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旧皇城的后宰门附近，有一座青砖砌成的四合院建筑，名字叫“七贤庄”，是抗
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所在地。
这座院落，环境幽雅，古香古色，相传是民国初年几位绅士集资修建。他们仰慕魏晋时
期“竹林七贤”的美名，而集资的绅士恰好又凑够了七位，故而把这座宅院取名为“七贤庄
”。后来因为政局不稳，社会动荡，这几位绅士家境败落、失去了相聚一起谈天说地的雅兴
，便把这座宅院卖给北大街某个商号，变成这家商人囤积货物的仓库。1935年深秋，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扩大和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南方转移到了北
方。这一来，在西安建立一个进出陕北的秘密桥头堡便成为当务之急。再说，红军初到陕北
，那儿的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医药奇缺。我党在全国购买了大量医药和医疗器材，必须有
个适当的接收和转运地点。从地理位置来讲，西安又是个最理想的接收点。为了不被敌人发
觉，最为妥当的办法是开设一所医院进行掩护。党中央几经考虑，选定了温新·海伯特担当
此任，海伯特是德国*党员，犹太人, 著名的牙科医生，因反对欧战被希特勒驱逐出境，
*国际便派他来到中国，在上海开了一家诊所，实际上是党中央与苏区联系的一个交通站
。当中央派人和他一谈，海伯特愉快地答应了。于是，他很快乘火车来到西安，租了了七贤
庄一号院。挂上牙科医院的招牌开张营业了。
这个秘密转运站建立之后，立即发挥了它奇特的作用。它不仅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医药
和卫生用品，及时地运往陕北苏区，还与西安地区党组织密切合作，转送一批批干部去陕北
或全国各地。象美国记者斯诺，女作家史沫特莱，就是由海伯特亲自接待、安排和联系，转
送到陕北进行采访的。过了不久，我党派在东北军中任职的刘鼎，命令凃作潮安装了一个功
率较大的电台，秘密地送到七贤庄。从此之后，这个转运站又增加了一项收发情报的任务，
把我党在西安地区收到的敌情，如敌军的调动、作战计划、武器装备、战略企图等等，非常
及时地发往陕北，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非常不幸的是，“双十二事变”发生的那天早晨，古城大雾弥漫，一片苍茫，海伯特在
晨雾中外出，因为语言不通，被戒严的西北军开枪误伤，经抢救无效致死。那时候，城内一
片混乱，人心惶惶，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究竟埋葬何处，谁也说不上来。解放后有关部门多方
查访，也没打听出个所以然来，凡来“七贤庄”凭吊的人，无不为此事深感不安和遗憾。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我党正式买下这座宅院，由秘密地下转运站变成半公开状态的“红
军联络处”，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次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红军和西北
红军主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浩浩荡荡渡河东征，开赴抗日前线。“红军联络处”
即改名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随着部队番号的再度变化，“七贤庄”又更名为“国民
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成立，是我国革命处在紧要关头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党统一
战线政策取得胜利的一个显著标志。从此，办事处在国统区由地下转入公开活动，扩大到20
0余名工作人员，分设经理科、招生委员会和招待所，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主统
一战线活动，输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工作，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领取、采购和转运抗战物资
，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起到了某些军事力量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可以说为全国
人民建立了卓著的功勋。特别是，在那些秋风秋雨、叫人难忘的艰难岁月里，我党的许多领
导人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彭德怀等同志，都来这里工作过。“八路军驻西安
办事处”纪念馆的同志，把他们曾经工作和住过的屋子，按照当年的样子布置起来，供人们
参观。1979年4月，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来西安视察期间，访问了他40年前工作过的办事
处，不由感慨万端，挥笔题诗一首：
西安事变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然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
古城人民不会忘记，在那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难的关头，全国人民
对“八办”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他们把“七贤庄”看成是光明的象征，把它称为西北高原上
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顽固派视“七贤庄”为眼中钉，必欲清除掉而后
快。他们在办事处周围设立了许多秘密哨所，对出入办事处的人员进行叮稍、追踪。从早到
晚，办事处门口布满了钉鞋的、摆零货摊的、拉洋车的，这些都是特务机关派来的暗探。他
们发现与办事处来往的青年，立即予以逮捕；办事处的人员外出，他们立即尾随；他们还采
取扣人、扣车、没收电台以至于暗杀手段，制造恐怖气氛，以便把办事处压垮。办事处的同
志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气焰所吓倒。他们遵守纪律，坚守岗位，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我党的一些领导同志，面对敌特的挑衅和破坏，镇静自
若、从容不迫地揭穿敌方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灵活的斗争策略，给办事
处的同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46年的秋天，“七贤庄”的工作人员，调动舆论力量，成功地粉碎了胡宗南一次大屠
杀阴谋。
在抗日战争初期，新疆当局打出了“联俄联共”的旗帜，愿意与我党合作，共同为建设
新新疆而精诚团结。我党为了支援新疆建设，便从延安选拔了100多名-党员，千里迢迢
来到天山南北，有的被任命为边防团长，有的当了县长，有的主持财政厅的工作，还有的担
任了报社主编。这些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新疆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深得各族人民的
热烈欢迎。谁想到了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机械化部队长躯直入，直逼莫斯科城下，
苏维埃联盟政权岌岌可危。在我们国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高潮。在这种不利于革命
的形势下，新疆督办盛世才觉得苏联这棵大树要倒了，-党也靠不住了，便背信弃义，把
我党派在新疆的100多人抓起来，做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重庆方面要他先把这批人
关进监狱，然后听候处理意见。这一关就是五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治中担任西北行
辕主任，并主持新疆工作。经周恩来副主席与他再三交涉，又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便释放了
这一百多名-党员，于是张治中准备车辆，选派可靠的人，护送这批人经西安返回延安。
当这支车队离开新疆之后，蒋介石听说这批人中有不少中共高级干部，便又后悔起来，急忙
给西安的胡宗南发去密电，叫他把这批人扣押在咸阳，秘密处理掉。我党派在胡宗南身边的
机要秘书得到密报，立即通知“西安八办”。情况万分紧急，八办”负责人便当机立断，做
出决策：一是通知车队不可在咸阳停留，要冲破一切阻碍连夜闯进西安；二是利用西安报纸
大造舆论，公开声明蒋委员长释放的中共人士已经安抵西安。总之，声势造得越大，蒋介
石就不好后悔，敌特就不敢下手，这批同志的生命就愈加安全。
事情的经过也正如预料的那样，当这十多辆汽车夜闯西安，驻进“七贤庄”以后，第二
天西安城的十多家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公布了这一消息，“八办”又邀请西安社会贤达，召
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有些社会团体还召开大会，聘请这些在新疆工作过的同志做报告，介
绍新疆的历史变革、-经济现状和民族关系等等……西安各界人士欢迎这批抗日人士从边
疆归来，一时成为古城的热点新闻。胡宗南一时被这些舆论搞得晕头转向，十分狼狈，不得
不如实转告蒋介石，对这批人打开绿灯，让他们返回延安。
如今，50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古城西安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它已经“旧貌换新
颜”，再也不象当年“道路泥泞、电灯不明”的凄凉景象，只有坐落在后宰门附近的“七贤
庄”，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环境幽雅，庭院深深，每天来这儿访问的中外旅客，络绎不
绝，来瞻仰这座纪录着半个世纪革命斗争历史的丰碑。七贤庄啊，古城西安一盏永不熄灭的
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