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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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阿尔博姆著，吴洪译
出 版 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版次： 1页数： 196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32744206包装： 精装编辑推荐
十周年纪念版全球同步发行，米奇阿尔博姆全新序言答谢读者。讲述“星期二奇迹”的前世今生。
从那十四个星期二到莫里慢慢地、令人揪心地衰竭，直到安静、不失尊严地死去。然后是他的葬礼，我独自的哀悼，在地下室里写这些文字的日日夜夜，书的小印量首印以及预料不到的接下来的两百次重印。这段旅程不仅走遍了这个国家，还走到了其他的国度。我目睹了这本书在许多学校里讲授，在婚礼和葬礼上诵读。伴随这段旅程的还有不计其数的书信、电子邮件、评论以及来自陌生人的含泪拥抱。所有要表达的都可以归结为：你的故事感动了我们。
临终前，他要给学生上最后一门课，课程名称是人生。上了十四周，最后一堂是葬礼。
他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现在延伸到了中国。我向过路的朋友们大声招呼：来，值得进去听听。
——余秋雨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一九九四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一年以后与世长辞。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在老教授缠绵病榻的十四周里，每周二都上门与他相伴，聆听他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老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对于作者米奇阿尔博姆而言，与恩师“相约星期二”的经历不啻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读人生必修课的机会。这门人生课震撼着作者，也藉由作者的妙笔，感动了整个世界。
作者简介
米奇阿尔博姆（1959-），美国著名专栏作冢，电台主持，电视评论员，此外还是活跃的慈善活动家。迄今为止，阿尔博姆已出版九部畅销著作，其中纪实作品《相约星期二》在全美各大图书畅销排行榜上停留四年之久，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三十一种文字，全球累计销量超过一千一百万册，成为近年来图书出版业的奇迹。2003年，阿尔博姆六年磨一剑的小说《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将“星期二神话”继续延伸，迄今已累计售出八百万册，成为当年惟一有能力在排行榜上与《达芬奇密码》叫板的作品。
2006年10月，阿尔博姆推出最新小说《一日重生》，再度以奇巧动人的构思和轻盈感性的文字征服全球读者。迄今为止，这本书在美国的各大排行榜上均在前五位长踞不坠，无可争议地成为去冬今春销售业绩与读者口碑最好的全球畅销书。
米奇阿尔博姆目前与妻子简宁居住在美国密歇根州。
目录
最后的课程——《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序
必修课程
课程大钢
学生
视听教学
入校
教室
点名
第一个星期二——谈论世界
第二个星期二——谈论自怜
第三个星期二——谈论遗憾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教授
第四个星期二——谈论死亡
第五个星期二——谈论家庭
第六个星期二——谈论感情
教授，第二部分
第七个星期二——谈论对衰老的恐惧
第八个星期二——谈论金钱
第九个星期二——谈论爱的永恒
第十个星期二——谈论婚姻
第十一个星期二——谈论我们的文化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第十二个星期二——谈论原谅
第十三个星期二——谈论完美的一天
第十四个星期二——道别
毕业
结尾
书摘插图
必修课程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口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于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我就是那个学生。
那是1979年的春未，一个溽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是怎么得病的？”莫里问。
没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么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医生说。非常遗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将近两小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离去时，他给了他们一些有关ALS的资料：几本小册子，似乎他们是在开银行帐户。外面阳光朗照，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一位妇女急匆匆地往停车收费机里投钱，另一个拎着食品杂货走过。夏洛特的脑海里翻腾着无数个念头：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我们该如何应付？我们该怎么支付这笔医药费？
我的老教授则为他周围的正常生活节奏而感到震惊。难道世界仍是那么的无动于衷？难道没人知道我的厄运？
然而地球并没有停转，它丝毫也没在意。当莫里无力地拉开车门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个深穴。
“现在该怎么办？”他寻思着。
就在他寻找答案时，疾病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蚀着他。一天早晨，他把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因踩不住刹车而只好熄掉了引擎。从此他便告别了驾驶。
他经常绊倒，于是他买了根拐杖。从此他便告别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会游泳，但发现自己换衣服有了困难，于是他雇了个家庭护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学系学生——他帮莫里进出水池，帮他更换衣服。更衣室里，人们装着不去注视他。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自己的隐私。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笑了。
从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它不断融化你的神经，使你的躯体变成一堆蜡。通常它从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上发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时，你就无法再站立起来。等你控制不了躯干的肌肉时，你便无法坐直。最后，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你只能通过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则被禁锢在一个软壳内。或许你还能眨眨眼睛，动动舌头，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被冰冻在自己肉体内的怪物一样。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五年。
医生估计莫里还有两年的时间。
莫里知道还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他头顶悬着利剑、走出诊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他问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将勇敢地去面对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为他最后的一门课程，作为他生活的主要课题。既然每个人都有一死，他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让别人去研究。他可以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
莫里将走过最后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旅程。
秋季学期过得很快。药的剂量又增加了。理疗已经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护士去他家中帮助他活动日见萎缩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们像从井中抽水那样上下屈展着他的腿。按摩师每星期来一次，舒缓他不时感到的肌肉僵硬。他还请了默念师，在其指导下闭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渐渐化成一口气，吸进吐出，吸进吐出。
一天，他拄着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后摔倒在马路上。拐杖换成了学步车。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来去卫生间也使他不堪重负了。于是，莫里开始用一只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时还得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们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难堪，尤其是到了莫里这样的年龄。但莫里却和我们不同。当熟悉的同事们来看望他时，他会对他们说，“听着，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着瓶子吗？你行吗？”
通常他们都能这么做，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事实上，他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他和一些讨论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死亡，讨论死亡的真正含义，讨论各个社会阶层是怎样由于对它的无知而惧怕它。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来看望他，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他们遇到的难题——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莫里是个出色的听众。
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变化，但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有力，那么吸引人，他的脑子仍在活跃地思维。他要证明一件事：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
新年乍来即去。虽然莫里对谁都没说，可他知道1995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现在已经用上了轮椅，他在争取时间对所有他爱的人说他想说的话。当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同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时，莫里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后他显得很沮丧。
“太可惜了，”他说。“他们在葬礼上说得那么好，可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莫里有了个念头。他打了几个电话，选好了日子。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几个好友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活人葬礼”。每个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词。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诗：
“我亲爱的表哥……
你那颗永不显老的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变成一棵
稚嫩的红杉……”
莫里随着他们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话语都在那天说了。他这场“活人葬礼”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并没有死。
事实上，他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页即将掀开。
学生
现在，我必须交代一下自从那个夏日我最后一次拥抱了我那位可亲、睿智的教授。并答应和他保持联系后我所发生的变化。
我没有和他联系。
事实上，我同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联系，包括我的酒友和第一个和我早晨一起醒来的女朋友。毕业后的几年把我磨炼成了另一个人，他身上再也没有那个当年离开校园准备去纽约向全世界贡献才智的年轻人的影子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吸引人。我浑浑噩噩地打发着二十刚出头的那几年：付房租，看广告，寻思着生活为何不向我开绿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音乐家（我那时在弹钢琴），但几年昏暗。空虚的夜总会生活，从不兑现的允诺，不断拆散的乐队以及除了我对谁都感兴趣的制作人，终于使我的梦想变了味。我第一次在生活中成了失败者。
与此同时，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死亡。我最亲近的舅舅，我母亲的弟弟，那个为我取名、教我音乐、教我驾驶，和我开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个在我眼里仍是个孩子，也是我长大后要学习的楷模——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死于了胰腺癌。他是个矮小、漂亮的男人，长着浓浓的胡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一直陪伴着他，我住在他楼下的一间公寓里。我看着他强壮的身体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后又开始浮肿，看着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体趴在餐桌上，手按着肚子、闭着眼睛，嘴巴痛得都变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那稣！”其余的人——我舅妈，他两个年少的儿子，以及我——则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着盘子，眼睛躲避着这痛苦的场面。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阳台上。天气很暖和，微风习习。他望着远处，从牙缝里硬挤出几句话来，他说他看不到他的儿子读下一个学期了，问我能不能照顾好他们。我让他别这么说。他哀伤地望着我。
几个星期后他去世了。
葬礼之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我感觉到时间突然变得宝贵起来，年华似水，而我却追赶不上。我不再去空着一半座位的俱乐部弹琴，不再呆在屋子里写那些没人要听的歌。我又回到了学校，读完了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并找到了一份体育记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转而开始写那些渴望成名的运动员。我给报纸和杂志专栏撰稿。我夜以继日、没有节制地工作着。我早上醒来后，刷完牙便穿着睡衣坐到了打字机前。我舅舅过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后来十分怨恨这份工作——天天老一套——于是我发誓不要有他那样的结局。
我从纽约又跳槽到佛罗里达，最后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当《底特律自由报》的专栏作家。这个城市对体育有着疯狂的需求——它有职业的橄榄球队。篮球队。棒球队和冰球队——这给我雄心勃勃的理想提供了机会。几年后，我除了撰写体育报道评论外，还开始写体育方面的专著，制作广播节目，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对暴富的橄榄球明星和好矫饰的大学体育活动评头论足，我成了淹没这个国家的传媒风暴的一部分。人们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开始买房。我买了一幢山间别墅。我买了汽车。我投资股市并建立了有价证券组合。我就像一辆推到最高挡速的车子运行着，任何事情我都规定了最后日期。我玩命似地锻炼身子，发疯似地开着汽车。我赚的钱超过了我的期望值。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宁的黑发姑娘，她很爱我，不嫌弃我毫无时间规律的工作。经过七年的恋爱我们结了婚。婚后一个星期我便回到了工作堆里。我对她说——也是对自己说——我们会生儿育女成立一个家庭的，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却遥遥无期。
相反，我仍热衷于工作上的成就，因为只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我可以在末日到来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后的快乐。我认为舅舅的厄运也将是我命中注定的结局。
至于莫里？是的，我时常会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但这一切总显得有些遥远，似乎来自另一种生活。这几年里，凡是从布兰代斯大学寄来的邮件都被我扔进了废纸篓，我认为它们无非是来募捐的。因此我毫不知晓莫里得病的情况。那些能告诉我的人早已被我遗忘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早已束之高阁，埋在了顶楼小屋的某个盒子里，
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随手调换电视频道时偶尔听见了那几句话，我的生活仍会这样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