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我前头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手指就那样松松地相互扣着。
在日落后和夜晚来临前那一小段时光有点莫可形状的透明清丽，紧接着就迅速地模糊了。
我要买管牙膏，小店里居然没有零钱，于是请倚在柜台边的一个水兵给我换十块钱零钱。这个孩子，从裤兜里掏出一叠纸币，认真地在里面找，凑了许久，脸就渐渐红了，一直红到眼盖上。
在等他数钱的时候，我把左脚从大拖鞋里脱出来，倚在右小腿上，拼命动脚指头——想把细沙从脚趾缝里擦掉。自从在客栈安顿下来后，我就老穿着客栈老板的大拖鞋——大到可以直接穿过脚板套在我的脚踝上——从海湾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的小集市里去。
傍晚，照例有渔船停在湾里。我半个身子趴在栏杆上，一面向后磕着脚尖，一面大声问他们海鲜多少钱一斤。然后买只蟹，一点车螺，拿到店里做生滚海鲜粥。
早上六点多的渔市场里，濑尿虾便宜得惊人，我睡眼星松地从桶里拎起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孔武有力地起劲挣扎，水顺着它们的躯体“哗哗”地流到地上。我象格格巫憧憬多样的蓝精灵大餐一样，做一顿酸辣的，又做一顿椒盐的，还突发灵感地做一回汤。那个店老板忍无可忍，在最后一顿赔着笑脸小心地问：
“您就不能让我加工回鱼么？”
“那不是贵么。”
她悲愤地栽倒在垃圾桶里。
天刚刚才黑下来，满天的星斗就肆无忌惮地闪烁，象火炭爆裂开来一样。
我给公子发短信，问他在干嘛。他刚吃完饭：
“你住哪？”
“准四星。”
“真TMD腐败啊！我才十五块一晚。”
“你干什么，现在？”
“赖在凉棚里。星星真多啊！象白糖饼！”
那边好象沉默了许久。
“怎么象饼！Honey，你是不是没吃晚饭啊？”
“海鲜，吃了，饱饱地！”
……
他大概在贵州的大山里立码就哭湿了一地——作个比喻都那样——回去不要到处跟人说我和你很熟！
在接近九点的时候，海湾另一边就放起焰火来，不是太缤纷繁丽，通常是孤零零的一朵，腾空而起，尽力地绽放开，又在夜色中象回声一样逐渐褪去。
我手里的易拉罐慢慢地渗出冰凉的小水珠来，泛着光从掌心一直冷冷地流到胳脯肘上，只是到肘尖时，已经变得微微发暖了，又渐萎去。
这样的夜晚，真华丽：我在这里，烟火在无声的远处，星辰在暗沉的周遭，灯光在剪影的后面——很久以前，我喜欢用那样的句子。
十九岁那年，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也算不上下定决心，自然而然地到了那个时候罢了。不过虽然这样，也还是非常难熬。我还留有他的钥匙，偶尔熬不住的时候，就挑个他不在的时间——一般是下午3点左右——回到他那里。屋里总是有为学生准备的静物或一大瓶花，还有窗外四十五度的日光。从进门到离开，我一直汗毛直竖，害怕他突然回来：
“真的回来怎么办呢？”
我低头漫无边际地想。有时候被温柔瞬间攫住：
“那我只有见他一面。”
不过始终时间还是平平滑过去了。
那时候回来会写日记：
花在阳光里，阳光在纤尘中，纤尘在飘飞，我在时间的底层。
我现在不写那样的顶针句，很少歇斯底里，纯良而冷漠，与人无害，每个矛盾似乎都很容易解决，但也不再所向披靡。成长真是场盛大华美计算精准的劫持事件。恭喜我们大家。
晚上，凉棚里总是有男生在喝啤酒和争论。
老板打算把这栋黄色的老房子拆掉，重盖一栋有大玻璃窗的两层新楼。男生们又争论起来。现在，老建筑的拆毁与保护是个时尚的话题，每个游客都要涉足一下，问题是没有一个有力的支点就争论，总会让我迷惑：我们时代的审美，是一个公众暴力还是一个文化精英的危权？保护了建筑外壳，失去了在里面生长起来的日常生活，我们是不是走入了——起码是部份走入了死胡同？或许我们的生活，都只能最终归于在不断前进中失落历史这样的宿命。
有一个男生不愿意它拆掉——无论拆掉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我喜欢理想主义者，所以在所有人都沉默下来时，隔着桌子对他说：
“我支持你的。”
他笑了，独自鼓掌向我致意。
我把大围巾裹紧一点，对他说：
“但还是会被拆的——我们是少数。”
海湾那边已经很久没有焰火升起了，大概已经表演完毕。岛南面的大灯塔，在很深很远的静夜里，看起来象另一颗星星。
我问老板要一盘蚊香，他给了我两盘，并说一盘肯定是不够的。我接过蚊香时顺手拎了两个空酒瓶做香座，回到后院我的小房子里，把它们全点上。灯光照不到的房顶显得很空旷，在睡着之前，我一直望着房子上部那些交错的梁和梁上隐隐约约结着的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