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自古就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二月河在他的清朝帝王系列的小说中，说这一带的岁赋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年年征战、开仓济贫、宫廷开销的各种费用主要来自这一带。
我们在浙江跑了四、五百公里，看到了他们的富裕：宽敞明亮的公路、高大气派的休息站、路旁连成一片的工业厂房、像个小城市的村镇，都是国内少见的。
在北方农村找干部，比较容易。房子最气派的就是村书记家，八九不离十。因为提倡党员先富起来，村书记更要领头。在浙江农村，这个方法好象不太灵。住二层小楼的，可能属于贫困户。三、四层楼的农宅连成一片，甚至五、六层楼的也不鲜见。他们整体富裕起来了。
当我们看到内地农村中有贫困夫妇以性交表演赚取收入的报道时，当我们看到有着雄厚工业基础的北方大城市里的下岗工人为每月几十元的救济款而填写着烦琐的手续时，当我们看到各级领导逢年过节提着几斤米面到贫困山区慰问而在电视上频频做秀时，不知道浙江省是否还有贫困户。
早晨，我们离开旅馆，称赞老板有眼光、有魄力，能在这里盖楼搞生意，他立即摆摆手，表示自己不行，说有钱的人太多了。旅馆前边有一块地，被一个当地人买去了，每亩五百万。我怀疑是否多出了一位数。没有，他重复地告诉我，“五百万一亩”。而且，一般人买不到，需要有关系。
他说，浙江是富裕的，浙江省里面，温州人是最有钱的。“他们数钱数得手发抖”。温岭人紧随其后，“温州人干什么，温岭人也干什么。温州人做鞋子，温岭人也做鞋子。温州人炒房地产，温岭人也炒房地产。”我接着说：“温州人造假货，温岭人也造假货。”老板乐了，“对。但现在假货少了”
个头不高，不知疲倦，永远行色匆匆。在整个理论界正在讨论思想和主义的时候，浙江已近乎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各地的各种有关经济发展的研讨会还未开完的时候，他们的家庭作坊、私有的中小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地开始了对全国各地市场的占领；在国内的买方经济刚刚击败了卖方经济的时候，温州人的假货已经铺天盖地；当人们发觉上当，开始大加讨伐时，他们已经赚了个盆满钵溢，赚取了用于发展的第一桶金。
河南人发现了温州人赚钱的秘密，他们西施效颦、鹦鹉学舌，也开始了造假。造假造得接近于开玩笑——前几年有报道，河南有个地方竟然造出了假奥迪轿车。他们不懂天时、不看时机、晚了半拍，正逢全国人民痛扁假货的时候，顶风而上，银子没赚几个，却替温州人分担了许多炮火，顶着个“河南人爱造假”的臭名，至今余痛未消。
温州人依旧不知疲倦，带着他们的资金和手艺，脚步匆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暗流涌动。一旦起了势，那就是天翻地覆、翻江倒海、周天寒彻。他们的打火机、小皮夹、各种服装及皮鞋畅销国内外。他们的产品到了欧洲，搅得那帮子欧盟主席们坐立不安，皱着眉头，苦苦思索着反倾销的招式；他们搅得那些外国同行们动起了老拳——砸机器、烧厂房、毁产品（返古了）；他们的资金涌向了京、沪等地的房地产市场，潮起潮落随着他们的心情，当地的老板们只能大瞪着眼睛，随波逐流。
我们在绍兴鲁迅故居旁边一小饭店吃饭时，看到一则报道，当地一个“王朝大酒店”推出一万至十万元一桌的年夜饭，已经订出好多桌。对于有市民对十万元价格的质疑，有负责人很不以为然的解释：十万元一桌并不算贵，用四寸长以上的黄河鲤鱼须做成的菜，每盘十万元。
当我们达到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时，也朝那盘菜里捅一筷子。
雄厚的物质基础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精神文明程度。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向他们问路时，每个人都会认真地给你指点。
我们在杭州六和塔下面，犹豫着从哪个角度取景拍照合适。一辆警车开过来，我想，可能会有些麻烦，因为我的车停的位置不太合适。
一个年轻的交警走过来：“你好。请问，需要我们什么帮助吗？”
只有感动。
浙江一路走下来，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交警藏匿在伪装的小车里、在大树后边、在弯路边上 窥视着稍有差错的司机。他们没必要像川、贵交警那样指靠着罚款过日子。但他们对于酒后驾驶的处罚是毫不留情的，这也是为了司机本人的安全。挂在路上的标语牌是温馨的：“违章罚款不留情，看似无情最有情。”“安全才能回家，平安日子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