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有最新的历史文物证据表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海内外现存记载钓鱼岛唯一的古代名人墨宝——清钱泳手抄本《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沉寂百余年后面世。香港《文汇报》专访这一佚文墨宝的收藏者、研究者彭令，揭开这一震惊两岸四地及日本学界的钓鱼岛重要史料，与文物发现的幕后详情。
据悉，此乃钱泳在公元1840年以前所书，为古代书法作品，更有日本藏家获悉后，表示愿出600万元高价，收购该书。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蔡根祥称，他已上书温家宝总理：“今天《中山历记》(《海国记》定稿)部分抄稿，重现人间，不唯学界雀跃，读者亦莫不欣喜。国家以保护珍贵古籍立场，自当视如随珠赵璧，捧手呵护，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刻不容缓！是以据闻日本人对此手稿，觊觎切切，愿出高价罗致，壁藏不出，使我文学既失瑰宝，复令历史丧逸明证。”
沈复《浮生六记》，文学经典，海内外广为传诵；自清代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刊印前四卷至今，一百三十多年间，文化界、出版界中人一直都在努力搜求第五、六两卷佚文。
历史轮回巧合的是，沈复《浮生六记》佚文第五记《海国记》，在他随使经钓鱼岛至琉球200年后，在大陆文藏界浮出水面。2008年6月17、18、21、24与25日的香港《文汇报》，连载彭令所撰的文章《沈复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震惊海内外。日本、台湾学界研读、电询、包括收藏的意愿，使彭令应接不暇。但时至今日，由于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学者尚未有一睹其真颜者。
而在过去一年对佚文《海国记》的潜心研究中，彭令更有惊人发现：钓鱼岛早在200年前即归属中国的证据。彭令向记者介绍，《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经钓鱼岛赴琉球途中，对钓鱼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目击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
据彭令介绍，该册《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是清代中期著名学者钱泳的手抄本，共约6,200多字。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显然，琉球国西部领域是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浮生六记》研究专家、《后二记、考异》一书的作者、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开设“《浮生六记》赏析”课的蔡根祥教授告诉记者，《浮生六记》第五记中的真实记载，足以表现清代时中国与琉球国的交往，特别是两国民间的直接交流，具有非凡的历史与政治意义。
据了解，钓鱼岛又称钓鱼台和钓鱼屿。日本主张对钓鱼岛列屿拥有主权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日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此点意在声称日本人为钓鱼岛列屿的发现者。“册封琉球国记略”页，第8、9行明确记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查阅上文，其时为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闰五月，详细的表述，即“(1808年闰五月)十三日辰刻，(作者沈复)见钓鱼台，形如笔架。”此处沈复所记见到钓鱼台(岛)的时间，比日人古贺辰四郎“发现”的年代足足早了76年。况且，经过查考，这部清人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台列屿)的时间早61年之久。根据国际法中的“先占原则”，中国早于日本发现钓鱼台(岛)，该岛理应属于中国，这又增加一个法律铁证。 (彭凯雷、江鑫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