持否定意见。
对二战和朝鲜战争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我同意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所作的情报分析。常规轰炸根本不可能阻止北越军队的渗透，也不能阻止其支援南越的游击战，更无法迫使河内领导人放弃武装斗争。情报分析指出，在高地和平原地区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也不可能像陆军预料的那样，可以“隔离南越战场”。即便如此，也不会对南越当地的军事斗争有多大的影响。一旦下定决心，置重大伤亡于不顾，华盛顿一定会竭力挽回败局，不断扩大战争，打破现存的僵局。尽管各军种参谋长和空军都称，不会像二战和朝鲜战争那样对城市和人群进行轰炸，但是如果不采取轰炸战略的话，就无法摧毁北越持久作战的“能力”。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只能是对城市进行轰炸，摧毁北越的红河大坝，100万人将会活活饿死。
情报分析还认为，美国陆军加大力度，封锁通过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路线，根本无法阻止北越对南越的侵略，也无法终结北越对南越内战的支持。相反，还会滋长北越发动全面战争的气焰，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重演法国的悲剧。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引来中国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美国战略决策者的意图，我们将会发动核战争对付中国。
当时普遍认为，朝鲜僵局给美国陆军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切勿尝试”，亦即“不要在亚洲尝试发动地面战争”。早期参与制订作战计划的经验告诉我，这句座右铭的意思是，“不要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地面战争”。后来，我读到了麦克诺顿办公室的文件，再次清楚地认识到，该经验仍然是美军遵循的教义，而且不只局限在军队内部（尽管大部分在军队内部）。国务卿腊斯克（朝鲜战争的前两年里，曾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对此深有感触。1964年4月中旬，在西贡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详细阐述这条教义：“在常规战争中，我们不会用有限的人力资源与庞大的中国军队进行战斗。”
1964年6月2日在火奴鲁鲁举行的会议上，泰勒将军指出，对越南发动空袭后，中国地面部队将很有可能参战--当时在座的人一致同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道，即使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可是我们要作好准备，以防万一；“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在何时将不得不使用核武器。费尔特上将（太平洋总部）断然回答道，不使用核武器，将无法阻止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所以在各相应作战计划中应赋予指挥官使用核武器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