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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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文涛著
出 版 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版次： 1页数： 342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1232741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文化外交，在“911”事件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美国的再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本书通过起源与发展的探寻、中外学术观点的辨析对文化外交进行科学定义，进而透析其相互性、长期性和诚实性等属性和它与公共外交、对外宣传和文化关系之间的对比特征。运用国际关系学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文化国际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解读其三个命题：文化外交发展的动力源自何处、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外交主体多元化的现象以及影响文化外交开展的关键因素等。大国是文化外交的集大成者，自由主义的民族文化构成美国文化外交的思想基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想不断较量，催生了美国不同时期文化外交政策的特征和管理机制复杂的建构过程。对华文化外交是美国对华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经历文化渗透、文化援助、文化遏制、文化合作等复杂的历史过程。宗教与国家的二元使命是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基本动因。基于这两种使命的驱使，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呈现出行为体多元化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特征。作者以官方的富布赖特中国项目和非官方的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为个案，借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进行全面分析和透视，深刻揭示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动机、目标和成效，为中国文化外交机制的完善和如何借重文化外交实现和平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书的出版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胡文涛，湖南衡阳人，毕业于暨南大学专门史专业（中外关系史方向），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先后在《史学集刊》、《国际论坛》、《外交评论》、《国际经贸探索》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代表作有《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被《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透视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中主权让渡的困难》等。参译WTO研究名著《世界贸易组织新协议》（英译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2004年2月至2005年2月留学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外交和区域
组织。
目录
序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选题的缘起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第二节研究现状分析
一 文化外交理论研究
二 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研究
三 富布赖特中国项目研究
四 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研究
第三节创新之处及有待深化研究的问题
一 创新之处
二 有待深化研究的问题
第四研究方法及基本框架
一 研究方法和路线
二 各章的内容概述
第一章 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
第一节概念界定
一 起源与发展概述
二 中外定义辨析
第二节基本属性
一 相互性
二 长期性
三诚实性
第三节主要特征
一 与公共外交的对比特征
二 与对外宣传的对比特征
三 与文化关系的对比特征
第四节理论探源
一 理想主义与文化外交的兴起
二 自由主义与行为体多元化
三 建构主义与文化外交中的观念问题
第二章 美国文化外交概论
第一节思想缘起
一 宗教使命感与民众自觉性的养成
二 孤立主义与政府的晚介入
三 理想主义与文化霸权、国家使命的追求
第二节基本特征
一 行为体多元化
二 意识形态的凸显
第三节战略目标
一 “二战”时期的战略
二 冷战时期的战略
三 后冷战时期的战略
第四节演变历程与机制建构
一 早期的发展与机制的初构
二 冷战时期的演变
三 冷战后的困境与重整
四 建构中的思想较量及对演变的反思
第五节私人基金会与美国文化外交
一 基金会介入文化外交的历程
二 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
三 基金会介入文化外交的思想缘由
第三章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
第四章富布赖特中国项目的个案分析
第五章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个案分析
第六章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动因与成效：对参与者的调研
结束语
附录一个案分析所采访的人物
附录二问卷调查表（英文）
附录三《中美文化协定》（1979年1月，中英文）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
文化外交犹如一条双向车道（a two—way street），它是促进国家间、人民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相互性、长期性和诚实性，构成文化外交的主要属性。文化外交源于文化关系而“高”过之；突出双向交流与相互沟通，而异于公共外交那种单向信息输出和强行价值灌输的特征。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和研究在不断升温，但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实际地位的确定仍需不断深化。文化外交尽管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将文化外交纳入国际关系范畴进行理论探源，是值得尝试的。运用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文化国际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比较容易解读文化外交的三个命题：文化外交发展的动力源自何处、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外交主体多元化现象以及影响文化外交实践的关键因素等。从学理上解构了这三个命题，旨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理性认识，为全面认识文化外交的理论价值奠定基础。
第一节概念界定
一起源与发展概述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与国际关系一样古老，它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以研究富布赖特项目而著名的美国前新闻署高级官员兼学者理查德T．安特（Richard T．Arndt）博士在他最新的著作中提出，至少3000多年前，文化外交便成为国王们的首要外交手段，从有文字记载来看，铜器时代文化外交已成为人类要求文明进步的一种规则。在古代，罗马和波斯都曾将文化作为他们战争的一部分。罗马文明在语言、学识、秩序、繁荣和娱乐等方面的优势都是罗马征服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地区强有力的工具。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比较普遍将文化作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法国是第一个通过官方途径广泛开展以宗教传播、教育输出、慈善事业等为内容的文化外交国家。早在1884年，法国就成立了以在海外教授法语为主的法语培训中心。1945年，法国外交部成立“对外文化关系和法语事务总司”，这是“文化”一词首次应用于官方文件。英国1934年以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创立进入文化外交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将文化作为战争工具，在拉美地区发动文化攻势（cultural Offensive）。前苏联曾努力创立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文化和生活，在共产主义阵营大量开展文化外交。美国自“二战”后成为世界文化外交大国，尤其以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著称于世。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国背离了文化外交的本质，将之蜕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工具，运用到文化冷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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