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 男，藏言辞，１９３３年出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所和乡，从小就是为领主放羊的农奴。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１９５６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日喀则班禅警卫营当兵，１９５８年１１月，进入中国国家登山队。１９６０年初，参加举世瞩目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动，并于５月２５日凌晨５点和两位汉族队友一道登上了珠穆朗玛峰。１９６２年，加入西藏登山队，１９６４年被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当选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１９７２年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分管登山运动，１９９３年退休。
我１９３３年出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所作乡。家乡的海拔很高，祖祖辈辈都要和大山打交道。所以，我从小对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后来从事登山运动，也是非常自然和符合自己心愿的。 我是一个幸运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和现代登山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登山成为我终生从事的事业。
说到我的登山运动生涯，那还得从４０多年前谈起。
我小的时候，是地地道道的农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要为领主放牧。在黑暗残酷的旧西藏，广大农奴受尽领主的打骂和凌辱，吃饱穿暖都是奢望。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会成为国家的登山运动员，而且成为第一个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中国人。
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１９５６年，我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在日喀则班禅警卫营当兵。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登山队来到日喀则，先乘汽车到萨迦县的一个区，没有路了，然后再骑马到珠穆朗玛峰山区。大概是１１月的时候上到海拔６５００米的地方，实际上是进行攀登珠峰的前期训练，我们排的一位藏族副排长也跟着一起上去了。
有一天早上，正在洗脸的时候，我无意中问我们的副排长，前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他说是到珠峰去了，并反过来问我：“你想不想去登珠峰？”我以为是在开玩笑，就说去。没想到他说的是真的，他让我今天不要吃饭，不用参加军事训练，有别的要事。
那天上午，我们营里有３０多人集体到医院去进行身体检查。第二天，我们又到登山队住的招待所进行测试，身体全部合格。第三天，我们一行２０多人在登山队领导的带领下来到拉萨。我们脱掉军服，换上运动服，在军区训练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紧张训练。后来，我们又到念青唐古拉东峰海拔６０００多米的雪山脚下进行冰上训练。
１９５９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当时的拉萨气氛很不平静，少数上层反动统治者在３月份发动了武装叛乱。我们的训练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停止了有规律的训练，拿起枪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平叛斗争中。平叛胜利后，我们的训练转入正常，不久就到新疆境内攀登了被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登顶成功后，我们回到北京，参加了令人难忘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１９６０年初，我和队友们返回西藏，参加举世瞩目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动。这个期间我的身份一直是军人，装备、津贴都是部队发。
３月初，我们来到珠峰脚下的大本营。最初我不是突击队员，承担修路、运送物资任务。突击队第三次行军，由于经验不足，在７４５０米的地方遭遇大风的袭击，坚持到达８３００米的高度后，登山行动被迫终止。我当时与突击队员们在一起，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此后，登山队组织了第四次行军，重新调整突击队组成人员，我就入选了。
我们从８１００米的地方出发，半夜行军，上到８５００米后，没有吃的，５个人就在冰天雪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４个人忍着饥饿，继续向上攀登。原计划是登顶后即刻下山，没想到前面还有“第二台阶”挡路，怎么也上不去，耽搁了５个多小时。等我们到达８７００米处时，已是半夜。在这里呆是不可能的，很快就会冻僵，一旦迷糊起来，很容易死亡，下撤也不是办法。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夜里登顶，刘连满因为体力不支，没有继续攀登。
那个时候登山经验少，装备不足，行军速度也慢。上到一定高度后，嗓子是哑的，嘴巴全裂开了口，我们很少说话，要表达某个意思，就用手指比划一下。体力消耗极大，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系鞋带，要用半个小时，戴冰爪 ，更是费劲。
终于，我们三个在５月２５日凌晨５点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时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我们知道，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登顶成功了，就能到北京去，就能见到毛主席了。
那次登山，奠定了我以后终生从事登山事业的基础。当然，如果没有翻身得解放，我仍然是个农奴，广大西藏人民也不会有机会参加国家的各项建设，我也不会参加到伟大的登山行动中。
记得家乡有一座山峰，５０００多米高，上面没有一根草，过年时上面要插经幡，小的时候我上去过。从小在山上山下放羊放牧，对山有一种浓厚的兴趣。也许我生来就是与大山打交道的。
１９６２年，西藏登山队成立，我正式加入了登山队，生活在林芝登山营。１９６４年登山队首次攀登西藏境内的世界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峰，这次我没能参加，上级派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了３年，我也同时被选为西藏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在１９６５年９月回到西藏，继续参加林芝登山营的训练工作。当时，国家决定１９６７年再登珠峰，由我担任登山队副队长。我们在当年秋天把队伍拉到珠峰训练，有的人已到达８０００米的高度，运送了登山物资。那年有一个分队在北坳大风口遭遇大风，遭受惨重的打击，有３０多人被冻伤。
这次训练后不久，“文革”开始了，登山队也没有幸免，搞批斗、游行，贴大字报，攀登珠峰行动也就告吹了。后来，有一次我在打篮球时腿部严重受伤，在北京治疗也没有治好，这样我不得不忍痛放弃自己心爱的攀登高峰、挑战大自然的乐趣，承担了登山指挥、管理方面的工作。
1972年，上级任命我担任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分管登山运动。1975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再次攀登珠峰，我又一次住到珠峰脚下的绒布寺，参与登山行动的指挥。算起来，我总共在珠峰山区参加了4次登山活动，这些是我的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今年，我已经是67岁了，退休也已经好几年了。但是，退休了我也没有白过，通过我长时间的积极倡导、发起，西藏成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致力于高原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另外，我还帮助家乡建立了一所乡村医院，经费主要是靠我的关系从国外获得的赞助。这为乡亲们解决了不小的问题。
目前，我的身体不太好，但又在和几个老同行商量着，希望能成立个高山研究会，目的是为了促进有效地保护和开发利用西藏得天独厚的山峰资源，大力发展登山产业，为山区人民造福。一辈子干登山运动，与雪山和山区老百姓打交道，所以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