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 供图/小艾
编者按
有人说，明代的成化年间是太平盛世。明宪宗朱见深统治前期，给于谦平反，堪称拨乱反正的明君。其实，成化时期朝政，无论前期、后期都是极其秽乱的，朱见深败坏吏治，与民争利，罢斥言官，距离“明君”实在遥远得很。
笔者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是一位网友对明朝十六帝的评价。对第八位皇帝、宪宗朱见深，那位网友说：“拨乱反正，以德报怨，前期明君，后期乌烟瘴气。”“拨乱反正”，笔者以为可能是指给于谦平反，“以德报怨”大概是说恢复了景泰皇帝的帝号。
朱见深在位23年，上述两件事(算是善事)都是发生在他执政的前期。但是，就像一条线的前半截上有两个点，无论这两个点如何规正，都不能说明这前半截线就是直的。历史事实表明，成化朝的前期与后期一样，都是乌烟瘴气的，宪宗朱见深从本质上讲是一位昏庸的皇帝。
先说说前期。英宗天顺八年二月，即位不到一个月的朱见深就打破常规定制，绕开吏部和阁部，“始以内批授官”——任命姚旺为文思院副使——这就是后来愈演愈烈、极大败坏明朝吏治的“传奉官”，而且“相继不绝”，每一次传旨都有百十人，“自文武下及僧道，滥恩者以千数”。那些没有经过吏部考察推荐、廷推和部议、然后由阁臣研究这一过程而获官的人，多是一些佞幸之徒，靠结交宦官或者行贿达到目的。朝廷中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存在，明廷的政治清明与否就可以想见了。
天顺八年十月，朱见深将没收的前朝太监曹吉祥家的庄田据为己有，绵延至明亡的“皇庄”之害自此始。给事中齐庄上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小民争利！”朱见深不听。皇上可以有皇庄，下面的人也可以有私田，于是上行下效，皇亲贵戚、有权势的太监，以及不法高官纷纷夺占民地作为自己的庄田。
除了“传奉官”、“皇庄”等弊政发轫，成化朝前期的言路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断，言官们围绕着上述弊政不断上疏，但多数遭到朱见深的打击，不是廷杖、贬官就是下狱。
天顺八年七月，朱见深立吴氏为皇后，八月即废。新皇帝找的理由是(实际上是万贵妃作祟)，吴氏“举止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且当初先帝(英宗)给他选的皇后是王氏，太监牛玉辄以落选的吴氏蒙蔽太后。
如果是事实，牛玉应是死罪，但仅被发配到南京孝陵种菜。南京给事中王徽抓住这件事不放，上疏说皇帝立后，天大的事，牛玉竟敢行奸欺之事，应当处死，否则皇帝身边的人(指内侍)以后就会肆无忌惮了。通过牛玉事，王徽还斥责朝中大臣在其位不谋其政，阿附权势，尤其指责阁臣李贤等人“坐视成败，不出一言，党恶欺君，莫此为甚”。他请求一齐将他们治罪，从而杀鸡儆猴，使朝臣能够对朝廷做到忠心耿耿。
朱见深认为王徽“妄言要誉”，要治他的罪，幸亏给事中张宁等人率御史交章论救，罪是免了，降职却不可免，王徽被谪为某地判官。
王徽是宪宗朝第一个“获罪”的言官。紧接着成化二年五月，皇帝“夺情”，召令正在为父守制的阁臣李贤回朝上班，新状元罗伦上疏反对，结果被贬到福建去了。
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两个人因为建言遭贬，御史杨琅看不过去了，上疏打抱不平，并要求皇帝恢复他们的职务。还好，杨琅没有获罪，皇帝对他仅仅是“有旨切责”。
成化三年，编修章懋因劝朱见深停止上元节灯火，省些费用以振饥恤困，惹得朱见深极为生气，将其“杖之阙下，左迁其官”。
类似的事情在成化前期还有很多。除了给于谦平反、恢复景泰帝号，我们很难见到朱见深再有什么英明之举。成化后期，“西厂”横行不说，言官遭到迫害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因为星变，朱见深下诏求言，廷臣应诏，吏科给事中李俊首先上疏，而且措词极其严厉，点名批评梁芳等太监祸国殃民、尚书殷谦等朝臣贪权纳贿、佞幸之辈李孜省等胡作非为。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次朱见深不但没有降罪，反而“优诏答之”。大家以为皇帝想开了，要做有为之君，于是两京的给事中卢瑀、秦昇、童柷，御史汪奎，员外郎崔陞、彭纲，主事张吉、苏章、周轸、李旦，中书舍人丁玑等先后上疏陈言，而且直言不讳，直指当时的弊政。
然而，那些言官们万万没有料到，朱见深跟他们玩了一手“障眼法”。对于李俊的上言，朱见深先是“优诏答之”，而且惧于天变，他被迫做出了一点让步，比如降了李孜省的官、罢免了妖僧继晓的国师称号，传俸官也斥罢了一些。但是对于那些上疏，朱见深心里却十分厌恶。他密令吏部尚书尹旻，“书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迁则贬远恶地。”于是“自卢瑀以下，相继贬斥，俊亦寻调外。惟陞、章应迁，以部臣奏得免。奎寻以纠仪稍缓，廷杖，谪夔州通判。”接下来还有彭韶、王恕上言，“上得疏，皆不怿”，而且彭韶刚被提升为大理卿，“遂停其擢”。
最能说明朱见深昏庸的是他对太监梁芳的纵容。梁芳祸国殃民，把国库中历朝积下的钱(共七窖)全都挥霍光了。朱见深对他说，我不追究你，自有后人找你算账。梁芳听了十分害怕，与万贵妃合谋让皇帝换太子，昏君竟心有所动，若非碰上泰山地震，有人说应在东宫(太子)，没准太子就被换掉了。那样的话，就没有接下来的比较清明的孝宗弘治朝了。
终成化一朝，除了个别地方叛乱和流民以外，政局基本上还算稳定。所以，时人称成化、弘治为太平盛世，《明史》也说朱见深“恢恢然有人君之度”。其实，正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言，成化时期朝政是极其秽乱的，由于历朝积下的财富很多，还不至于扰民，所以尚能称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