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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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卫东著
出 版 社： 浙江摄影
出版时间： 2007-10-1字数：版次： 1页数： 29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686579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玉器在中国具有崇高的地位，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一个玉器制作和使用高峰期最杰出的代表。作为物质与技术结晶的良渚文化玉器，渗透着宗教、政治、军事、礼制等多方面的内容。 本书从良渚玉器的种类、器型、工艺、纹饰等多方面入手，深入解读玉器在良渚时期的作用及其昭示的审美趋向。
内容简介
良渚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聚落形态、宗族构成、社会生活、宗教观念、礼仪制度、艺术情趣等考古学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导致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原因又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是以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大量信息资料为素材，挑选和邀请在良渚文化研究各个不同领域内卓有成绩的中青年专家，就各自擅长的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撰写出版相关专著，旨在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诸多方面子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总体认识。以全新的角度和合理的诠释，赋予断简残片式的考古资料和信息以全新的生命力，部分复活和建构起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遗迹之间、人与器物之间、人与事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
本书对良渚文化玉器进行了研究。
作者简介
蒋卫东，1967年2月出生于浙江海盐。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浙江北部地区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与良渚文化结缘尤深，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编《新地里》、《良渚文化：文明的实证》等书。
目录
引言 良渚文化玉器在中国玉器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壹发现简史
贰美玉天赐
叁精工琢玉
肆 定名与分类
伍 器形源流
陆 纹饰与刻符
柒 神圣与精致
后记
书摘插图
壹发现简史
考古资料显示，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玉器至迟在东周时期已有出土，江苏吴县严山春秋玉器窖藏（也有人认为是吴王墓葬），出有琮、璧等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其中玉琮被作为可以再利用的玉料加以切割。浙江安吉递铺垅坝战国墓出土一件直径24厘米的良渚文化玉璧显然，当时偶尔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已被视作前世遗珍而为吴越的王室贵胄所珍惜。
与此同时，中国早期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也依稀透露出东南地区早期玉器制作与使用的状况。《尚书顾命》记述在周成王去世后，周康王即位大典上陈列的各类器物，有“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其中的越玉、大玉、夷玉和天球是分别产自东南越地Ⅲ、中原华山、东北夷地和西北雍州的玉的不同品种。《尚书禹贡》讲到九州贡物时，地处东南的“扬州”有“瑶、琨”，地处西北的“雍州”有“球、琳”，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瑶”、“球”与“琳”均为“美玉”，“琨”则是“石之美者”。《尔雅释地》解释古代地理万物专名时说：“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晋郭璞注：“医无闾，山名，今在辽东。珣圩琪，玉属。”《说文解字》则日：“医无闾殉玗琪，《周书》所谓夷玉也。”
上述早期文献时常提到的几种玉石名称，除产于华山的“大玉”外，“夷玉”、“越玉”和“天球”，在地望上几乎跟“珣开琪”、“瑶琨”与“球琳”完全重合，可见，在汉代以前古人的知识里，辽东的医无闾山、东南扬州越地、西北雍州是九州之内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玉料产地。有意思的是，现代考古发现也强有力地印证了这些早期文献的记载，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东地区（医无闾）、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扬州越地）和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甘青地区（雍州），恰好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一个玉器文化峰值期的三大代表，而这三大区域在进入青铜时代后，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均不约而同地有所衰弱，规模水平反倒都不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因此，大致可以相信，早期文献中特别推崇的“珣玗琪”、“瑶琨”与“球琳”三类玉，应该跟辽东地区、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甘青地区曾经辉煌一时的史前玉文化有着剪不断的瓜葛。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越绝书》这部专记吴越史地、被称为“中国方志之祖”的早期文献中，竟然还记载有一段关于史前用玉状况的对话。风胡子对楚王说：“在轩辕、神农、赫胥氏的时代，用石头作兵器，拣取折断的树木搭成棚屋，人死了就把土堆在尸体上安葬。这是神圣的君主教导人们这样做的。到黄帝的时代，用玉石制作兵器，有意识地砍伐树木来建造屋舍，人死后挖地土葬。玉石，是神奇灵异之物，但这也是遇到了圣德的君主，才教导人们这样做的。禹的时代，用铜铸造兵器，还用铜制成工具后去开凿伊阙，疏通龙门，将江、河之水引导向东，流入东海。当时，天下顺畅太平，于是修治宫室，这难道不是依赖圣明君主的力量吗？在现在这个时代，铸造铁的兵器，用武力来威慑控制军队，天下听到后，没有人胆敢不归顺屈服的了。”这段话将中国的古史划分为石、玉、铜、铁四个时代，分别对应三皇（轩辕、神农、赫胥）、五帝（黄帝）、三代（禹）和东周四个阶段的古史分期观，不仅跟19世纪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C.J.Thomson）将古代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的理论不谋而合，而且“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记述，跟近20余年来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高度发达的用玉状况高度吻合，所以，常常被研究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学者引用、赞叹，甚至还被用作论述中国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间存在转变过渡的“玉器时代”的佐证。
据考证，《越绝书》“非一时一人所作”，原作者可能是战国时某位“吴越贤者”，但姓名已不可考，至东汉初又经会稽人袁康、吴平整理，撰写外传，重新编订，遂流传至今。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越绝书》的作者曾目睹过出土或传世的良渚文化玉器，但亦很难相信，在对吴越地区史前文化玉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吴越贤者”，竟能够向壁杜撰出“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这般跟现代考古发现惊人吻合的古史现象。
北宋中叶之后，在赵宋皇室的热忱参与和推波助澜之下，文人士大夫把辑录和考证金石文物当做一项专门的学问和雅事，金石学应运而生。欧阳修、宋徽宗等名家大腕的加入，无疑使这一时尚有了更多的拥趸和“FANS”，作为旁门别支的玉器，虽然被著录和考订的规模远逊于青铜吉金，但也自一开始就进入了金石学家的视野。
吕大临的《考古图》成书于北宋元祜七年（1092），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图录，书中卷八专录玉器，著录方法与青铜器一致，器物用线图绘出，线图右侧上方录器名和收藏家，左侧则为考订文字，分别著录出土地点、尺寸、定名理由、形制功能等内容。这样图文并举的著录方法显然在金石学圈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成为后世金石文物著录的圭臬。李济先生曾给予《考古图》很高的评价：“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到，还在1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记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
另一部保存至今的宋代金石学著作《续考古图》，也著录着三件玉器，其中一件“外方内圆”，两端有射，光素无纹，外壁刻五字铭文，我们现在都称呼这类玉器为“琮”，但《续考古图》的作者赵九成显然对这类玉器的名称并未考证清楚，因而竟然以“或日‘饮耑弛尊玉”’来加以敷衍。
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官窑或龙泉窑瓷器中，有一类琮式瓶，造型外方内圆，四面有竖向凹槽和横向短凸棱装饰，显然模仿了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的形态造型，有的学者藉此证明良渚文化玉琮在宋代已有出土，并为社会所熟知，但从《续考古图》反映的情况来看，宋代虽然已经接触到了良渚文化玉琮，甚至还利用其他质料来对其造型进行模仿，但对这类玉器的名称尚处在失忆的状态。
第一部著录有良渚文化玉器的金石学著作是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古玉图》专录玉器，凡三十九件，以剑具、带钩和佩饰为主，但第三件“碉玉蚩尤环”却是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龙首纹玉镯，虽然“蚩尤”的纹饰定名目前看来依据不足，但朱德润根据“碉缕（镂）古朴”等特征，大胆推断此器为“三代前物”却完全中的。目前的考古资料已经表明，所谓“蚩尤”，实际上是良渚文化玉器特有的一类经艺术虚构的兽面纹饰，主要琢刻在早中期圆形环、镯类玉器的外缘，也有个别的圆雕作品，研究者定其名为“龙首纹”。
引起朱德润们关注并著录的先决条件，自然是良渚文化玉器在宋元时期的出土，这方面也有考古资料为证。2003年发掘的海盐天宁寺镇海塔地宫为元代晚期所建，地宫内出土文物丰富，“前龛的中央是一件通高为55．8厘米的高大青铜壶，壶下以一件直径为24．8厘米，厚1.6厘米的良渚玉璧作垫。”让人惊奇的是该地宫出土文物中还有一面汉代铜镜和一些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礼器，看来宝物的埋放者，除了笃信佛事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古物发烧友。
三
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玉器中，有一批圆润红熟，即所谓“熟坑”的良渚文化玉器，其中一些大件器物上还加琢有清高宗乾隆的御制诗。乾隆这位“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非常热衷于收藏和考证古物，喜欢为珍爱的古物赋诗作文，并时常命造办处的工匠将御制诗文加刻于器物表面或专门配制的木座、铜胎等配件上。据统计，乾隆一生所作有关玉器的诗文共约800多首（篇），由题目可推定属于古玉类的约280首（篇）。 邓淑苹先生公布了乾隆17首跟玉琮相关的御制诗，以及五件加琢了御制诗的玉琮实物。17首御制诗的创作年代自乾隆十三年（1748）延续到五十八年（1793），乾隆把我们现在统称为“琮”的玉器，分别命名为“缶并”、“杠头笔筒”、“輞头”、“輞头缶并”和“掆头缾”。在乾隆五十八年创作《咏古玉掆头缾》一诗的“序”中，他还考证所谓的“掆头”，就是古时候舁抬车辇或乐鼓时，用来套在车辇或乐鼓前横木上，压在抬举者肩上的玉器。
乾隆对于玉琮年代的认识，也体现在御制诗里。17首御制诗中题为“汉玉”的15首，题为“古玉”和“旧玉”的各一首，不过，在乾隆心目中，“汉玉”、“古玉”和“旧玉”三者并无严格的年代限定，如在《咏汉玉輞头》一诗中，他开首吟道“远当虞夏近称周，日汉还应贬一筹”，可知御制诗中的“汉玉”一词并不特指“汉代的玉器”，而是“古玉”的泛称，不过，乾隆能够根据玉色穆然、雕镂既古、纹饰镌刻较深等特点推断出“掆头”“为古器无疑”，也足见其非凡的鉴赏功力。
玉琮是清宫旧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种类，乾隆曾自诩此物“内府最多，不可屈指数”。根据公布的资料，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加琢了御制诗的五件玉琮实物中，有两件为良渚玉琮（编号为故玉2823与故玉4183），此外至少还有未加刻御制诗的良渚玉琮六件，从器形特征看，已囊括良渚中期到晚期的玉琮造型。清宫旧藏良渚玉器的数量和种类，显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代以来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情况，这其中除了地方官吏投皇帝所好进献皇宫内府者之外，也必然有部分流入民间，而恰恰是官宦文人对于各自收藏的那部分玉器的考订，揭开了认知良渚文化玉器的新篇章。
四
嘉庆十二年（1807），离乾隆皇帝驾崩不过十年，嘉定人钱坫就在他所著的《说文解字斠注》中，指出“今俗犹称黄琮玉为红头是也”，明言当时古董界俗称为“红头”的玉器实际上就是古文献中的玉礼器“琮”但他的见解似乎并未进入当时金石学者的视野。同为2年），另一位嘉定人瞿中溶撰成的《亦载堂古玉图录》，所录的十八件玉琮仍旧标名为“釭头”。
然而，钱坫毕竟还属幸运，在沉寂80年后，他“今俗犹称黄琮玉为红头是也”的见解终于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人就是吴大潋，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吴大澂（1835-1902），同治七年进士，历任陕甘学政、广东巡抚等，为官颇有声名，一生嗜好收藏，每得一物，必详加考审，得其出处、制度、年代而后已，著有《古玉图考》、《恒轩吉金录》等金石著作，其中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古玉图考》，著录的60余器均由其弟吴大祯据实物绘成线图，“得一玉必考其源流，证以经传”，“采讨既广，考证尤详”，是一部划时代的古玉著作。在书中，吴大澂引述钱坫的观点，通过图文并茂的周详考证，首次将“琮”这个名称和实物契合起来，终于恢复了玉琮这种失忆上千年的古代玉礼器的真实器形。《古玉图考》还第一次群体著录了一批良渚文化玉器，著录的31件玉琮中，第二件“大琮”和“组琮十一”可确定为良渚文化晚期的器物，又有一件神人兽面纹饰组合的“方功”也应归属良渚文化无疑。另外，“组琮八”与“组琮九”两件外壁有四块长方形凸块的圆筒形镯式琮，以及素面的璧、瑗、环、填中的部分器物，也极有可能属于良渚文化。
晚清另一部著录良渚玉器的名著为端方的《陶斋古玉图》。端方（1861—1911），号陶斋，是清末最大的收藏家，所藏铜、石、玉、瓦、印等皆冠于一时，有《陶斋吉金录》等多种金石著作传世，在他死后，所藏尽散，著述除已出版者，也遗落民间。民国24年（1935），吴县杨寿祺在苏州获龙街汪原兴古玩肆中买得《陶斋古玉图》手稿残本，“纸叶散漫，首尾凌乱”，归而详加整理编纂，于次年影印出版。《陶斋古玉图》“图形拓墨备极精雅”，虽有缺损但仍存“璧、琮以次百五十余器”，而所见良渚玉器的数量更是超过《古玉图考》，“镇琮三”、“组琮四”、“琮六”、“琮七”、“琮九”五件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珑”为六龙首纹玉环，“玉笄三”为琢纹玉锥形器。
以吴大潋为代表的清末金石学家对玉器的著录和考证，尽管依然局限于金石学的领域，“正经补史”的研究目的和图文并举的研究方法对宋元以来的传统突破无多，但受乾嘉学风的影响，此期把古玉的著录和考证推进到了一个总结归纳的新阶段，一改宋元时期“寥寥数十器，相沿旧说，多无证据。于圭、璋、琮、璜，典礼之所关，阙如也”的缺陷，按照分门别类的原则，配制精雅的线图或墨拓，“考其源流，证以经传”，“其释义必信，象形必精，絮量圆径尺寸必详”，尤其在玉器名物考据方面成绩斐然，一举恢复了对“琮”这类迷失了一千多年的古代玉礼器的记忆，难怪罗振玉评价吴大激的《古玉图考》说：“其书博雅有鉴裁，一洗前人之陋，古玉之有图谱，谓自中丞始可也”，邓淑苹先生甚至以《古玉图考》出版的1889年作为近代中国古玉研究的开端。
五
清末的群体著录，无疑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为先决条件，根据各类记载，清末民初今余杭的良渚、安溪、瓶窑一带和嘉兴双桥周围曾大量出土过玉器。如“据杨梅生老先生告诉：安溪有一个姓洪的，在清末曾掘到几担，在他年轻的时候，到他家里还可以买到这批出土的玉”，又如“杭县第二区一带（今良渚、安溪、瓶窑一带——笔者注），素以产汉玉闻名，类为乡民盗掘辗转入于古董商之手而流失者，不可胜计，杭县所出玉器，名为安溪土，驾乎嘉兴双桥土之上”，再如“清光绪间嘉兴双桥北门陈家桑土地内出土以斗计”。当时出土的古玉，除少量进入皇宫内苑，绝大多数辗转于古董商、收藏家之手，最终有很大一部分为欧美人与日本人购藏，美国弗利尔艺术馆收藏的多件刻符玉璧、法国吉美美术馆收藏的刻符玉琮、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多件高节玉琮等，都是这一时期流散出国的。在当时古董商和收藏家的眼里，安溪与双桥出土的玉器俨然已成为古玉中所谓“南土”的代表，分别获得“安溪土”与“双桥土”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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