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种权威书目辞典记载，中国诗歌会主办的诗刊《新诗歌》月刊，创刊于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１日，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出版第二卷第四期后停刊，共出１１期。
中国诗歌会１９３２年９月在上海成立，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几乎左右了当时中国诗坛，我国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诗歌团体，在北平、广州、青岛、河北等地还成立了分会。发起人为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等。
我见过这些辞典所提及的１６开本的《新诗歌》第１卷创刊号，很朴素很大方，很有战时刊物的特点。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封面，首页最上面是一行从左到右的细字：“新诗歌旬刊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出版，”往下是醒目加框、粗壮又有艺术性的“新诗歌”刊名，刊名左边注明“第一卷创刊号”。刊名之下是每节四行，共七节２８行朗朗上口、富有*的“发刊诗”。首页左下部还有一个加双双线细边的“目录”。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新诗歌》唯一的创刊号，至于辞典上所标“月刊”而实物却标“旬刊”，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疏忽而至。然而，不久前，我在上海一家旧书店，从一大堆民国旧期刊中，觅得几本珍稀的原版《新诗歌》。首先看到的是近海蓝色印有木刻作品封面的终刊号第二卷第四期，其中有艾青同样写于狱中，与《大堰河，我的保姆》同一时期重要诗篇《铁窗里》，有鲁迅《对于诗歌的一点意见》，提出了“新诗首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的著名诗论。
然后，令我惊讶的是，其中竟有一本１９３３年版毛边的３２开本《新诗歌》。封面红黑两色，大气磅礴，力含千钧，“新诗歌”的横排黑重与第一期火红粗立的“１”，左下角的横排黑字“中国诗歌会”与右侧的竖排红字“１９３３”，形成一种强烈对比，形成节奏的张力。
显然，这也是一种《新诗歌》的创刊号，所标的通讯地址与简朴１６开本创刊号是一致的，均为“上海大厦大学宋寒衣转”。其中发表了俊人的《六月火烧着》，森堡任钧的《和平的白鸽——麦克唐纳》，浙江竹友的新道情《东洋矮鬼打中国》，穆木天的诗论《诗歌的形照与样式》，秋叶的诗剧《斗争》等，一如简朴创刊号富有战斗性、大众性和时代性。
毛边《新诗歌》创刊号没有标明出版日期。但最后的“编完以后”，开篇写道：“在这天气一天天朝着热处跑的当儿，我们大胆地，恳挚地向大家捧献这点小礼物”。从中可以推断是在初夏之际印行的。
“编完以后”又点明了与简朴旬刊的关系：“这《新诗歌》，当然是旬刊《新诗歌》的扩张与放大。从前的旬刊，真未免过于窈窕，织小笔者注：旬刊第一、二期，每期仅８页，而此毛边本有６４页，常常因为篇幅的关系，不得不忍痛割弃许多的佳作。这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情。同时也就是昨日的《新诗歌》之所以会变成今日的《新诗歌》的理由。”
至于这种第一期《新诗歌》出版后，原旬刊《新诗歌》是否停刊，还是仍然出版，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笔者还见过一种１９３４年３月５日出版，其首页风格与旬刊《新诗歌》如同一辙的半月刊《新诗歌》其新闻纸首页即封面，刊名字样与旬刊均用同样的美术体，只是开本不再是１６开８页，而是３２开３２页，所标是第６７期。为此笔者认为，存在上述二种版式，出版周期不同，同属中国诗歌会主办的《新诗歌》，均坚持出版的可能，因为《新诗歌》是当年中国诗坛最有影响力的诗刊品牌，中国诗歌会河北分会、湖州分会、广州分会等也都编辑出版过不同形式不同周期而共同刊名的《新诗歌》刊物。
（2005年9月21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