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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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9-1字数： 249000版次： 1页数： 303印刷时间： 2005/09/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488589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用维特典范及普罗米修斯典范（维特代表“消极的、伤感主义的”，普罗米修斯代表“动力的、英雄式的”），把五四文人的气质及形象勾划得非常清楚，给了我们相当完全的写照。全书从林纾、苏曼殊说起，一直到郁达夫、徐志摩，所有人物都是国内的新文学史著要隐埋或批评的对象，即使是那些“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萧军、萧红的讨论也是那么的新颖新鲜。对于读惯了千篇一律的新文学史的读者来说，本书将会给您带来最强烈的震撼！
作者简介
李欧梵，生于1939年，河南太康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系讲座教授。
主要著述有《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上海摩登》、《我的哈佛岁月》等。本书系作者的博士论文。
目录
中译本自序
第一部分背景
第一章文学界的出现
第二节文坛和文人现象
第三章林纾
第四章苏曼殊
第二部分两位倡导者
第五章郁达夫：孤寂者的漂泊
第六章郁达夫：自我的幻象
第七章徐志摩：感情的一生
第八章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
第三部分浪漫的左派
第九章郭沫若
第十章蒋光慈
第十一章萧军
第四部分浪漫的一代：同一主题的变奏
第十二章现代文人与中国社会
第十三章情感的旅程
第十四章浪漫主义传统
译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 文学界的出现
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他的《新青年》杂志中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随之发生的已是今日广为人知的历史。早期由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组成的“文学革命军”，成功地把论战的矛头指向一个不太难对付的敌人（文言文），白话文逐渐在全国应用，文学杂志纷纷涌现，而所谓的“新文学”也正式形成。
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前，上海的出版业至少已有20年的历史。要为“文学革命”这一部精彩剧目（也许可以算是“五四运动”最辉煌的一面以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找到合适的背景，就必须首先了解上海的出版市场，还有它的前驱一报业。
通商口岸的文学报刊
自唐代以来，中国就有一种形式不一的官方报纸，在京师范围传布皇令和朝政 。晚清期间，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10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兰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发表政见和议论的现成渠道，因此偶尔会遭到朝廷取缔。
而在发展中国的非官方报纸方面，西方传教士也担任了开拓者的角色。1815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gine），开创了民报出版的先河。此后，19世纪后期，通商口岸的外语报章和杂志数量激增；1850年创办、广受欢迎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标志着这一发展的巅峰。为此，上海成为首批目睹中国报业在西方传教士及新闻从业员指导下起步的城市之一。1870年，王韬在香港成功开拓了中文报业。在上海，《申报》（1872年创立）和《新闻报》（1893年创立）是世纪转折之际最著名的两份报纸，而两者在初期都是由外国资金所支持的。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可说是最先把报纸作为逐步灌输新思想及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媒介。但他可不是孤军作战的。1904年，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狄楚青创办了《时报》。1905年，当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对华工待遇不平等的法案时，《时报》在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在辛亥革命蓄势待发之际，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加入梁启超和狄楚青的队伍。章炳麟在上海主编了著名的《苏报》。1903年，当他和别的编辑被捕入狱后，其他成员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苏曼殊就曾为这份报纸撰稿。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
这些通商口岸的报章并不仅仅是政治武器，它们也为世纪转折后逐渐产生的一种新的大众文学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自民报的起步阶段，在新闻中加插诗歌或者对当地风俗及戏剧的闲论以增添趣味，已成为办报的一个常用手段。1897年，上海一份报纸创办了一份特别的附刊，名为《消闲报》，自此引入文学副刊，并且迅速成为所有主要报章的固定栏目。随着市场对文学副刊的需求增大，一些较富创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出版独立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实际上就是从报纸中脱离出来，并增加了内容的文学副刊。1897年，李宝嘉（伯元）创办《游戏报》，随后出现更多同类的杂志。
新的“大众文学”就是在这些文学副刊与“小报”中成长、兴旺的。担任编辑的是一群可以被称为“报刊文人”的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外语略有认识，但却有着更为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些刊物的特色是充斥着过量的假翻译和诗歌，还有那些宣称要唤醒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但同时也以提供娱乐为目的的文章。
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以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借着援引西方事例，他坚称小说在更新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及道德状况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小说》的内容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包括带有政治及社会信息的小说、剧本、诗歌、歌曲，以及一些质量参差的西方科幻小说和侦探故事的译本。杂志以托尔斯泰、雨果、拜伦、雪莱、歌德、席勒、梅特林克，还有波兰浪漫派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的肖像做封面，但是却从未翻译过他们的作品 。
林纾后来就是在这本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他所翻译的哈葛特小说的，而一些才华横溢的通商口岸“报刊文人”也在这里初试啼声。吴沃尧（趼人）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写了一部出色的社会政治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双周刊《绣像小说》的主编李宝嘉，不但凭着《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及《活地狱》等大受欢迎的连载小说，把传统讽刺故事推向完美，同时还涉足翻译工作和介绍西方通俗历史，如他的《泰西历史演义》（“演义”是在传统侠义或历史小说题目中常见的用词）。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译作包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天方夜谭》以及《伊索寓言》。
这些作家为了如期交稿和赚钱，不惜粗制滥造。假如发现一本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某一期内每一篇作品的作者，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包括城市人口中识字与半识字的人。
“报刊文人”以及他们那创新而独特的通商口岸文学报刊的流行，代表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象，就是：在现代白话文文学随着“文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已经取道报业的后门，偷偷潜入通商口岸的文学界。随报附送的或是独立的文学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读者群不断扩大，为“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的人开拓了一个市场。而且，这些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在他们艰苦的谋生过程中，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把从事文学作为一项职业不但可行，而且能够获利。至于进一步确立：作为文人不但有利可图，而且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传统，则有待他们的“五四”承继者了。
五四”时期的报业与文学
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商赞助他的新杂志时，大部分的文学副刊仍然为“记者文人”所操控。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一礼拜六派”的小说。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他们那些“才子会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报刊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竞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大，要和这些地位稳固的刊物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随着《新青年》发出“新文学”的响亮号召，作者们需要更多渠道宣扬他们的理想，并且试笔。他们很幸运地在三份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上找到肥沃的土壤。在上海，国民党的《民国日报》通过其文学副刊《觉悟》向他们提供了支持。其中一位刚刚成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刘大白，便在这份副刊上首次试验了他的半白话爱情诗。其他著名的投稿者还包括：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杜威（John Dewey）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同时，新文学在《学灯》上找到另一个发表的途径。《学灯》创办于1918年，是《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也是由梁启超的弟子所组成的“研究系”的喉舌。它的首任编辑宗白华，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并且刊登了郭沫若寄来的每一首诗，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郁达夫的早期作品《银灰色的死》，最初也在《学灯》上连载。1921年，《时事新报》再发行一份附刊一即另一本文学杂志《文学旬刊》。主编是郑振铎，投稿来自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19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早期精英都是由梁启超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出版机构所“寄生”哺育的。
新文学的第三位斗士是北京的《晨报》。它的文学副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都要归功于一位热忱的文人的努力，他就是曾经戏称自己为“没有作品的作家”的孙伏园。他抱着一种传教式的热情，推介北京的新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周氏兄弟——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份副刊上连载的。1923年，因为鲁迅的一首讽刺诗《我的失恋》在未经孙伏园同意的情况下，在付印前被另一位编辑抽起，孙伏园愤而辞职。但是这本备受推崇的杂志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下跌，而且在1925年徐志摩当主编的时候达至了新的高峰。而孙伏园离开《晨报》以后，接掌了北京《京报》的文学副刊，继而把它变为另一个新文学的堡垒。
有这三份报章开路，其他报刊便很快效法。以宣扬新文学为目的，数以百计的“文学副刊”和杂志创刊了。而此前其他已经面世的刊物，则从“星期六”派文人手中被夺过来，转而为新文学服务。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原本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个稳固地盘，1921年被文学研究会接管，并且成为其中一份最流行的新文学杂志。《申报》的文学副刊《自由谈》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于是，“记者文人”所建立的旧舞台被粉饰一新，继而上演新的剧目。
京“派”
随着文学刊物的蓬勃发展，文学团体的数量也大幅上升。茅
盾估计，1922年至1925年期间，在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个文学团体。它们‘以“星星”、“婴孩”、“玫瑰”、“浅草”、“绿波”、“微笑”、“嫩芽”、“春风”、“晨曦”、“火焰”、“彩虹”、“晓光”、“卿云”、“澎湃”等年轻而生气勃勃的词汇命名。它们大部分都是由大学生和中学生组织的，领头的当然是在北京的教授和学生。1918年1月以后的《新青年》编辑委员会，起初包括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复和沈尹默，全都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月评论》。11月，一群北大学生一著名的有傅斯年和罗家伦～一在陈独秀、李大钊及胡适的协助下创办了新潮社，并且发行月刊《新潮》。新潮社的其他成员包括诗人及散文家朱自清、小说家叶绍钧、出版商及北新书店店主李小峰，还有孙伏园。在孙伏园接手《晨报》的文学副刊前，它的第一任编辑正是李大钊。这份副刊对于推广那些后来闻名遐迩的作家的作品——如周氏兄弟、康白情、叶绍钧、徐志摩及沈从文一起了很大作用。
在北京的杂志编辑和投稿者，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新文化拥护者的群集，可以称之为“京派”。有文学史家把他们标示为学院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与北京的大学有直接关系。1920年代的前期，这个群集虽然在组织上不定型，但是，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领导者，表现了一种明确的团体精神。不过渐渐地，当中的不同阶级之间开始出现摩擦。随着1925年冬徐志摩出任《晨报》文学副刊的主编，形成了一个主要由那些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人组成的新阵营，其中包括徐志摩、陈源、赵元任、闻一多以及他们的亲密弟子或伙伴，例如凌叔华（陈源夫人）和沈从文。1921年，胡适跟陈独秀及他的《新青年》同人闹翻后也加入了这个阵营，他们随后成为了新月社的核心。余下的那些，围绕着鲁迅、周作人和孙伏园的杂志，成为原先的“京派”的骨干。
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两个派别都以一种学术性的城市化为特征。英美派在政治和文学观点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而核心派则对经典中国学说更感兴趣，并且逐渐采纳了传统学者的特色——不是诗意的或小说的创造，而是博学、在品味上的老练、在政治上的节制，还有偏好研究和注释。其中的一些人，如俞平伯和顾颉刚，完全撤出文学前线，投入到“国粹”的重整，为此提供了这一派与胡适之间惟一剩余的联系。胡适也承认自己有“历史癖好”。
“京派”的核心：周氏兄弟、孙氏兄弟（伏园和伏熙）、李小峰、刘复、钱玄同，还有别的一些人，是后来的语丝社和《语丝》周刊（1924－1930）的创办人。在声称“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同时，他们也喜欢对时人的态度、道德和品格略加挑剔和稍作攻击，同时尽力避免激烈的口号或者有建设性的提议。这种著名的语丝风格令人想起过去中国文人的清谈传统。当然，鲁迅是一个例外。尽管他尝试淡化意识形态的内涵意义，他和这一组织的联系仍然是他性格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之一。而由于鲁迅的参与，语丝社得到左翼及共产党历史学家不合理的温和对待。
“京派”并没有垄断北京的文学界，也并非没有人挑战他们的主导地位。根据鲁迅所说，1925年，出于对孙伏园的《京报》副刊的不满，少数新晋作家和学生创办了一个小型的文学团体“莽原”。鲁迅被邀请担任他们的周刊主编，这本周刊也是随《京报》附送的。但是内部斗争很快便接踵而来。作为领导者之一的性格自负的高长虹，在上海组织了另一个昙花一现的团体，冠上了“狂飙”这个堂皇浪漫的词汇。鲁迅也和另一个由韦素园、李霁野等人领导的小组织“未名社”有联系——它似乎是“莽原”的一个延续，但却因为和高长虹的个人冲突而坚称其独立性。类似的乍现即逝的文学团体充斥于北京和上海，但是，随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势力日增，起初混乱和无定型的局面渐渐让位于两个强大的文学组织在表面上的对峙。
文学研究会
1920年11月，几个对新文学感兴趣的人在北大聚会，商讨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当茅盾（沈雁冰）被任命为《小说月报》主编，并且为他在北京的朋友们提供机会，彻底翻新这本鸳鸯蝴蝶派小说杂志时，他们的设想变为现实。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共有21人；12个创会会员及9个新会员出席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创会会议。一星期后，第一期革新了的《小说月报》（12卷1号）在上海出版，刊登了一则简章和一份宣言，列出三项指导成立文学研究会的基本原则：
“联络感情”。研讨会的创办人看到了新旧文学拥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而这分歧甚至也存在于不同的新文学支持者之间。“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增进知识”。要获得的知识是从外国来的。“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因此，研究会希望“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
“建立著作公会的基础。”“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