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铭文的铜镜，历来都是铜镜研究和收藏的重点，铜镜铭文不仅对于研究汉字本身的演变过程具有一定的意义，各种各样的铭文还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下面，向读者介绍一面西汉末年的规矩镜，该镜径２１公分，半圆钮，四叶纹钮座，钮座外围方框，内有十二地支铭，用十二个小乳钉作间隔。主纹饰为规矩四神，间以八枚乳钉；这八枚乳钉均围以八内向连弧纹座，因而在全镜的纹饰布局上显得较为突出。主纹饰外为铭文带，短斜线纹至缘。镜缘内圈为三角锯齿纹，外为卷草或忍冬纹。该镜工艺精湛，纹饰清晰，四神、羽人和禽兽造形生动，线条流畅，加之尺寸较大，单是从这几个方面，已经可以推断这是一面“尚方”造镜。更有意思的是镜铭：“令名之纪七言止，炼治冶铜华去恶宰，铸成错刀天下喜，安汉保真世毋有，长乐日进宜孙子”。在种类繁多的汉镜铭文中，记述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期的“货币政策”，并为之歌功颂德的，比较少见。
铭文中的“七”字，原文作“十”，经李学勤先生指教，因为横长竖短，应为“七”字。这样，就与汉镜铭文中较为常见的“（七）言之纪从镜始……”相合了。铭文中的“汉”字，因为锈蚀漫漶缺笔画不清楚，也是经李学勤先生指教，确认为“汉”字的。铭文中的“恶”字，是经李零先生指教，释读为“恶”字的。这个“恶”字，上半部分是在金文中常见的亚字形中，加了一横。这个字过去被很多人释为“恩”或“真”字，在常见的“铜华”镜铭中就成了“炼治冶铜华去恩真宰”，读起来总是感觉语义欠通，释为恶字后，就通顺了：“冶炼精粹之铜须除去不良的渣滓”。0703/20073916177647.jpg'镜铭由五句七言组成，前两句和最后一句都是汉镜铭文中常见的套话，而第三、四句“铸成错刀天下喜，安汉保真世毋有”这十四字铭文，说明了以下问题：
一、王莽铸“金错刀”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王莽于居摄二年公元７年五月，“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这是王莽四改币制之始，在历史上也称得上是“著名”事件，“铸成错刀天下喜”就是说的这一史实。
二、此镜的铸造年代。
王莽于居摄二年五月“更造货”，铸金错刀、契刀和大钱；居摄三年公元８年末，改年号为初始元年，新朝建立，王莽自己当上了皇帝，再改年号为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由于“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更作小钱，……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从铸金错刀始，到大约一年半之后，王莽又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这样，铸金错刀、契刀和大钱五十的时间，即被限定在居摄二年五月到新朝建立的大约十八个月内，而这面有“铸成错刀”铭文的铜镜，也应当是在同一时间段内，是当权者为配合“币制改革”作宣传，指令“尚方”铸造生产出来的。因此，可以肯定：这面铜镜应该是铸造于公元７年年中后，到公元８年年底之前的时间内，是一面没有纪年铭的纪年镜，距今已有１９９６年的历史。
纪年镜由于自身的学术价值，一直受到学者和收藏界的重视。如日本学者梅原末治于昭和十七年１９４１年刊行了《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书中列举了１２８面纪年镜，并进行了比较研究。也有人对纪年镜持怀疑态度，如英国学者鲁惟一在《七面纪年镜（居摄至元兴）的真伪》一书中论述的看法。见于著录的年代最早的纪年镜是传为朝鲜出土的居摄元年公元６年，连弧铭带镜，国内年代最早的纪年镜应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始建国二年新家镜”，为公元１０年铸造。
在请教孔祥星老师后得知，此前曾在扬州出土一面与本镜同样尺寸、同样纹饰、同样铭文的铜镜。这不仅为本镜铭文的释读找到了可供比较的样本，也为此镜铭的真实可靠，提供了旁证。扬州这面“错刀”镜，从拓片上看锈蚀比较严重，将二者比较后，仍然不难看出纹饰和铭文字体的一致性，可以判断，这是两面“同模镜”。今天，能找到具有如铭文的同模镜，是一种巧合和缘份，同时也反映出王莽政权为了推行其币制改革所作的宣传，规模是很大的，否则我们不可能在两千年后见到一模一样的“宣传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