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试飞
“雪山！雪山！”
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孤独的世界去寻找寂寞
所有他们志于奋斗的事业，虽不免从寂寞的跋涉开始；
——《昆仑行吟》
1990年夏末秋初，第十一届亚运会在我国北京召开。办好亚运，为国争光，弘扬民族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在亚运圣火即将点燃之际，我们选择了自己的第一个孤独世界——东昆仑山脉的玉朱峰，为亚运圣火添柴添油。巍巍昆仑，是我国古代神山之一，也是我国神话传说的发祥地，崇高，博大，永恒。从帕米尔高原到四川盆地，长达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北面俯视塔里木、柴达木盆地，南面紧贴青藏高原，宛如一道高与天齐的天楼，又似一条银龙贯穿西东。两条母亲河都在这里发育，源远流长，给中国人太多的文化意义和血缘认同。自古以来，多少文人骚客，在此寻根溯源，多少侠客武士在此修炼得道。
北大学子，第一次登临这古老而苍茫的冰原，想起中国千年的文明和苦难的近代，饱含民族沧桑而深情地抒发自己的赤子之情：
“从此处/可望东南波涛与烟雾千里涌起/闽粤的古炮台弥漫着铜锈的气息/从此处/可以望蹈海的英魂无边的浪涛中放歌泣哭/从此处，从此处/我们吟诵这古老的民族希望的深蕴”
玉朱峰又名可可赛极门峰，海拔6178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境内，距青藏公路的昆仑山口15公里，离最近居民点纳赤台（有一兵站）60公里，与格尔木市相距120公里，同昆仑山口的比高不超过1400米（昆仑山口海拔4772米），汽车可通行至5200米的高原面，八月份的最低雪线海拔5600米。南坡被风化成馒头状山峰，坡度较缓，不存在雪崩问题。1980年被列为开放山峰以来，已有好几支登山团体来此探险。1985年一支日本登山队完成了从西北坡至东北坡长约10公里的纵走。1989年另一支日本队从南坡登顶。也许玉朱峰无法承担千年文明和百年苦难的象征使命，但北大学子登临昆仑众山，探源思古，久幽的爱国激情还是让他们深情地咏唱。
8月11日，晚9时，当夕阳还在恋恋不舍地回顾大地时，121次列车载着九颗年轻的心驶离夜幕下的首都。车行不久，列车就进入夜间行车阶段，由于买的是硬座，晚上只能坐着休息。为了节省体力，部分男队员拿出防潮垫，躺在座椅底下，把座位让给女队员休息，还风趣地把座椅底下的空间喻为“包厢”。
负责全队食品和后勤的李欣去挤卧铺车票，空手而回。李欣，北大86级古生物专业，这年毕业，山鹰社首任社长，新疆乌鲁木齐人，挺拔秀丽的天山，绵亘雄浑的昆仑，自幼在他心目中留下不灭的气势——儿时，在家门口常常遥望皑皑雪峰，心驰神往，没料想成年果真甩开双脚，大步迈向那心中的圣殿。这一年，多么的不容易啊！望着座位底下的队友，想起山鹰社成立一年以来的风风雨雨，他感喟万千。
也许任何事物的诞生都是在艰辛和漫长中，因为它要为后来者肃清伴随创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摩擦和阻碍，涂以基本的润滑油，而“普遍性”又使得这种肃清尤其艰难，犹如哲学创造中的普遍超越。现代登山运动的诞生就是如此。1760年7月，植物学家Ｈ·德索修尔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莎莫尼村头贴出告示，重金奖赏能登上勃朗峰顶点或提供攀登路线的人，然而在许多人看来，只有疯子才有这样的主意，只有疯子才会去揭告示。他们不是疯子，没人去揭。直到１７８６年，也就是26年以后，才有人把年复一年张贴的告示揭下来，并于８月８日首次登顶海拔４８０７米的阿尔卑斯山主峰勃朗峰。第二年，德索修尔亲自率领一支有２０多人的登山队登上勃郎峰，进行科学考察。人们把Ｈ·德索修尔作为“现代登山之父”。
中国民间高山登山运动在北京大学校园开端，同样是艰难的。然而北大学子总是无畏的，总能在前无古人的荒芜中开拓前进。
北大选择雪山，雪山选择北大。北京大学对我国登山运动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北大最早投入我国登山运动事业的是崔之久、丁行友和马文璞三位先生。他们早在1957年就参加当时全国总工会组织的攀登贡嘎山的活动，那是我国独立组织登山活动的第二年。他们参与了我国登山运动事业的开创。特别是丁行友先生，在攀登贡嘎山活动中献出宝贵生命。1958年，国家首次筹备从我国一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这年夏季在贺龙元帅的亲自关怀下，国家体委在北京香山举办登山训练班，为即将展开的攀登珠峰活动培养队伍。训练班学员中，北京大学应招入选者占科教界学员大部分。他们是地质地理系的万迪坤、姚惠君、黄万辉、赵国光；地球物理专业的邵子庆；历史系考古专业的×××，生物系的王凤桐、潘文石、马莱龄、梁崇智、宋森田、尚玉昌、李舒平。训练班结业，除个别人前往苏联参加中苏合登列宁峰的活动，大部分北大学生参加甘肃省“七一”冰川的训练和科研。(b1,北大早期登山队员，后排左2为丁行友烈士)几乎在1960年我国首次攀登珠峰的同时，北大成立登山队，万迪坤担任队长。可惜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延续下来。但从那以后，在国家组织的历次重大登山活动中都有北大学子的身影，其中邵子庆同志在珠峰活动中牺牲。毕业后，也有人终生坚持在登山的专业岗位上，如中国登山协会前常务副主席王凤桐先生，1958年夏从北大生物系毕业，即参加中国第一次征服珠峰的准备活动。同年登上7134米的苏联列宁峰和6800米的友谊峰。1959年夏参加慕士塔格峰登山队的领导和指挥工作，登达7500米。1960年攀登珠峰，担任侦察“第二台阶”任务，登达7700米高度。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负责领导和指挥工作。曾任中国登山协会常务副主席和高级教练。30多年里，登山使他失去鼻子、手指、脚趾，但他自豪地说：“我收获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对生命的热爱。”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最后一年——一九八九年，也是中国改革的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这二十年是中国探索和改革的二十年，也是北大人探索和改革的二十年。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经京师大学堂成雏，在五四运动定型，后有发展和丰富，在十年文革遭受严重摧残。北大常为新的、进步的、运动的先锋。改革开始，中国革故鼎新，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不再仅仅是恢复，而是在恢复中进行全面探索和再造。改革的第一个十年，未来性质晦暗不明，万千事物处于尝试阶段，新的经验需要积累，需要向新形式转化。第二个十年，新事物开始稳定，如市场经济。北大山鹰社（当时名为“北大登山协会”）在这个十年的第一年宣布成立，不仅为中国登山事业创立新形式，而且为中国校园文化的发展创立新途径，为北大精神创立新载体和新的表现形式，为未来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材提供新的机会和新的环境。要而言之，无论观念、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它们都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进行实质性同步。
因此，我们是中国探索大潮中的一浪。人们常说，因为有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光荣历史，北大社团始终在一种平等、自由的气氛中交流思想和观点，每一个参与者从纵横深广各个方面编织自己全新的知识结构和意志结构。我们在探索，探索北大传统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表现或者说新质，探索当代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成材之路。我们尝试在与雪山的不断向上的磨砺中探索北大传统的新形式，探索自己的成长之路。
1989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秃树枯枝，不象南国已经绿意上梢。燕园开学不久的一天，人们到三角地去看海报。三角地是北大人发布包括政治、学术和商品等消息的地方，是北大人相互开通的窗口，是北大人无论攻守的行踪的“报道”。北大人经常去那儿，感受同龄人的活力和血气。今天那里人海如潮，似乎在看一张海报。一行偌大的字出现在眼前：“北京大学登山协会隆重招新！”下面是一些小字，大意是雪山攀登对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及报名的方式和体能测试的项目。这是李欣和刘劲松、陈卫华等发起和组织的。
这次招新起因于著名冰川学家、北大教授崔之久老师从北极归来的一次讲座。崔之久教授，作为北大城环系教授，冰川学专家，五、六十年代登山队员，曾用“两次雪的洗礼，一生冰川为伴”为标题回忆自己与冰川的故事。1957年夏，他原计划研究黄河发育史，因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变成对贡嘎山现代冰川的研究，也因此终生献给冰川事业。在贡嘎山，他牺牲了4位战友，决定去做已牺牲的战友们想做而又无法再做的事业。如今，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已近退休，他只想问自己是否对得起曾共同战斗并付出生命的战友。
59年集体攀登“冰川之父”慕士塔格，事先制定系统的冰川考察计划，因雪盲症和冻伤手指被迫放弃。7月7日登到7300米，一路上多次摘下手套拍照、素描和记录，右手早已冻麻木，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丢了手套也没有发觉。紧紧抓着结组绳，牵着手杖一样，到了山顶。由于缺乏治疗冻伤的经验，这次有七人因冻伤手指和脚趾而做截肢手术。手术以后，有人劝他改行，认为缺了右手手指从事高山冰川工作会有诸多不便。他想，在他从事登山科考的日子里已先后有12位战友倒下，他不能半途而废、停止对事业的追求。他这样写道：“我觉得事业需要追求者就像人需要事业一样。‘事业’遇到一个真心追求它的人也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追求事业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身体。这生命和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不全是他自己的了。”他自称“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人，一个被截去手指的人，一个曾经和仍在追求的人”，因此“常对年轻人说，热烈的爱和执着的追求不一样：前者可以是短暂的、一阵风似的；而后者却是有开始没有结束。”1961年出院不久，他又随国家登山队去新疆的公格尔久别峰，并执行一项特殊的实验——冻伤手的人能否继续登山。实验的结果是成功的。从1957年起，40多年里，他曾十余次踏上青藏高原，踏遍祖国的高山高原和世界著名高山。有人称他为“山地地貌专家”，他却说“如果我还能有一次选择的话，我想追求的还只能是冰川。”
在讲座中，崔教授身有感触地诉说雪山攀登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并最后语味深长地说：难道中国大学生就没有一点冒险精神？北大学子就不能挑起这个重担？在爱国激情高涨、无数青年寻找为国效力机会的年代，电教温柔的灯光顿时象道道利箭刺向一群年轻人的心。地质系86级古生物专业本科生李欣、刘劲松和陈卫华等当即碰头，决定为了中国，为了北大，为了青年走这第一步。李欣，他只差一年要毕业，社团将很快不属于他，但是他还是挑起了创立的重担。这个创业将不同于许多稀稀垮垮、过眼烟云的社团，它意味着艰辛和探索。一年过去，刚毕业的李欣想起自己终于登上西去的列车，不禁有点欣慰。然而刘劲松、陈卫华他们现在在哪里呢？阿华，你在信中说要在西安火车站来看他们，你会如约而来吗？你来看看当年的梦想所成为的现实吗？虽然这个队伍里没有你们，但难道就在这支队伍里寻找不到你们自己的身影？
历史总是喜欢对它的过客开小玩笑。4月1日被选为北大登山爱好者协会成立的日子，当天三角地贴出海报，要求已经报名的学生参加晚上的招新大会。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从海报来看，不是当事者的疏忽，因为海报里特意写上：“并非愚人！”。尽管如此，当晚的人不是很多，只有几十个。是不是李欣他们故意和自己开玩笑？或者想把“愚人节”改为“愚公节”？这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可以用实际行动赋予任何名称以任何意义。许多命名都是某种事实或行动的记号，关键是事实或行动是否富有金属质感。山鹰社成立七周年，社刊《山友》“刊首语”这样写道：“西人承不住对平均化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发明愚人节，意在穿透荒唐，追求新鲜的经验，确证自已的存在。我们的社庆在这一天，尤其说是巧合，毋宁说向人生的荒谬和自我挑战。我们用意志、热情、行动和狂欢提升我们的存在。光荣和梦想，与我们的信念和行动共在。我们曾经是山鹰社的一员；我们永远是山鹰社的一员。我们曾经这样生活；我们永远无畏地生存。”这就是一种命名，对旧名称的再命名，用自身新行为对旧名称的意义空间再填充再诠释。这也是北大青年的光荣传统。
山鹰社（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登山爱好者协会”）成立以后的艰难和前行之间的张力映证了这个阐释和传统。没有攀登雪山的资金和技术，我们就从攀岩开始。首先在学校进行“北大模式”的训练。所谓“北大模式”就是自创方法，自我督促，“自高自大”力图战胜职业登山队的训练方式。队长的训练记录上写着：“今日，10×400米，立卧撑20×3组，蛙跳20×3组，引体向上20×3组……”其次举行野外训练，主要是去京郊攀岩和登山。没有钱，就自掏腰包，省吃节用，饮山溪清泉，汲旷野芬芳。每天六、七十里的远距离长足，从北安河到妙峰山涧沟村，从北大到香山，从东灵山到怀柔，都留下我们的脚印。
攀岩需要登山绳做保护。现代登山绳有绳芯和护套两个主要部分。绳芯由尼龙或聚酰胺纤维制成，经过热处理，有极强的弹性和抗冲击能力。登山绳和铁锁相配合，保护者利用滑轮原理和绳锁摩擦，站在岩壁下保护，不仅省力，而且便于观察。然而当时山鹰社条件艰苦，当时仅仅拥有一条安全带和一顶安全帽。不可能有钱买到登山绳，只得把军训用的背包带连起来，采用打胸绳的方式，做攀岩主绳。活动时几乎所有的装备都是借的。两人在上面拉绳，
一人趴在岩壁边缘观察攀岩，指挥收绳。
我们在众多的热情支持下，顽强刻苦地训练，获得引人注目的成绩。1989年重阳节，蒋永军等12名队员参加国家登协组织的九·九登山赛，获第三名。10月第三届全国攀岩邀请赛，不起眼的仅半岁有余的我队力克强手，获男子双人结组亚军。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史占春先生和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凤桐先生高兴得说：“你们干得好！”
1990年5月6日，谢劲松、谢如祥、曹峻、汤烨、何丹华、陈莉六人参加北京高校攀岩赛，分别获男单第一、第二、第四，女单第一、第二、第三，团体总分第一名，张学书副校长、体教林志超主任、崔之久教授亲临督阵。7月14日—22日，我队参加第四届全国攀岩赛，谢如祥获男单亚军、谢劲松第五、何丹华女单第六、团体总分居全国第二。
这里已有长足的发展。李欣想到了未来，这个新起的社团，会有什么样的将来呢？他想起过去的事情和前面的路，心里不能不担忧。他也许想不到以后的壮大和新的阐释，但担忧之余，想起母校——北京大学——一个有自己的传统和精神的大学，又不竟点点头，自言自语：“相信北大人！北大没有孬种！”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北大人。
8月12日，火车爬上黄河大桥的引桥。还睡眼惺忪的朱小健，跟壮壮（何丹华）争着把脑袋凑到车窗边，屏气凝神注视着身下静静地流淌着的黄河。黄河呵，我们心中流淌的河！我们西去高原，不知要从你身旁经过多少回啊！每一回，耳边，虽然持续传来车轮有节奏的轰鸣，心却仿佛正在聆听黄河那低低的申吟和喃喃的诉语，其声其影，宛如清晨黄河上那层薄雾，远远的、悠悠的，抓不住，看不透，又挟着一丝寒意，沁人心脾。搞不清为什么一看见她，心中就一阵阵地吃紧，好象血管里有冷水注入，悲怆之情忽地遍及周身上下。
8月13日我们一路伴着黄河，蜿蜒西行。下午两点多钟，抵达西宁。一到车站，就受到拉加才仁及其弟兄的热情欢迎，大家说说笑笑地来到拉加家里做客。这是平生第一次到藏族人家里做客，大家奈不住新奇，东张西望。屋里看不够，还跑到阳台上。不及远望，视线就被东西绵延的祁连山阻断。其实整个西宁就夹在这祁连山中。喝着香香的奶茶，吃着热乎乎的面片，嚼着香喷喷的羊肉，再拌上些辣子，脑门上早渗出了汗珠。拉加才仁，这年20岁，藏族，青海西宁人，北大88级环境生物与生态学专业，对野外环境有特别的观察力，身体素质好，负责对外联络及路线侦察。祖辈在昆仑山下生活，优美的传说和父辈的经历使他对昆仑向往已久，可心中所拥有的只是从古到今传下来的对圣洁雪峰的原始的崇拜，这一次才可能对它有全新的认识。他的专业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尤其侧重从昆虫入手。这次他决定通过对比不同海拔的昆虫、植物形态上的异同，感性地理解它们适应复杂环境所具备的那套特殊结构。
无论吃的喝的，还是人，典型的西北风味！李欣这时想以纯粹西北人自居了。他生在乌鲁木齐，长在上海，祖籍上注着广东省中山县，从不承认自己是西北人。看着拉加一家，不禁心动了。什么样的山流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水养什么样的人，真真确确。李欣相信人们会欣赏西北人，更会爱上大西北的。
8月15日继续西行，乘火车向格尔木出发。李欣负责硬铺，张为负责卧铺。大家忙着从窗口向里递行李，包又多又沉，够车里的人摆放一阵子的。喘口气的工夫，队伍里多了个女孩，个不高，剪发头，牛仔短褂配条牛仔裙，再戴上副大镜片的眼镜。壮壮出语，“好精神的高中生”。看她打着招呼上了车，和队员坐在一处，大家猜想可能就是队医李蓉小姐。人不可貌相。她，贵阳人，1985年毕业于贵阳医学院，在贵州省人民银行计划处工作，酷爱读书和大自然。自小，因父母的工作关系，就开始过着一种走南闯北的动荡生活。这种经历潜移默化地造就了她至今仍然不甘于安闲日子、不断往外跑的个性。这次听说我队去登东昆仑玉珠峰，心里非常激动，咬咬牙，便独自一人背着两个大包，历经黔川陕甘青等五省，来和队伍会合。看着伙伴们年青的面孔，健康的身心，顽强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丝不苟的态度，成熟的思想和组织能力，和一分钱没有，白手起家，从组队训练到参加全国比赛，从拉赞助到组织本次活动的历程，想到在今天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里，仍然有人执着地追求理想，并为之献身，她有一种感动，绵绵不绝。
这支十一人的队伍，在发车前半小时内，总算凑齐了。驶出西宁站，就开始爬坡。火车兜着大大的圈子，划着弧线往上拱，真如汽车上盘山公路一样，一点一点地。我们摆脱峭壁夹围，置身于广阔的牧场这中。草绿色的地毯上绣着各样各色的小花，红、黄、蓝、紫点缀其间，又有一簇簇的绵羊群在上面随意地泼洒着白“墨”，等那调皮的马儿兴致勃勃地拿那棕色的“笔”来乱勾几下。太阳将些金色慷慨地涂抹在这张毯上，织就一幅光彩而生动的图案。车行不远，就能望见波光鳞鳞的青海湖。清绿色的草场，环抱着一颗金光四射的草原明珠，她不住地眨着眼，似包藏万卷天机，直诱得人们一步步贴近她，想瞧个究竟。哇，真真是一汪海水呵！碧蓝碧蓝的，清晰地映照着蓝天白云，近以青青草原搭伴，远以朦朦山峦作边。听司机说汽车围着她都得跑一天哪，怪不得当地人都管她叫“海子”呢，连青海省的几个州特别命名为“海西州”“海南州”。我们的目的地不就属于海西州吗？（b2，美丽的青海湖）15日中午还在西宁的街头有滋有味地品尝青海的名吃——手抓羊肉，16日就出现在格尔木，一个新兴的西北工业城市。下午李欣和壮壮上街，买了一袋粳米、一袋挂面和一些青菜，回来把奥地利炉子点着。这炉子燃了没几下，就开始呼呼地冒黑烟。好不容易把中国炉子弄着了，还兴奋地为国粹喝彩呢。可好景不长，不一会儿就变成“半边天”了。折腾足足三个多小时，才勉强把饭弄熟。17日一整天都在四处联络进山的车辆。李欣还在为做饭问题发愁。古言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伙食问题挺关键，一顿饭吃不好，不光身体亏得慌，精神也有压力，弄不好，会影响全队士气。他缠着大小谢不放，让他俩无论如何也要弄出个喷火的炉子来。大谢摆弄奥地利炉子。据说这是世界最先进的高山炉，无奈灌了国产杂牌油，怎么也不冒蓝火苗。小谢把个美国微型炉抱在怀里捣腾老半天，弄得满嘴满手都是油，浑身直冒汽油味。功夫不负有心人，“美国佬”终于喷油了，着火了，一打气，还呼呼的，冒着蓝苗子。
18日“领导”（曹峻）和小谢终于“砍”倒格尔木市政府的官员，答应出一半资为我们包下一辆格尔木市旅游局的车。明天进驻昆仑山已成定局。大家兴奋地谈论着进山的具体事宜。细细算来，离开北京已整整一星期，离那梦中的昆仑也愈来愈近，久积于心中的欣喜、欢悦与恐惧、担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整整一个下午都在争论着给亲人朋友写明信片。后来这成为山鹰社登山队员在路途中的习惯，真有临战诀别之感。这时李欣感冒了。
19日，柴达木盆地风和日丽。格尔木市旅游局派出一辆高级豪华的意产面包车。一路上，大家尽情欢娱，引吭高歌。张为最热衷于引导大伙儿唱那支自编的队歌：“三只兔子，两只猴子，一群狗、一群狗，还有一条蟒蛇，还有一只公鸡，玉朱峰，玉朱峰。”通俗易懂的歌词，简明地道出了这支队伍的年龄组成，唱来又顺口，颇有自嘲的味道。张为是清华大学建筑系89级研究生，负责本次活动的摄影和活动记录。在我社拉赞助陷于僵局时，是通过他和他的朋友中介结识了天津加利加公司。
汽车在高原上急驰。柏油马路在西北的太阳的透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强光，象一条玉带蜿蜒于杂草散布的荒漠戈壁上；不远处，格尔木河闪着冷光，在残崖断壁的深切河谷中匆匆穿行。昆仑山象被拦腰扯了道口子，不情愿地分列于东西两边，面呈突兀，耳鼻嶙峋，狠狠地注视着大胆往来于青藏线上的车辆。
透过路边的夹山，远处的雪峰隐隐可见。“雪山，雪山！”十一个人一起激动地叫起来。那样陌生，又那样熟悉，仿佛在梦里见过，姑娘们都要落泪了。跨过西大滩，穿过惊仙谷，随着海拔的升高，人越来越脑胀，昏然中汽车嘎然而止。“昆仑山口，海拔4667米。”路标高昂着头，四处一片荒凉，寒冻风化作用使高山裸露的岩石机械崩解而成石海、石河、石冰川。一个个冰丘横卧在路旁，零星的高原植物在烈日与寒风中苦笑着向队员们点头，远处爬来的汽车，象老人在咳嗽。下得车来，寒意逼人，昆仑山口，寂寞空旷的山口，无声地向他们袒露着它的怀抱，东进处就是巍然的冰峰。过山口想起恺撒的名言：渡过卢比九河。
汽车拐过一个山口，顿时，引来一片欢呼。迎面岿然挺立着一座山峰，这便是梦的归宿——玉朱峰！曾几何时，趴在桌上，对着地形图，于心中描摹你那绰约的倩影；每每看到雪峰的照片，总忍不住拿心中的你的形象作比：如今，你就在那里，在巍巍苍山中独秀，在绵绵白云下生辉。(图3，初见玉珠)
大家激动地簇拥在一起，高举着北大的旗，跟玉朱峰合了第一张影。玉朱峰，北大的处女峰，我们的圣峰。
玉雪溪边汲水
车过昆仑山口，又开了好大一段，下午1点，抵达海拔4800米的过渡营地。过渡营地设在一条小河边，海拔4110米，离公路不到6公里。后来队员们称之为头疼滩。队员将在这停留两天，一边适应高山环境，一边侦察路线。南坡坡下是开阔的高山荒漠地带，地势平缓，最低海拔4000米左右。靠近山脚下的地形较复杂，河谷和山地交错。这一带也是动物活动的场所。
刚下车，好客的青藏高原便给这些东方来客送上一份礼物——雪花。半小时前在昆仑山口还是一片艳阳天，忽然间乌云密布，白白的雪花夹在风中，顿时感到阵阵寒意袭来，登山健儿们似乎开始融进这奇异的高原风光。
队员们急忙加衣服，迅速从车上卸物资，建营地。一片平坦河谷上的三顶小帐篷便是暂时的家。李蓉、何丹华和李欣在淘金人挖的坑上建厨房。雪过天晴，一片宁静。在这孤独的世界里，队员们仿佛是一个弃儿，将任凭大自然宰割，但又惟有自己是这广漠的高原真正的主人：依稀中若有所失，又似乎得到充实和升华。几只野鹿在远处奔驰，一群黄羊在东张西望，山鹰在玉朱峰盘旋，兔子在洞口抓耳挠腮。
然而高原到底是高原，高原的“主人”要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从二千八百米到四千八百米，在加上一阵紧张的忙碌，高山缺氧使队员呼吸频率明显增大，心跳竟达120次。十一名队员中，除了教练熊继平和藏族队员拉加才仁，其余都高山反应强烈。又饿、又冷、恶心、乏力、头痛不止。煮一锅面条花了近一小时。九名队员先后躺进帐篷，朦胧中接过递过来的面条。白铁罐头盒里面的面条稠溶一般，夹杂着未洗过的莴笋叶，糊里糊涂地送进肚里。
吃完饭，开始整理营地，准备下一天的活动。不久，夜幕降临，大家来到溪边，举头仰望，星光灿烂，昆仑山——自然的女神在星光中舒展着秀姿；玉朱峰，洁白、险峻、遥遥在望……队员们不禁想起了著名登山队员马洛里的名言：“它就在那里。”次日清早，高原又送来第二份礼物——头痛。大家反应很重，简直无法活动，只有几个较轻的主动打水做饭。登山指挥熊继平见队员忧心重重，说：“不用担心！过两天就好了。”熊继平，贵州人，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在贵州省建筑设计院勘察分院工作，是个地道的登山爱好者，早在1982年就开始参加登山运动，参加过1984年中日尼双跨珠峰，达到8100米处，这次活动负责侦察路线和技术指导。熊指挥说得不错，高山反应就是如此，来的时候很凶猛，让人有欲死的感觉，但只要乐观，不要放在心上，挺一挺，就过去了，仿佛感冒了几个小时或一天，不用吃药，就好了。许多人从西部归来，总是把高山反应描述得可怕，实际上只是在渲染自己的经历，这是不可取的。
藏族队员拉加比较适应这里的气候和环境，学的又是生态与环境动物专业，一大早，扛上一把冰镐，背上一个背包，带点干粮便到营地附近考察，回来时带回一些植物和昆虫标本，引得大家围看。
我社这次活动，不仅仅是登山，每个人还有自己的科考任务。说起考察工作，朱小健感到遗憾的，就是这个。由于天气、身体等各方面的原因，没能更多地出去采集标本。拉加更是感慨万千。认为要很好地对那一带动物资源进行调查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考察的基本工具，而我们只在那呆了九天，而在这九天内既是后勤人员，又是登山队员。初次到海拔那么高的山上，反应使体力疲惫不堪，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在大本营附近做些力所能及的观察。考察工具，有些根本没能力准备。考察野生资源受到很大限制，象黄羊和原羚非常相似，只是角的弯曲程度不同而已，长期的捕杀，使它们对人类有高度的警惕心，没有望远镜，无法进行观察。但队员们从没放弃考察，也没什么抱怨，带着一种对大自然万物始终如一的一种好奇和对野生资源被破坏的一种深深的忧虑，在荒野中、冰川下到处采集标本，寻找动物踪迹。
大自然对每种生物（包括人）都给予同等的生命，因为人是优势种，就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滥杀其它生灵。在高海拔、人迹罕至的玉朱峰脚下的动物们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许多高原特有种，从海拔低的、草类较丰富的地方流落到高海拔、草类稀疏的冰川、河谷地带，依旧遭到捕杀。虽然国家有保护法，可这里“天高皇帝远”，没法从根本上得到保护。人类向这些地方的蔓延是必然的。怎样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又使这些野生资源得到实在的保护呢？队员们想到这些，并不是想归返自然，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而是想怎样和自然万物和谐相处。这次的经历，使我们从内心真正地思考这些问题，这些令世界共同所面临的问题。忧虑的同时，觉得要保护某一种野生动物，就应对它的形态、行为特征、生态要有了解，才有可能去保护。也许我们不会专职于此，但这使命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做一份努力。队员拉加后来去了中国动物保护协会工作，和这次经历不能说无关。
这次，拉加自己就克服不利条件，做了不少记录。他观察到青海大型哺乳动物，黄羊是最多的一种。8月19日黄昏，离大本营不远的河边有三只黄羊汲水。8月21日向玉珠峰脚下开进时，沿途看见6只。26日，清晨，有十几只在大本营所对的坡上走过。它们经常是在山角下的碎石陡坡或冰凌物之间觅食稀流的草类。羚羊和牦牛都没观察到。但根据附近的淘金人说，有几十只羚羊和十几只野牦牛在玉珠峰下的河谷地带活动，他们也在附近捡到一个完整的羚羊头。接近雪线，牦牛的头骨很多，捡到六个。野驴，只在27日早晨下了一场雪后，在离大本营四公里处见到二只。它们体型高大，奔跑迅速，强悍可与马相媲美。这一带有很多的野驴粪，附近的采金人完全靠这些动物粪作燃料。野驴粪和野牛粪虽很多，可都不是新的，野驴粪至少是二三月以前的，而野牛粪至少半年以前的。有狼，不是很多，一般在5100河谷里。
相对来说，啮齿目动物就多些。小型鼠类，对土壤植被被坏很大，在一平方米的地面几乎有十个老鼠洞，而且洞穴往往在植被比较大的下面，这样可以弄到食物。洞穴的结构既保温又稳固。旱獭的数量仅次于小鼠。它挖洞能力很强，洞口堆积一沙丘，很象是人挖的。松鼠科的大耳鼠兔常在视野中出现，它活动在冰渍物中，非常敏捷。黄嘴山鸦和雕常在大本营上空活动。淘金人在雪线附近看见有雪鸡生活，我们只发现雪鸡的羽毛和一个雕鹰的翅膀。
野生动物类的量、周围发现的骨块及水滩上留下的纵横交错足迹，表明这一带有着丰富的高原野生资源，可现在我们看见实物及新的足迹寥寥无几，什么原因呢？值得深思。
三名女队员李蓉、何丹华和朱小健反应较轻，主动负责后勤工作，一碗碗热腾腾的面条亲自送到每个人手中，队员感动地说：“谢谢你们！”何丹华，北大地球物理系天体运动专业88级本科生。曾在怀柔杯攀岩赛中获第六名，首都高校首届攀岩比赛中获第二名，第二届地矿杯攀岩比赛获第五名。这次活动，她本来有宏伟的研究计划，但是在系里、老师宿舍和物理大楼之间不知跑了多少遍，借气象仪器未果。朱小健，也是20岁，生物系88级本科生，这年3月份报名参加山鹰社。在本次活动中负责文字记录工作和财务管理。
21日，早，根据晚上的决定，熊继平、曹峻、谢如祥和朱小健背负50公斤食品向距离过渡营地6公里的大本营进发。拉加、张为、李蓉与采金人联系租用他们的拖拉机，拖运登山队的装备。
曹、谢等四人走过一个长长的河滩和一处2公里左右的山谷。走在河滩上，天还是好好的，一进山谷，就下起了雪，大雪迷住视线，路越来越难走。这条山谷是古冰川谷，谷里全是变质岩的碎石堆积，融化的雪使石块变滑，松动的石块使行走变得蹒跚。四个小时后，推进到5200米高度，稍事休息，补充食品。考虑到队员体力不佳，又要负重行军，熊指挥决定曹、谢在原地建立小食品站，待大部队向大本营挺进时取走，自己与朱小健继续前行。两小时后，确定大本营位置，两组人会合后下撤。回到营地，得知淘金人同意明天10点帮助运送装备。是夜，风疾气寒。队员李欣因感冒而高山反应强烈，呕吐，发烧，直说梦话，把李蓉和壮壮吓坏了，不敢睡死，不时地给他敷冷毛巾。后半夜才稍稍睡了会儿。另一队员胡东岳（大胡）亦身体不适，一直冥冥然，昏昏然，不明子卯。
22日必须拔营，直插玉朱峰脚下，李欣与大胡怎么办呢？“领导”（曹峻）决定李欣和大胡搭乘一辆正好出山的淘金客的车，撤往纳赤台兵站。这一点，李欣很清楚，可心里毕竟不甘！不撤，又有什么好法子呢？不仅如此，还需要人员陪送他俩下撤。谁去送？返回如何联络？这可是大问题。这时谢如祥说：“我探过路，知道路线，可以很顺利地找到你们，我去送。”蓉姐也提出：“我是医师，他们需要我，山上的队员身体较好，可由何丹华负责保健。”他俩毅然愿意护送李欣和胡东岳到纳赤台兵站（海拔3700米）吸氧治疗。
可是这又是什么样的一幕呢？李欣永远不会忘记：上了卡车，蓉姐木木地坐在跟前，望着三顶可爱的帐篷发呆。车开一刹那，她挥动告别的手臂猛然垂下，摘掉那付大镜片的眼镜，不住地揉起眼来。李欣呐呐地问：“蓉姐，你怎么啦？”其实，还用问吗？这一走，谁知还有没有机会重上昆仑山呢？几多波折、几多梦想，几多泪水。再见，玉朱峰。想到剩下的7名队员所肩负的重任，想到这里变幻莫测的环境，谢如祥的眼睛也湿润了，而蓉姐早已泪流满面。谢如祥，人称“小谢”，69年生，广西全州人，北大87级构造地质专业本科生，中等个头，不胖不瘦，显得很精干。第三届全国攀岩赛获亚军，第四届男单亚军，石油杯高校攀岩比赛男单亚军。说普通话时带有很重的家乡口音，指导攀岩时经常冲打保护的人喊：“xiu1 xun1！xiu1 xun1！”（其实是“收绳！收绳！”），常常引起大伙大笑。他是这次活动的队长，具体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留下的只有千千祝福：
“熊大哥，无论如何要带一个北大队员登顶！”
“曹峻，你们多保重。”
听着这些话，曹峻的心很沉很沉，肩很重很重。他，才20岁，就要挑起这个重担。
这时的曹峻也许还有点嫩，但在山鹰社历史上，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其影响整整贯穿十年。他是北大88级经济地理专业本科生，1970年出生在湖南津市。津市，东近洞庭之水，西扼湘鄂诸山，南接武陵群峰，北临江汉平原。虽然两面群峰峻岭，但当地最高山峰白云山，海拔只有343米。对高山和雪山毫无印象，仅在地理书上见过。然而一旦知道“北京大学登山协会”招新，一种无名的冲动就不止地涌动。他永远记得那个周四的下午，体能测试，内容有百米、1500米、握力和引体。他去的时候，李欣已经面试了许多人，他是第89个。这次报名的有200余名学生，经过体能测试，选拔30多人组成北大登山队。曹峻入选。从后面的历史来看，他的入选是山鹰社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他后来以自己的理想和行动影响了这个社团的发展方向，并成为这个社团的优良传统的主要开创者和代表者，成为这个社团长久发展并且兴旺发达的决定因素之一。
他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不易。那时在李欣等老队员的领导下，没有经费，就自筹。生活费只有30元/月，到野外训练，带简单的干粮：馒头、咸菜等。没有装备，男生常穿军大衣睡在干草中过夜；有女生参加野外活动，才尽量借帐篷，这就是在困难中坚韧不拔的生活。冬训更是艰难。八九年十二月，曹峻等十九人，只有八条睡袋，却要进行三天三夜的“冬训”。第一天在十渡河边支起两顶帐篷，分批轮睡，每组3小时。从地质系借来的鸭绒睡袋，没有防潮垫，毛衣垫在下面也不管用，湿气从下往上吱吱地渗。不睡的人在篷外围着煤油炉取暖。第二天，到六渡，找到一位军属老大娘，送给她北大90周年校庆的纪念火柴。在大娘那儿，才睡得很舒服。
九零年四月，李欣建议“北京大学登山协会”易名为“北大山鹰社”，由曹峻担任社长。这次来登山，想到许多队员不能参加，特别是高新东和蒋永军两人不能来，本来有点不安，尽管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当时，还有个“长征”远足计划，设想暑期沿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社会调查，由他俩负责。他俩为此作了积极的筹备（包括资料和赞助），搞过两次练兵活动。一次是四月二十四日，高、蒋去门头沟区西斋堂八路军京西指挥所采访“老革命”一天，写成报告，还获社会实践奖。一次是两人去房山窦店考察。窦店发展很快，从村发展为乡，搞集体农庄，形成窦点模式，代表新时期的农村经济。经过艰苦的筹备，搜集了大量资料，终因经费问题，长征远足计划夭折。
他们为社里做了许多事，在计划夭折后，没能来登山。现在又有队员因身体不好要下撤，怎么不急呢？难道山鹰社首次出征，就要让许多队员历经磨难和艰辛之后，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吗？他虽然是社长，但在这些队员中，除了何丹华，他最小，也是低年纪学生。小谢是登山队长，李欣是前任社长，他们都要撤。重担就落在他身上。
他望着淘金人的拖拉机消失在远方，终于没让眼泪掉下来。他是北大人！
上午10点，热情的淘金人架着一台手扶拖拉机准点到达，队员们拿出罐头和自己烧的奶茶招待他们。拖拉机小，人多，物资多，便决定曹峻、拉加和谢劲松随车，护送辎重，其余人从近道走过去，两队人马在玉朱峰冰川前舌的河滩上会合。一小时后，车离开大路，向河滩开去。河滩上的土很松软，拖拉机常常打滑，路又越来越陡，拖拉机时而不时地喘几口粗气，费力地转动轮子，队员们不得不轮流推车。
与此同时，熊继平、张为、朱小健、何丹华四人沿21日的侦察路线步行，三小时后抵达小食品站，短暂休息，背上食品站的全部食品继续前进。离冰川4公里处，一条小河挡住去向，水并不深，但很急，队员们往水里扔石头，准备踩石过河。刚要迈步，水突然变大，一下掩没了河心的石头，河床也迅速加宽，上游1500米处可以看见一个小洪峰移过来，熊指挥果断决定：涉水过河。河水刺骨地寒，队员们手拉着手，抱成一团，顶住急流的冲击，终于在洪峰到来之前踏上对岸的土地。脚已冻得通红。短暂休息后，继续前进。冰川融水形成的小溪都是这样，中午过后，随着阳光辐射的加强，冰融加快，溪水就会上涨，因此在雪山下过河，必须把握好这一点。下午5时许，两队人马在玉朱冰川前舌的河滩上会合。一小时后，建立大本营。大本营海拨5030米，距过渡营地约13公里，离玉朱峰脚下的冰川2公里的河滩、拖拉机、越野车在较好的天气时可达到。
23日，早，送走淘金人后，开始紧张的营地生活。谢劲松负责整理营地物资，张为和朱小健负责后勤，在一条潺潺的小溪旁挖一个坑，用来蓄水饮用，并称之为“玉雪溪”。于是又一句诗应运而生：“玉雪溪边汲水，玉朱峰下安家”。但现实生活不是那么浪漫，冰冷的溪水把洗菜刷碗的手冻得近乎僵硬。吃过早饭，登山指挥熊继平、副队长曹峻、队员何丹华三人前去侦察路线。从大本营到玉朱冰川要翻过一道冰川终碛堤，那是一个高约15米的碎石堆积，松散的碎石使行走变得艰难。好不容易越过终碛堤，看到正对着登山队的冰川，其前舌高约18米，右侧有2道垂直于冰川的山脊。选择了前面的一道山脊继续前进，山脊坡度20～30度，寒冻作用使出露的变质岩支离破碎，整个山脊上堆满寒冻碎屑。山脊终端便是雪线（海拔5500米左右），通往顶峰的路可以看得很清楚。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后，侦察队返回大本营。
晚上，曹峻和熊继平询问了队员的身体情况，大都反应良好，于是决定：第二天早晨，全体七名队员带上必备物品，向雪线进军。到雪线附近建立小补给站，然后挑出两名队员作为接应队员从雪线撤回大本营，担任突击队员的接应工作。
夜，很深了；心，却仍未平静。——明天的玉朱峰会怎样呢？
恐怖而银白的世界
24日，当阳光刚给大地镀上一层金黄，副队长曹峻再也睡不着，一骨碌爬起来，开始烧水做饭。今天，营地醒来比往日都早，一种莫名的兴奋萦绕在每个队员心头。9时正，整装出发，踏上通往顶峰的路。一个半小时后，沿冰川边沿登上1号山脊，作短暂休息。这时天空有几片积云在渐渐移动，熊指挥提醒队员：过不多久天要变坏，得加快步伐。果然，攀到雪线附近，下起雪来。顿时，周围白茫茫一片，甚至连20多米外的人影也模糊不清。为了尽量避开低雪线，绕道而行，无形中拉长了路程。接近最高雪线（5500米）时，由于劳累和进食不够，曹峻体力渐渐不支，提出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好，要求下撤。于是刚才咬牙挺进的陡坡路，一瞬又成为漫长的回程。此时下撤，必须有一个队员陪同。朱小健，这个纯真的女孩，二话没说，就陪同曹峻下撤了。她生在平原，长在平原，生活的曲线是平直的。一天下午看队员爬三十二楼，被拉入登山队。她一直留在社里是因为喜欢那种被吊在半空中的感觉和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总该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总该做些能让自己记一辈子的事。大学生涯不应该仅仅是校园生活。北大就要为中国青年的大学生涯开创新的领域。后来记者采访她当时下撤的感觉，她很淡泊很温柔地说：“我当时晃晃悠悠地跟到雪线。我想这是图什么呀，真是找死来了。可慢慢地，我觉得还行，还能往上爬，我就跟他们继续走。这时曹峻不行了，我在心里比较了一下，只有我最该陪同下撤，其他人是必须第一批登顶的。下撤的路上，我问曹峻，我们还上去吗？他说肯定要上的。我想，只要有机会登顶就行了呗。”记者写道：“说完她又笑了，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其余五名队员迅速绑好冰爪，继续向顶峰突击。拉加才仁在前面开路，张为与谢劲松结组，熊继平与何丹华结组。进入雪线，眼前是一个银白而恐怖的世界，雪雾裹着周围，能见度越来越低。30厘米厚的雪加上40来度的坡，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冰爪一会就沾满雪，走几步得用冰镐将雪敲掉。毛帽和眉毛都已结冰，涂过防晒霜的面部也顶不住紫外线炽烈的辐射。
越往上，呼吸越困难，血流不畅，腕部动脉疼痛不已。
不知是如书上写的，为保存体力，上山时尽量不要抬头，还是心理作用，何丹华真是一抬头就难受至极，她始终不抬头。这是真正的雪山，脚下的雪很厚，加上极陡的坡，迈一步就非使出全身的劲不可。何丹华疲惫至极，想，怕是登不了顶了，就这儿呆着吧。刚一站住，教练的手就伸过来，那股不服输的犟劲不知从哪冒到她嘴里：“我不用拉，我自己走。”教练还是教练，前后左右照应，抢过何丹华的包，拉着谢劲松，还不时招呼张为。熊指挥清楚地知道，在即将到顶的时候，身体疲乏，山路也最难走，就人的意志来讲，也是最需要忍耐、坚持的关口。这些书生十足的学子来登山的勇气难能可贵，但更重要的是意志的锻炼，是真正的成长，在冰雪世界中经过磨砺的成长。人生的成功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意志、情怀和经历事物的理想。“走啊！”“快到了！”他不停地喊。只有拉加始终不要任何保驾，始终走在最前面。“拉加，还有多远？”“拉加，怎么还不到顶？”他成了他们的希望和寄托。坡变陡起来，队员已经抵至玉朱峰的卫峰底下。熊指挥看了一下高度计：5850米，又看了看眼前的路：坡度有50度左右，便大声说：“小心点，当心滑坠。”队员们握紧冰镐，脚步迈得更稳。风依然是那么猛，雪依然是那么大，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离卫峰顶部还有10米，大家一阵狂喜。突然，谢劲松一脚未踩稳，身体往后便仰，走在后面的熊继平大喝一声“当心”，张为眼疾手快，一下扑倒在雪地上，将冰镐深深插进雪中，并猛拉结组绳，止住了大谢往后倒的趋势。好险！也许谢劲松这时觉得雪山和岩壁确实不同。攀岩可以说是人对自然进行个体体验的一种比较深刻的活动形式。有时，在岩壁上，一种孤立无援(真正的悬在空中的孤立无援)的感觉袭来，没有退路，人不得不以“孤立无援”的身份与自然构成亲和力中的“对抗”。在对抗中保持人的尊严，还是不做最大的努力就轻易地放弃，全在于攀岩者的意志。有时，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紧贴在巨大的岩石壁上向上移动时，有一种内心的感动：渺小的人类就是如此贴近自然，与她生死相依，却永远有种向上的力量，这是一种跳动的生命力，如同岩缝里开着花的小草。特别是在天然岩壁上。蓝天白云，树草蓊郁，全身心在半空中贴在岩壁上，亲近和相依之情油然而生，而且在极度紧张中不断生长和扩张。所谓“身”，就是躯体必须紧紧贴着岩壁，否则格外耗劲。所谓“心”，就是必须集中精力和心思。于是鼻孔紧贴，岩石、青草和青苔的味道缕缕浸来。耳朵在紧张的幻想中谛听岩壁变幻无常。心居危岩，既有对坠落的恐惧，也有对岩壁的关注，屏住之中仿佛万籁从岩石缝隙发出。这时岩壁上任何一个凸出的地方都可能是你的生命，你的一切，特别是你的信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进入精微状态：联系是那么细小和脆弱，又是那么贴近和共鸣。当然还有一条道路，就是放弃向上，可这是气馁，是信心的失落，是对人的尊严的挑战。人在自然面前也许是“之子”的关系，但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努力本身就是人对自然的走近和对人自身的提升。
也许只有在孤立无援中自己克服来自内外的阻力向上，向上，向上的感觉和雪山上的感觉相近。这不是浪漫和诗意，但确实是感觉，有关人生与自然的感觉。
不远处就是卫峰顶部，那是被2个冰斗切成的刃脊，约半米宽，两边都是60度的陡坡，稍不小心就有滑坠的危险。拉加、熊指挥率先走过去，后面的队员踩着前面队员的脚印一步一步小心地往前走。10分钟后突击队员平安地越过卫峰，时针指到下午4:30。
卫峰离顶峰只有300米。过了卫峰，队伍稍作调整。熊继平与大谢结组，张为和何丹华结组，拉加依旧走在前面。风雪更大了，大风夹着雪粒，铺天盖地地扑过来，打在脸上、身上，眼前是白茫茫一片。行军已达7个多小时，中途仅吃了八颗水果糖和巧克力。队伍在行进着，每一步都是那么艰难。队员们相互间紧握着结组绳，不断地鼓励队友“挺住，要挺住！”同时，也在鼓励自己，脑海里只有四个字“一定要上！”“一定要上！”
19:44分，突击队员的脚印终于印在了顶峰之上，他们真想大声呼喊几句，然而却喊不出来，他们紧紧地抱成一团，用手和眼睛交换着相互的喜悦。眼泪盈在每个人沉默的面容上。玉朱峰，多少个日日夜夜梦寐以求的高峰，终于被踩在了脚下；多少个日日夜夜一直勾画的那个梦想，终于实现了。虽然不见蓝蓝的天际，不见山下的平野，但心里的那片天空却比天比地宽广。(b4,初踏顶峰)与此同时，下撤的曹峻、朱小健于17点左右抵达大本营。稍做休息，便开始准备食品，迎接登顶队员。天将黑，饭已做好，菜也洗好，姜汤在炉上热着。他俩不时地用手电一明一暗地与山上联系，直到夜10点左右，才看见回答的信号。于是曹峻赶紧炒菜，并将茶具准备好。夜十一点，登顶队员刚回大本营，一碗碗姜汤便送到手中。队员们虽已疲惫不堪，但疲惫很快就被暖融融的姜汤融掉。登顶成功的喜悦和兴奋充满整个营地。
26日，在茫茫风雪中攀登5个半小时后，曹峻、朱小健和熊继平胜利踏上顶峰。
27日，谢如祥、李欣、李蓉与熊继平一道再次出发向顶峰突击。下午8时许，成功登顶。苍茫的冰原如果说攀登雪山经历的还只是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初始意义的关系，那么李欣、谢如祥、李蓉和大胡四人的回撤和归来，遭遇到了另一种人生和生活。这是真正的生存，是生存的本色，任何遭遇都会使人进入洞察和屏息的状态。这种遭遇便是成长，走向本色生存的成长。这种遭遇，与北大精神共鸣。因为他们在这种遭遇中触摸到了厚实饱满的人类精神。什么是精神？书本里也许有答案，但那只是墨写的符号，不是精神本身。他们难忘昆仑，难忘昆仑熠熠的八一星徽，难忘昆仑的牧民，难忘昆仑的淘金人。
8月22日，四人到纳赤台兵站，就给大胡输氧。蓉姐执意要李欣打点滴，可兵站没有。热情的军医给联系了下撤的军车，将四人一直送到格尔木人民医院，在那里进行全面的体检和治疗。23日吃罢早饭，小谢很严肃地问李欣：情形怎么样？还能不能上山？李欣嘴上很硬，说没问题。可撤到格尔木不到三天，能恢复到哪样呢？不过还是敲定，下午去兵站找车。作训科的魏参谋长得知后，当即应允搭乘兵站的车队上去。24日四十辆军车连成一线，在茫茫荒漠上，在崇山峻岭间，肆意飞奔长鸣，扬起滚滚尘烟，其情其景蔚为壮观。车队夜宿纳赤台。四人一同去看几天前给看过病的军医周大夫，无意间发现两只打死的野兔，征得同意，李欣和蓉姐就蹲下来给兔子剥皮。兔子已死过多时，皮很不好剥。这当口，小谢跑来叫他们一同去哈萨克牧民家做客。哈萨克牧民只有一匹马，体瘦毛长，蓉姐一个人骑，其他人脱鞋淌水过河。
钻进蒙古包，牧民热情地招呼他们围着火炉坐下，端上牛奶，递过馍块。四双好奇的眼睛开始细细打量这“屋里”的陈设和主人。这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流动房屋，地上铺着自家编织的地毯，四周堆着棉被和皮袄，“墙”上挂些零乱的物件；帐篷中央是烤火的炉子，做饭和取暖都指望它；火炉的上方是天窗，白天从这儿采光。正面坐着主人，一对中年夫妇，四周或趴或卧或立或坐的是这对夫妇的六个孩子，两男四女，最小的才3岁，最大的是个男孩，16岁了，忙进忙出的，看来已是重要劳力了。随意地找些话题聊，言谈间弄懂了主人的生活。他们原来世居于此，以牧业为生，后来迁至新疆清水，政府要他们务农，他们无所适从，只得又偷偷跑回这荒凉的格尔木河边放牧。前后将财物大都折腾进去，现在拥有的羊也不多了，每年只能靠剪些羊毛换来柴米油盐勉强度日；因没有户口，孩子们也没法上学读书……外面正下着小雪，雪霰自天窗稀稀拉拉地飘洒进来。虽在火炉边，还是能感到寒意不断，奇怪的是，多半竟来自心底。
他们的大儿子抱了把二弦的冬不拉坐在四人身后，在主人的催促和他们的邀请下，拨弄琴弦，唱起了哈萨克民歌。昏弱而清冷的光自那叶天窗倾泻下来，洒在主人那布满辛劳和愁苦的脸上；燃着牛粪的火炉，忽而将跳跃的火苗悄悄地溅出来，生动的火光映照出几张无奈而麻木的面庞。少年的弦下、喉间唱着婉转哀怨的曲调，象夜色下小河边的习习微风，悠久的，将大伙儿一道带往那古老而苍茫的草原……
辞谢哈萨克牧民，主人指点李欣他们坐手动缆车过河。深更半夜，四人跳进铁兜，手忙脚乱地扑腾好一阵，总算“飞跃”了格尔木河。
河水的哗哗声渐远，可那冬不拉的琴弦还在心头拨弄，拨弄着。
25日下午1点半，告别车队向山里走去，寻找大部队。荒芜的原野，尽情地向前方伸展，却无力朝两翼拓进，起伏连绵、巍峨苍茫的昆仑似两道大堤，紧紧夹持着中央狭长的谷地，好象提防雪水汇成河后的暴涨；一切那么肃穆，那么深邃，那么久远，只有那洁白的云朵，从冰雪乾坤中溜达出来，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中轻飘飘地无忧无虑地游逛。而此时他们四个晃动的身影，在这空旷寂寥的高原上，恰恰构成最富活力的线条。
下午三时许，到达过渡营地，但此时大队人马已移至玉朱峰冰川下的大本营。于是沿着侦察路线继续前进，一路上有大部队留下的路标，行进顺利。下午六时左右，队伍行进到一条山谷里，天忽然变了，浓浓的乌云压过来，一会儿，一场暴风雪来临，天空一下子暗下来，大片大片的雪花夹在风雪中，把四周遮个严严实实，看不见山，看不清路，路标也找不着。谢如祥虽然探路来过这里，也只能凭感觉领着队伍往前走。就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仍未找着大本营，也看不见玉朱峰冰川。不敢贸然前行，怎么办呢？往哪儿退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淘金客，想起他们的帐篷。四人匆匆下到山脚。风夹着雪粒无情地打在脸上，灌进脖子里。许久，雪终于停了，太阳遥远地挂在西边，无奈地注视着失魂落魄的他们。他们发现远处山脚下灰白色的的帐篷，立刻一摇一晃地奔它而去。
挪到帐篷门口时，四人几乎瘫了；一个带白帽的老大爷迎过来招呼他们快钻帐篷。一跨进偌大的帆布军用帐篷，望着一张张陌生而热忱的面孔，真感觉如同回到兄弟中间，回到自己的窝里。大伙儿在“炕上”纷纷挪动，给腾出空间，又拽过棉被和羊毛袄，让四人赶紧脱鞋上炕暖和暖和。紧接着，四碗热气腾腾的茶水递了过来。呵！比火炉还要暖人哩！一篮子烙饼又塞到面前，掰下一块就往嘴里填。多少天没吃过这么香的烙饼了。
四人道出自己的身份和进山的意图，又将刚才的遭遇活灵活现地诉说一通。淘金客都聚拢来好奇地打量他们，看着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跑这儿来瞎折腾。当听说都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时，淘金客眼里流露出无限的羡慕与渴望。四人被这目光深深震撼了。
吃罢饭，淘金客一致要求对歌，这把四人难住了。登山队中不乏优秀歌手，可这四个却都是狗不理包子——上不了台。情急之下，将队歌拿出来唱一遍，居然博得阵阵掌声。淘金客中有个挺像张艺谋的大哥，嗓子好极了，能把歌唱得震天响，还常窜改歌词，逗得大家捧腹大笑；而最擅长流行歌曲的，要数小马，不单歌唱得好，人也长得秀气，他唱的好多歌，其他人都不会词，只得跟着哼哼曲子。以歌会友，才几袋烟工夫，大家俨然老朋友一般。在四人好奇的问题面前，淘金客们将那些坎坷的经历娓娓道来。
他们是青海民和县的回民，祖上以务农为生，可地里终究长不出那么多钱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青海山上产金子是全国闻名的，隔壁的湟中县就有许多人靠挖金子发了财。于是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开着手扶拖拉机进山。春节刚过，就一头扎在深山里，每天吃的是馍馍就咸茶，没有蔬菜和肉食，连必需的药品也没带够带齐。从两千多米一下升到五千多米处高山作业，好些人要一个多月才渐渐适应。白天顶着烈日或冒着寒风，一干就十来个钟头；晚上蜷缩在没火的纯正的土坑上过夜。一年辛苦七、八个月，运气一般，也就挣四、五千，碰到公务人员私立的“衙门”，还得往人家腰包里塞。他们最怕的莫过于“官匪一家”，今年青海省一气铲除好几个“上层金霸”，多少出了金客们几口心中恶气。
他们大多与我们的队员同龄，有的比小谢还小，可一个个都老气横生，满脸的风霜雨雪。本来，处在这个年龄段，应该坐在课堂里，吮吸知识、沐浴文化；但事实是，许多同龄人，为生活计，不得不充当淘金客，将美丽的青春、灿烂的年华抛掷在这人迹罕至的高原野岭。
大家沉默了，不敢正视他们那灼人的眼神。刚才那目光，在羡慕与渴望后面，饱含了怎样的
辛酸和痛苦呀！
其实，在昆仑山的日夜，接触最多的是山上的这些淘金者。雪地里立着几顶破旧的帐篷，里面住着一群神秘的人，不知岁月几许，离开故土，漂泊到这孤独的世界，以淘金为生。在昆仑山，散布着几百名这样的淘金者：常年呆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度，伴随的是寒冷与寂寞。这是一群被社会遗忘，与历史毫不相干的人。他们默默地向雪山索取自己的希望和寄托。生活的艰辛难以想象：住的是拥挤而透风的帐篷，一天劳动下来吃的是茶水就馍馍──馍馍硬得足以打死人，蔬菜是极难见到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队员们抓起筛框，想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没摇几下，就已呼吸急促，头晕目眩。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法律，没有社会的约束。他们有枪，是这块土地的主宰。
队员们走进淘金者“部落”，心里有一丝恐惧、戒备，但总是出乎意料地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们对队员们带在身上的种种小玩意，充满好奇，却从不索要。他们纯朴、正直，也自尊。当队员们伸出求援之手时，他们那样真诚地帮助。维系这一切的，不是虚伪，不是私利，是正直真诚的人性。
与淘金客们同吃同住的经历，是此次活动中的另一收获。暮霭里再回首那幽幽的帐篷，心中涌起不尽的酸楚，不是怜悯——人们没有资格——是体味一个民族的甘苦。无论是他们的吃苦精神，还是顽强的意志以及协作精神，都深深地打动了队员。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的生活，才是一种真正男子汉的豪放、悲壮的生活。尤其是在空旷无垠的高原上，在寂寥忧伤的雪山脚下，在狂风肆虐的寒夜里，听到那如泣如诉的管弦声，或是那热烈如火的合唱声，总令人不由自主地从心灵里升起一种感激之情——生活着，是多么美丽啊！(b5,我们和淘金人)想起这些，四人久久不能入睡。
26日在淘金人帐篷里吃了蓉姐煮的从纳赤台兵站带来的兔子，精神多了，李欣、小谢和蓉姐三个直奔玉珠峰。大胡因身体不适留在淘金人的帐篷。
走着走着，突然，小谢叫起来，“路标！”一个盛满石子的罐头上垒了一大块石头，指着队伍的方向。这下有指望了。匆匆收拾起喜悦和兴奋，急急地向前赶路。翻过几道山梁，终于看见河谷中、山脚下那三顶可爱的帐篷。
奇怪的是，他们仨这时都冷静得出奇。曹峻他们情况如何呢？登顶了吗？他们仨经过这番折腾，还跟得上吗？凭着肚里的几块兔肉，他们仨拿定主意，先上雪线看看，再回帐篷，检验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实力。虽说有些吃力，可自信心相当强，没多久就顺利到达雪线。踩在雪地里，如同进入一个纯真、洁净又充满欢愉的世界；上了雪线就仿佛迈进了梦的门坎。恋恋地多看了几眼，转身下山。
一下到山脚，远远就见壮壮、拉加、大谢和“政委”（张为）迎了出来。拉加不顾河水冰冻刺骨，硬是跳进小河，将小谢和蓉姐背了过去。壮壮一见面就高兴地宣布，“我们几个24日登顶了，熊教练今天陪‘领导’和小健上去了，晚上就能回来。”噢，怪不得一个个神采飞扬呢！他们仨想，他们能上去，我们仨也一定能上去，而且要比他们上得快，因为我们仨吃过兔子肉。李欣接着请拉加和壮壮去淘金客那儿说一声，让他们放心；然后再把大胡接回来。
晚上10点多钟，曹峻他们登顶，陆续回来。这晚，大本营的喜庆气氛格外浓烈。外面的雪好大。
27日八点半钟左右，他们仨都醒了。小谢先爬了出去，李欣和蓉姐懒懒地躲在睡袋里，想再眯一会儿，可恶的小谢高一嗓子、低一叫喊的，直到李欣不得不从帐篷里跑出来才住嘴。乍一露头，先是一惊，进而迸出一句“好一派北国风光呀”！眼前苍山寂岭、旷野荒原，一夜间披上千尺白纱。素裹银装，不见一点修饰，不显半分妖娆，那般宁静而悠远，那般空旷而雄浑。太阳露了一下脸，不及抛洒遍地金辉，就慌忙躲到积云后面去。他们仨武装好后走出一段路，又被不放心的熊大哥追了回来。天气变幻无常，实难预料，只得回到帐篷中。
一点多钟，醒来把头探出篷门，晴日当空，万里无云。多好的时机呵！于是，顾不得大家的反对，重新披挂整齐，再上征程。“领导”背上李欣的背包，坚持要送到雪线。他们仨人手一把冰镐，向前急赶。要知道，出发时已快两点。“领导”由于穿了雪地靴，昨天又突击顶峰，体力不支，李欣只得把包换了回来。别看包里只有三双鞋，却有近十公斤的份量。上到五千米时，李欣已汗流夹背，如负石牛。赶上来陪同他们冲顶的熊教头见状赶紧将包换了过去。喔，“真释重负”！这会儿，李欣肚里空空，穿得又单薄，身上开始凉起来。怎么还没到雪线呢？他心中不住地念叨：快上，快上，到了雪线好登顶，登完顶就下山喝姜汤去。这个念头竟成了精神支柱。
到达雪线，赶快换上登山靴，吃了两块巧克力，又抹上满脸防晒膏，急急向前进发。到顶，还有一半的路程呢。熊大哥没有登山靴，穿着“加利加”一溜烟跑到前面开道，不一会儿就把他们甩在后面。李欣起先还有心跟，不到五十米，就泄了气。看看后面那俩，倒是难姐难弟，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挪。
雪地反射的阳光太刺眼，戴着墨镜还能感知它的灼人。远近左右，只有茫茫的雪；儿时便存的梦境，竟是这般的寂寥清冷。浑身的气力，似乎只能够维系短短的一瞬。迈几步就得将冰镐插到雪地里，双手拄着，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喘几口粗气，赶紧在前方看准一个小目标，憋足劲赶到那儿再歇口气，不坚持到目标不停下。
好不容易上到“政委”、壮壮他们称为“滚死虫峰”的地段，这儿果然比较险峻，陡峭的刃脊才一米多宽，构成联结两个山坡的要道。风也因此格外的凶狠，狂风卷着雪粒拼命抽打脸庞，本来已经喘不过气来，又碰上这种“讨命风”，掉过头来背风吸吸气，才能再接着走。过了山脊，在冰镐上坐会儿。离目标不足二百米了。他们已是累死过几回，一个个死盯着前方，机械而笨拙地挪动着脚步，小谢和蓉姐走着走着就忽地栽倒在雪地上，喘半天气，又重新爬起来。只有此时才真正品尝到登山的滋味，才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登山。
时针过八点，他们终于站在峰顶。举目四眺，满眼苍茫，风雪之中，隐隐能看见跟前的两座银色峰巅，果然“一览众山小”。“我们成功了！”三人相拥在一起，同声迸出这句话。
8月28日吃罢早饭，大谢讲拉加与壮壮去接大胡的故事，可怕却感人。在李欣他们归队的那晚，拉加和壮壮步行三个多小时，于十点钟左右到达淘金客的帐篷，告诉他们三人已安全返回营地。他俩要把大胡连夜接回营地，金客意在挽留，但见拉加几个归营心切，不好勉强。结果，风雪寒夜中，拉加他们迷了路，在冰天雪地的荒山旷野里愣是坚持了一夜。拉加一宿未合眼，围着那两个转圈，拼命地给他俩搓手搓脚。第二天早晨才返回。下午，他们投宿的淘金人帐篷的戴白帽的大爷和一个大胡子又专程赶来，探询拉加三个的情况，得知安全返回营地，才放心回去。大家深为拉加他们那个风雪夜感到后怕，同时又深为金客的那份质朴和善良所感动。就如张为说的，“我们来到昆仑山，虽没有淘到一粒金子，却淘到了金子般的心。”
下午，熊指挥、蓉姐、小谢和李欣背了剩余的物资，带上照相机，赶到金客的帐篷里联欢。队员这边熊指挥领衔主唱，淘金客则亮出拿手好戏：大队长说快板，副队长玩杂技，大师傅（厨师）唱起青海花花。玩到深夜，才尽兴睡去。
听外面风声如箫。那夜格外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