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现实针对性民国初年，革命党内部许多人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革命方略以及各种革命和建设的主张为“空谈”、“空言”，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对其理想不接受、不信仰、不奉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在当时甚嚣尘上。同盟会迅速分化瓦解，被誉为“革命名宿”的章太炎宣布脱离同盟会，转向立宪派；一般普通党人则以为推倒皇帝后革命大功告成，有的甚至热衷于争位夺权，追求享乐，以致蜕变腐化。孙中山曾言：“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即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而懈志也。”（《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另一方面，先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紧随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更是逆历史潮流，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大肆推行专制政策，中国民主革命还远没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批判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认为造成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理想化的根源在于中国人数千年来奉行的“知易行难”说。这种学说很容易让人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不去参加社会实践，使得革命党人迷失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忽视了革命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放弃了革命的信仰。他认为，只有“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迷津”，革命事业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知难行易”的提出，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具有新时代的特征。该学说还揭示了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必然要求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变革又对社会发展起着理论指导作用。二、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的主要内容1、“知难行易”；2、“以行而求知”。“行”是“知”的起源、核心与归宿。孙中山强调实践的主要作用，“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孙中山鼓吹“不知亦能行”，并不是鼓吹盲目实践，而是意在使革命党和国人懂得，革命建国，开拓创新，不能沉溺于求知冥想之上，而不敢实践。这在当时，对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提高积极进取精神有重要作用。3、“因知以进行”，“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并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孙中山非常推崇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表达他如下观点：“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开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局，又适为科学昌明之时，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据有四百二十七万平方咪之土地，为世界独一广大之富源，正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依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依据于科学理论的方略、计划，是发动群众去实行或实践某一目标的根本前提，有此则更能行之，更易行之。”（《在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6-10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由此可见，孙中山对革命理论寄予厚望，期待能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三、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又反证了“知难行易”学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以为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实现，而只需要专注于民生主义。可是随后由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下的政治专制与社会黑暗以及反袁、护国、护法斗争的相继失败，使他萌发“重新革命”的念头，却苦于因革命党人对三民主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而无依靠力量。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终于认识到，要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只有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只有“以俄为师”，只有奉行三大政策。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并以之指导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大革命，中国革命从此以波澜壮阔之势向前发展。如果说“知难行易”是孙中山针对革命现状的忧思之论，则“以俄为师”经验的得出是以孙中山本人革命实践证明了“知难行易”的深刻哲理。孙中山既是“知难行易”哲学命题的提出者，又是该命题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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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难行易”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基础】：
关于“知”与“行”的关系，过去中国的传统是认为行比知要困难，即所谓“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孙中山认为这种旧的知行理念把难和易完全弄颠倒了，造成人们“以难为易，以易为难”，结果“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对真正应该的勇于实践往往视为畏途、缩手缩脚，而对真正应该重视并认真研究的知识和科学，却采取轻蔑忽视的态度、不屑于一顾。这种传统知行观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直到近代中国与西方工业化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演变成为决定胜负的深层文化背景原因。孙中山还长时间痛苦反思辛亥革命前后多次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失败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且“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根本原因还在于传统旧说的深刻影响，“是知与不知之故也”。有鉴于此，孙中山毅然决心力辟“数千年来深入于中国至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的知易行难说”，“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针锋相对地创立知难行易说，并把它当作“救中国必由之道”而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