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博卷》为符节勾画出大致的轮廊：“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用于各种事务的一种凭证。用金、铜、玉、角、竹、木等不同原料制成。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如兵符、虎符等。”战国时期除秦称“符”，齐楚等国均称“节”。汉代虎符沿袭秦制，唐代改用鱼符，武周一度用龟符，二者皆可系佩，与牌无异，宋以后皆用牌。唐代鱼符不仅表示身份，亦有其使用范围。据《大唐六典》记载：太子用玉质鱼符、亲王用金质鱼符，官员用铜质鱼符。也有用于调动军旅，更易守长的以及用于标明官员身份的随身鱼符。还有用于出入宫门、开关宫门的交鱼符、巡鱼符等。随身鱼符在当时很受重视，它是官员出入宫禁、防止伪诈的凭证。唐永徽二年（６５１年）开始向五品以上的京官颁发，本人去职或亡殁，便须收缴。唐垂拱二年（６８６年）以后，地方的都督、刺史也可佩带。将鱼符袋饰以金银系于腰间，名鱼袋更成为官员身份尊显的一种标志。北宋时期，封建制度日益完备，符牌作为严格、系统的识别标志融会到封建王朝的管理体系之中。明朝对官吏所佩带的腰牌亦有严格规定。《明史·舆服志》载：“武臣悬带金牌”。“指挥佩金牌，双云龙、双虎符。千户佩镀金银牌，独云龙、独虎符。百户素云银牌符”。“皇城九门守卫军与围子手，各领勇字号铜牌”。《会典》又载：“文武官出入禁门带牙牌，有执事、供事、朝参之别。执事、供事者，皆届而领，如期而缴。帷朝参牙牌，得朝夕悬之”。“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职于上。不佩则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牙牌字号，公、侯、伯以勋字，驸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乐字、入内宫以宫字”。真可谓侯门似海，大内森严，“无牌不许擅人”，宫廷门卫认牌不认人。中国近代著名考古、金石学家罗振玉著《历代符符牌图录》不仅收录了“宋资政殿范仲淹牌”，也为符牌的起源提供了诸多实物依据，如：明代“锦衣卫朝参官牙牌”上刻“朝参官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与“出京不用”字样。以后清代，腰牌的作用已到了巨细的程度，如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制造，内务府颁发的第１６３９号腰牌，不仅用途为内务府堂上，且使用者姓名、年龄、面部特征都制于牌上。
门券的源流是请柬。封建社会，私家花园甚多，但都不对公众开放，官绅名流聚会、游园赏花，少不了请柬相邀，请柬的这种观览游园作用仍保持至今。门券（门票）的大量出现也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北京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于５月２０日向公众开放并发售门券，仅１０月１３日慈禧太后７０寿辰这天，游客就达五、六千人。辛亥革命后，皇家园林、名胜古迹、博物馆、公园相继对公众开放，门券的使用就更为广泛，尽管名称不同，但入门凭证的作用是一致的。有关民国时期门券记载颇多，但保存至今的实物却非常有限，怪不得收藏者孜孜以求。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民国门券为少数收藏者所收藏。
总之，无论是古代的符节、腰牌，或是近现代的出人证、门券，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后，它们作为入门凭证的作用没有变，但使用者及其使用目的却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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