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此后，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选择和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反映并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关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统而具体地阐述过。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贫困”之声又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未能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不能用新的理论体系系统而具体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三个转换，即哲学基本问题、核心范畴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一
任何科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都有其贯串于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抽取出来的，揭示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即解决基本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的确认，是一个科学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了没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中国化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单纯逻辑推演的结果，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相应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曾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但是也同样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于找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们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常常受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指令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屡遭挫折。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当时的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8页。）这时，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基本因素：客观与主观。他进而又指出，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9页。）这个重要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实现。这个思想贯串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始终。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它的主要部分。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了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反对“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再次证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112页。）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页。）1956年4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
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时代不同其内容各不一样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
二
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本问题，而且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了基本问题的转换之后，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确立一个核心范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完成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践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由于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才无所遁形。基于实践范畴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这是没有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在中国的转换，是通过毛泽东而最终由邓小平来实现的。
毛泽东一方面以《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性解释和一系列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规律，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即对立统一规律，充分说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实践论》是《矛盾论》的基础，《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具体发挥。《矛盾论》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然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辩证法，才能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不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辩证法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诡辩论，就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矛盾论》通篇都体现着《实践论》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基本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推动，不断丰富和发展，到1963年又得到一次总结，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毛泽东在这篇短文中提出了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观点，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这些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表现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两种基本形态。
同时，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和要求的过程中，将这一经验和要求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此后，他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继续发挥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概括为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并进行反复论证，这就在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但是在主观上，毛泽东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虽然他已经在探索这种体系。1943年4月，他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毛泽东书信选》第212页。）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敏锐地注意到并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实践的观点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以十一届三全会为开端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思想。与此同时，他更加注重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核心范畴的转换。
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定位。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定位。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样一种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在自身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来开展活动，使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修改和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以及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与实施，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指引、推动之下实现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邓小平理论归结起来，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如何实事求是，由此而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策略。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的个人品格。所以，邓小平强调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因此，不论是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概括来看，还是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新论证、新发挥来看，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转换的时候，不能不讨论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无疑，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是盲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二者是一致的。同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其核心范畴是实事求是，这二者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如何发生转换的呢？即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又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呢？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人民有了多次失败实践的惨痛教训；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人民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招致惨重损失的教训。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勾画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关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人民中国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展开了轰烈烈的运动。
1）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它达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坚持了14年之外久，势力先后扩展到18个省。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不能认清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野心，导致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具有很强局限性的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求救国救民的使命。
2）19世纪西方列强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再加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极大的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维护自已的统治，地主阶级兴起了以“自强，求福”的洋务运动，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清政府统治发起维新运动各和平救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是由清政府兴起代表着大地主阶级的利举益。具有封建性，对西方列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以及管理的上的腐朽，注定要失败。而维新运动从根本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认抱有幻想，又脱离人民群众，所以也只是昙花一现。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方式是不能彻底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的。
3）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清政府的朝庭成了洋人的朝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封建君主专治制度。但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性，只是推翻了一个朝庭并没有改变中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由其是辛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共和国的方案不能救中国，只能再谋求新的出路。
4）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和社会主义俄国对中国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录找新的救国救民的出路的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主的先进分子首先提出共产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了漫长的救的救国救民的运动。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此后，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选择和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关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人民中国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展开了轰烈烈的运动。
1）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它达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坚持了14年之外久，势力先后扩展到18个省。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不能认清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野心，导致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具有很强局限性的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求救国救民的使命。
2）19世纪西方列强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再加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极大的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维护自已的统治，地主阶级兴起了以“自强，求福”的洋务运动，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清政府统治发起维新运动各和平救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是由清政府兴起代表着大地主阶级的利举益。具有封建性，对西方列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以及管理的上的腐朽，注定要失败。而维新运动从根本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认抱有幻想，又脱离人民群众，所以也只是昙花一现。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方式是不能彻底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的。
3）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清政府的朝庭成了洋人的朝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封建君主专治制度。但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性，只是推翻了一个朝庭并没有改变中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由其是辛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共和国的方案不能救中国，只能再谋求新的出路。
4）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和社会主义俄国对中国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录找新的救国救民的出路的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主的先进分子首先提出共产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了漫长的救的救国救民的运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反映并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关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统而具体地阐述过。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贫困”之声又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未能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不能用新的理论体系系统而具体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三个转换，即哲学基本问题、核心范畴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一
任何科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都有其贯串于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抽取出来的，揭示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即解决基本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的确认，是一个科学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了没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中国化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单纯逻辑推演的结果，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相应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曾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但是也同样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于找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们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常常受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指令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屡遭挫折。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当时的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8页。）这时，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基本因素：客观与主观。他进而又指出，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9页。）这个重要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实现。这个思想贯串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始终。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它的主要部分。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了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反对“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再次证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112页。）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页。）1956年4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
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时代不同其内容各不一样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
二
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本问题，而且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了基本问题的转换之后，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确立一个核心范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完成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践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由于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才无所遁形。基于实践范畴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这是没有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在中国的转换，是通过毛泽东而最终由邓小平来实现的。
毛泽东一方面以《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性解释和一系列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规律，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即对立统一规律，充分说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实践论》是《矛盾论》的基础，《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具体发挥。《矛盾论》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然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辩证法，才能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不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辩证法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诡辩论，就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矛盾论》通篇都体现着《实践论》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基本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推动，不断丰富和发展，到1963年又得到一次总结，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毛泽东在这篇短文中提出了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观点，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这些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表现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两种基本形态。
同时，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和要求的过程中，将这一经验和要求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此后，他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继续发挥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概括为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并进行反复论证，这就在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但是在主观上，毛泽东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虽然他已经在探索这种体系。1943年4月，他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毛泽东书信选》第212页。）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敏锐地注意到并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实践的观点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以十一届三全会为开端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思想。与此同时，他更加注重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核心范畴的转换。
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定位。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定位。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样一种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在自身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来开展活动，使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修改和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以及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与实施，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指引、推动之下实现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邓小平理论归结起来，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如何实事求是，由此而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策略。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的个人品格。所以，邓小平强调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因此，不论是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概括来看，还是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新论证、新发挥来看，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转换的时候，不能不讨论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无疑，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是盲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二者是一致的。同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其核心范畴是实事求是，这二者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如何发生转换的呢？即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又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呢？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人民有了多次失败实践的惨痛教训；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人民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招致惨重损失的教训。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勾画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此后，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选择和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关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人民中国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展开了轰烈烈的运动。
1）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它达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坚持了14年之外久，势力先后扩展到18个省。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不能认清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野心，导致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具有很强局限性的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求救国救民的使命。
2）19世纪西方列强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再加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极大的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维护自已的统治，地主阶级兴起了以“自强，求福”的洋务运动，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清政府统治发起维新运动各和平救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是由清政府兴起代表着大地主阶级的利举益。具有封建性，对西方列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以及管理的上的腐朽，注定要失败。而维新运动从根本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认抱有幻想，又脱离人民群众，所以也只是昙花一现。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方式是不能彻底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的。
3）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清政府的朝庭成了洋人的朝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封建君主专治制度。但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性，只是推翻了一个朝庭并没有改变中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由其是辛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共和国的方案不能救中国，只能再谋求新的出路。
4）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和社会主义俄国对中国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录找新的救国救民的出路的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主的先进分子首先提出共产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了漫长的救的救国救民的运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反映并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关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统而具体地阐述过。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贫困”之声又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未能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不能用新的理论体系系统而具体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三个转换，即哲学基本问题、核心范畴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一
任何科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都有其贯串于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抽取出来的，揭示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即解决基本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的确认，是一个科学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了没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中国化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单纯逻辑推演的结果，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相应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曾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但是也同样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于找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们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常常受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指令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屡遭挫折。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当时的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8页。）这时，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基本因素：客观与主观。他进而又指出，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9页。）这个重要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实现。这个思想贯串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始终。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它的主要部分。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了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反对“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再次证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112页。）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页。）1956年4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
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时代不同其内容各不一样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
二
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本问题，而且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了基本问题的转换之后，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确立一个核心范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完成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践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由于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才无所遁形。基于实践范畴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这是没有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在中国的转换，是通过毛泽东而最终由邓小平来实现的。
毛泽东一方面以《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性解释和一系列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规律，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即对立统一规律，充分说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实践论》是《矛盾论》的基础，《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具体发挥。《矛盾论》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然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辩证法，才能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不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辩证法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诡辩论，就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矛盾论》通篇都体现着《实践论》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基本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推动，不断丰富和发展，到1963年又得到一次总结，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毛泽东在这篇短文中提出了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观点，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这些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表现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两种基本形态。
同时，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和要求的过程中，将这一经验和要求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此后，他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继续发挥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概括为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并进行反复论证，这就在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但是在主观上，毛泽东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虽然他已经在探索这种体系。1943年4月，他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毛泽东书信选》第212页。）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敏锐地注意到并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实践的观点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以十一届三全会为开端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思想。与此同时，他更加注重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核心范畴的转换。
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定位。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定位。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样一种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在自身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来开展活动，使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修改和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以及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与实施，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指引、推动之下实现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邓小平理论归结起来，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如何实事求是，由此而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策略。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的个人品格。所以，邓小平强调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因此，不论是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概括来看，还是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新论证、新发挥来看，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转换的时候，不能不讨论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无疑，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是盲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二者是一致的。同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其核心范畴是实事求是，这二者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如何发生转换的呢？即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又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呢？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人民有了多次失败实践的惨痛教训；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人民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招致惨重损失的教训。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勾画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此后，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选择和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关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人民中国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展开了轰烈烈的运动。
1）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它达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坚持了14年之外久，势力先后扩展到18个省。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不能认清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野心，导致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具有很强局限性的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求救国救民的使命。
2）19世纪西方列强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再加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极大的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维护自已的统治，地主阶级兴起了以“自强，求福”的洋务运动，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清政府统治发起维新运动各和平救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是由清政府兴起代表着大地主阶级的利举益。具有封建性，对西方列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以及管理的上的腐朽，注定要失败。而维新运动从根本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认抱有幻想，又脱离人民群众，所以也只是昙花一现。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方式是不能彻底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的。
3）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清政府的朝庭成了洋人的朝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封建君主专治制度。但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性，只是推翻了一个朝庭并没有改变中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由其是辛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共和国的方案不能救中国，只能再谋求新的出路。
4）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和社会主义俄国对中国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录找新的救国救民的出路的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主的先进分子首先提出共产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了漫长的救的救国救民的运动。李大钊：
建党八旬纪念，禹域万里新容。人间伏虎五十载，飞泪几度告乃翁。念红楼播火，桃李天下；瞻万安公墓，激烈壮怀。呜呼！张阀作霖，戕我先烈；三绞酷刑，黯兮惨粹。然前贤赳赳，后继悠悠；先驱洒血，春满神州。
特录陈毅元帅悼诗，以祭国殇：
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2周年。在人们回顾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时，首先当追念当初开天辟地、相约建党的创始者，即“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同志。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李大钊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对李大钊“三绞处决”，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发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中国的新思想先驱最先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日文的译本，李大钊又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李大钊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的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有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李大钊长毛泽东四岁。刚到北京时，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学习条件，开拓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后来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李大钊化装成车夫，护送陈独秀出城，两人在京津路上商议建党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李大钊也受此风熏陶。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相助不惜解衣推食。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
1919年6月，被公认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表面上获释，却被软禁在家。李大钊与志同者研究，决定送他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翌年1月，他化装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本领，到陈独秀寓所接其上了带篷马车。遇城门盘查，从容应对，随后沿小路直奔天津码头。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在京津路上的马车中写成。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来华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他们经交谈，就建立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相见，为正在筹划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系。同年5月1日，李大钊率北大师生、工友五百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在会上慷慨讲演。会后又用两辆汽车插上红旗，到市内散发传单，党的革命旗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飘扬。李大钊奔走活动，常被暗探跟踪，却总是轻蔑地斥之为“狗”，毫无畏惧。他在北大月薪高达250块大洋，除维持简单家用外，都用于党的经费或在身边扶贫。遇难时家无余财，妻女靠各界友好接济。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西郊万安公墓下葬，虽有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可见李大钊品格风范长留人心！
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1889—1927)，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又是位著名学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他一生的写照。李大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重视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以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长子李葆花16岁便参加革命，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长女李星华，1932年入党，长期从事教育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是我党的优秀干部。
李大钊早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是社会名流。但他生活俭朴，“冬——絮衣，夏——布衫”，一个大饼，一根洋葱，常常是他的便饭，有人去他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名教授的女儿。有位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亲戚迷惑不解。
解放后，乐亭县第一中学师生访问李大钊故居时，这个亲戚向师生们谈到这件事。一位老师听后提议全体学生起立，他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明白李大钊同志所说的‘点种'的意思吗?他的种子，就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我们要让李大钊同志点的种，在我们心里开花结果。”直到这时，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李大钊所说的“点种”的真正含义。
李大钊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真理，为革命事业培养“火种”，在家庭里，也教育子女要经风雨、见世面，努力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经常带领孩子去郊游，一同乘船、渡河、爬山，以锻炼他们的胆量，开阔胸襟。
有一年冬天，北京城雪花纷飞，大地披上了银装。李大钊对孩子们说：“雪下大了，你们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吧!要是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哇。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借雪吟诗，这比我小时候只能隔窗望雪作诗要好得多呀!”
孩子们听了，一阵欢呼雀跃，立即拿扫帚出门。孩子的外祖母和母亲表示反对。外祖母说：“外面太冷，冻坏了孩子怎么办?”李大钊却笑着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何况人只有经常活动，身体才会有抵抗力。扫扫雪怎么会冻坏身体呢，呆在屋里不动弹，才更经不起风寒呢!”李大钊说完，就带着儿女出了门。一边扫雪，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干得热火朝天。
古人说：“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李大钊教育孩子，善于从孩子的特点出发，循循善诱，寓教于乐，生动活泼，从不刻板生硬，更不打骂孩子，从而使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李大钊家中堂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富有诗意的画，画中有位少女怀抱琵琶在演奏，各种飞禽走兽闻声而来。李大钊十分欣赏此画，他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这个弹奏乐器的姑娘，只要手指轻轻拨动，就能引来美丽的孔雀、高傲的仙鹤、凶猛的狮子老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堂的鸟兽，他们一个个都被音乐陶醉了。人就更不用说了。音乐不仅能陶醉人，而且还能鼓舞人心。”李大钊经常教孩子们唱歌。有次，他教孩子们唱的是教堂里的一首赞美诗，其中有这样几句：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就要欢喜禾捆收回家。他边唱边讲解：“你们看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喜欢呀!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一样快乐呢!”
李大钊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教孩子学音乐。有一次他带着葆华、星华去拍卖行买回一架旧风琴，由他弹琴伴奏，孩子们合唱了一首校歌。唱完后，李大钊说：“北沿河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你们校歌里怎么说它是孩子们青年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首歌的歌词太不真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他借此机会教孩子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教完歌还给他们讲解歌词的含义，讲解从事革命的道理。这种家教，寓教于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有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儿童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后，尊重与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李大钊在家庭教育中，十分注意运用“尊重”这种“最有力量”的方法。他注意研究儿童心理，根据孩子们心理、生理特点，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有一年夏天，李大钊从北京回河北老家歇暑假，给孩子们每人买回一包礼物——笔、墨、方格字帖。孩子们很是高兴，立即研墨展帖，端端正正坐在八仙桌前写了起来。
这次是李星华生平第一次临帖写大字，所以她左临一张，看看不像，右临一张，看看还是不像，气得小脸发红，直想哭出来。她放下笔，躲到后院里偷偷地抹眼泪。这时李大钊和妻子发现星华在哭，但摸不清她为什么哭。妻子正好张口问星华，却被李大钊拦住了。他说。“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难揣摸的，你要是问她为什么哭，她不会告诉你的，你不要硬逼着问她。哭的原因不是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了吗?”妻子莫名其妙。李大钊接着说：“我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上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不留神，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指，这个小女孩立即把伤口包了起来，生怕别人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发现，直到伤口长好了才给人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这就是女孩的一种好胜心，你明白了吗?”妻子这才恍然大悟。过了一会儿，李大钊把小星华叫来，一同走到八仙桌前，指着星华写的字帖微笑着说：“你的字写得很好，有点像魏碑帖上的。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临帖，写得还不大整齐，笔画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字有的个儿大，有的个儿小，要是天天耐心练习，就一定会写好的。你看，你哥哥写得也不整齐呀，可是他不着急，沉得住气，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把它慢慢地写好。”
李大钊的话使星华受到很大鼓励，同时也使她了解到自己遇事不冷静，容易急躁的缺点。从此，星华不仅天天练习写大字，而且性情也变得比以前沉稳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反映并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关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统而具体地阐述过。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贫困”之声又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未能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不能用新的理论体系系统而具体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三个转换，即哲学基本问题、核心范畴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一
任何科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都有其贯串于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抽取出来的，揭示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即解决基本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的确认，是一个科学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了没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中国化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单纯逻辑推演的结果，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相应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曾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但是也同样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于找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们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常常受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指令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屡遭挫折。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当时的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8页。）这时，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基本因素：客观与主观。他进而又指出，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9页。）这个重要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实现。这个思想贯串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始终。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它的主要部分。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了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反对“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再次证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112页。）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页。）1956年4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
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时代不同其内容各不一样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
二
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本问题，而且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了基本问题的转换之后，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确立一个核心范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完成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践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由于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才无所遁形。基于实践范畴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这是没有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在中国的转换，是通过毛泽东而最终由邓小平来实现的。
毛泽东一方面以《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性解释和一系列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规律，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即对立统一规律，充分说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实践论》是《矛盾论》的基础，《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具体发挥。《矛盾论》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然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辩证法，才能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不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辩证法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诡辩论，就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矛盾论》通篇都体现着《实践论》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基本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推动，不断丰富和发展，到1963年又得到一次总结，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毛泽东在这篇短文中提出了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观点，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这些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表现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两种基本形态。
同时，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和要求的过程中，将这一经验和要求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此后，他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继续发挥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概括为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并进行反复论证，这就在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但是在主观上，毛泽东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虽然他已经在探索这种体系。1943年4月，他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毛泽东书信选》第212页。）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敏锐地注意到并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实践的观点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以十一届三全会为开端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思想。与此同时，他更加注重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核心范畴的转换。
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定位。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定位。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样一种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在自身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来开展活动，使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修改和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以及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与实施，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指引、推动之下实现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邓小平理论归结起来，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如何实事求是，由此而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策略。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的个人品格。所以，邓小平强调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因此，不论是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概括来看，还是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新论证、新发挥来看，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转换的时候，不能不讨论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无疑，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是盲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二者是一致的。同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其核心范畴是实事求是，这二者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如何发生转换的呢？即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又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呢？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人民有了多次失败实践的惨痛教训；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人民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招致惨重损失的教训。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勾画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