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收藏有两件资料，第一件是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山西省孝义县（现为孝义市）发给吸毒者的“和平戒烟药丸”空白执照，（图１）连同存根２８×２１厘米，中间盖有直径７厘米红色篆刻“孝义
第二件是１９４６年月日，中阳县人民政府一张“没收违法物品收据”（图２）白纸、油印，纸幅２２×１０．５厘米，内容毛笔书写，没收物品；烟土，一两二钱，收缴公有，有被没收人的姓名、住址，盖有县长齐、司法科长觞玉、经手人吴茂庭三枚印章。中阳县位于山西省南部吕梁山西麓，抗日战争时期是老革命根据地之一。
中国*党和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毒品对人民的危害，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把打击毒品的贩售吸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民国３０年（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公布的《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遇有下例情形之一者，抗日部队区乡村公所及一切人民均得及时逮捕之，但逮捕后不得私自拷打处罚，须立即送抗日县政府审理：其中有四项，第三项为：“持毒品违禁物者。”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鸦片既有让吸食者中毒的一面，但它所含的吗啡等生物碱又有镇痛、止咳和止泻的作用用。
毛泽东主席说过毒草锄掉可以作肥料。鲁迅先生在杂文《拿来主义》一文中更具体的写道：“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
中阳县人民政府没收的“烟土”虽然在“收据”上都写明最后的归宿，但唯一合乎逻辑的推断，是送到了药店或医院。
新中国成立后，吸毒这一社会丑恶现象在人民的大扫除中，几十年已销声匿迹，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在巨额利益的驱使下，内外勾结，继而走险，-贩毒案件不断发生，一些地方已出现吸毒人群。
“执照”和“收据”不仅记录过去，同时警示今天，经过几代革命者精心清扫的一片净土，不容烟毒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