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处于严密的军事封锁之下，有什么人可以顺利地突出重围，并携带大量物资，潜入到匈奴军队统帅的身边？这显然是个比较离奇的说法。且不说遇到接近包围圈时的格杀勿论，仅仅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就为交流上平添许多不便。交流上的困难，如何能使高祖的使者顺利地到达单于阏氏的驻地，很令人费解。
第三，假定匈奴人围攻格杀汉军的意志不那么坚定，没有处死汉高祖派遣的使者，而是把他带到军队统帅处，那么究竟是应该带给最高统帅单于，还是该带给他的妻子？这又是个考验常识的问题。
第四，单于阏氏是否具备对于匈奴的军事、政治的干预权。关于此可以从两个方向做考虑：如果不具备干预权，那么她没有资格向单于提出政治意见；如果具备干预权，那么她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单于的决策，这是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
第五，如果冒顿单于听从了阏氏的观点，不再觊觎汉地而就此退兵，那么之后立刻又进军代地(今山西代县雁门关一带)的行为就非常难以解释了，因为这前后言行显得过于自相矛盾。
还有种种疑点，就不逐一列举了。因为仅凭上述五点，就令人很难对史书记载的汉高祖白登脱困始末产生信服感。我无意质疑刘邦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行事风格，更不想将其丑化妖魔化脸谱化，只是这段史书中的记载很经不起常理的推敲。在没有足够的资料做证明的前提下，考证一段历史的真伪，实难完成，只能通过从历史进程所受影响后的变化中寻找若干线索来进行推断。
匈奴人攻城掠地的目的，是个极其关键的线索根源，这直接左右着事态的发展。在秦篇中我曾经详细解释过战争的实质，这里就不再长篇累牍地复述了，只简单说一句，战争不是凭空而来的，其目的必然是直指利益。匈奴人所期望的利益是什么，就成了解开这个谜局密码的钥匙。
直接抢到经济给养，这是最浅表的也是最直接的收益，无从辩驳。而深一层的收益还需从一种文明的经济属性上思考。游牧文明的载体，是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游牧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增长而需要扩大经济体规模时，所紧缺的资源就是这种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这样的土地恰恰也是农耕文明赖以生存的资源，原因很简单，能生长植被的富饶土地，就具备成为农耕土地的潜质。反之，农耕用土地荒芜后，就会形成天然的草场。
当土地成为两种文明的生命线时，爆发战争是在所难免的，因为都在为生存而战。那么回过头来看史书上所言，冒顿单于阏氏说汉家土地不能久留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若不是凭臆测想当然，那一定是史官有意地略掉了一些关键信息。至于这关键信息是什么，这里先放下不论，在后文中会有详细解释。
也许割地赔款才是真相
在前面的《战争福利学》一节中我曾谈及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的策动者往往会逃脱战败的惩罚。因为战争的策动者往往是社会群落中最高权力的执掌者。从政治角度来分析，如果战败方需要为失败支付成本如战争赔偿等，至少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承担人。毫无疑问，战败方最高权力的执掌者将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
围绕着战败责任人的视角去考虑白登之围，线索就明朗了许多。匈奴单于应该不至于有对汉军赶尽杀绝的意图，更谈不上有杀掉汉高祖的意图。如果杀掉刘邦，汉帝国势必会立新的最高掌权者，那么对于匈奴来说，就等于丧失了索要战争利益的机会，不仅得不到经济补给和经济资源，还可能白忙一场。因为没有人来为此负责。而扣留刘邦，其实际效果与杀他无异，汉帝国同样会立新掌权者。关于此，千年后的宋朝就有一个鲜活的例子，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可以说，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匈奴人都没有坚定地格杀汉军团及其统帅的意图。事实上，用于战争中的杀戮大多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
客观地审视白登之围，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那是一场兵力相差极为悬殊的对抗。匈奴人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而且士气正旺。反观汉军，形势是非常被动的。由刘邦亲率的先锋部队脱离了主力军团，被大约三十万匈奴军队团团围住。史书中的花絮告诉我们，汉军团被围七个日夜，经济补给奇缺，士兵饿得连弓都拉不动[注49]。在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坚守七天直到脱困，其难度之大不亚于坐地升仙。我们不排除历史上有小概率事件发生，然而这件事情前后疑点重重，违背常理之处太多，并且所有的解释都很牵强，甚至有几分欲盖弥彰的味道。这令我忍不住又多了几分思考。
历史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比如说刘邦因兵败被俘，或是主动投降，而后通过外交谈判的手段来解除落入敌手的窘境，至于白登脱困的说法只是一席炮制出来的谎言？这个匪夷所思的想法进入脑子后，我开始着力思索其可能性与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