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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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志清 著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5-1字数： 212000版次： 1页数： 276印刷时间： 2005/05/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48810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奠定了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的地位。全书深入地探讨了"五四"时期以后新文学的发展，从胡适、许地山到陈若曦等。作者对作家的功过得失评点客观公允，其理论架构高屋建瓴，其眼光卓见迭出!本书会是你研究新文学的最权威的参考资料！
内容简介
《新文学的传统》发展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观点，着重探讨了“五四”以来受过西方新思潮洗礼的现代作家、评论家对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建构，评点“新传统”建设者和继承者的功过得失，高屋建瓴，卓见迭出。
《新文学的传统》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
夏志清，原籍江苏吴县，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任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英文专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和《夏志清论中国文学》（2004年）。中文论文集有《爱情社会小说》（1970年）、《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77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1987年）、《夏志清序跋》（2004年）等。
目录
自序
第一辑新的传统
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
第二辑五四人物
五四杂感
《胡适杂忆》序
胡适博士学位考证
小论陈衡哲
附录：一日（陈衡哲）
亲情与爱情——漫谈许地山、顾一樵的作品
第三辑当代小说
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
陈若曦的小说
陈若曦的第一篇小说
正襟危坐读小说
二报小说奖作品选评
第四辑师友文章
克莱娥蒙难
黄维梁的第一本书——《中国诗学纵横论》序
陈荔荔、马瑞志、余国藩——介绍三种中国名著的译者
何怀硕的襟怀——《域外邮稿》序
重会钱钟书纪实
书摘插图
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
近年台港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巨型的有4种：
一、刘心皇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正中书局，1971年8月初版，838页；
二、《“中华民国”文艺史》（以下简称《文艺史》），总编纂尹雪曼，正中书局，1975年6月初版，1078页；
三、周锦著，《中国新文学史》，长歌出版社，1976年4月初版，940页：
四、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上卷1975年元月初版，257页；中卷1976年3月初版，325页。
此外，李辉英编著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1970年初版，1976年再版，366页），篇幅较小，我尚未见到。关于中国新文学的专题研究，我看过的尚有侯健著：《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年）和李牧著：《三十年代文艺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
这7种著作，5种是台北出版的，在三四十年代作品绝大多数尚未在岛内重印前，这不能不说是可喜的现象。青年读者读了这些文学史，至少知道了1949年前新文学发展的概况；也提高了他们阅读其中优秀作品的兴趣，岛内书商真可抓住时机重印一些此类作品。《大藏经》、《道藏》这类大套图书不时有人重印，其实这类书籍文字艰深，一般中大学生，凭他们的国文程度，也无法阅读，倒不如重印些二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至少这是他们平日想看而不易见到的。
一
四种巨型史中，刘心皇、周锦、司马长风的是私人著作，《文艺史》则是台湾国民党文化工作会策划编纂的，从事编纂工作的学者、作家，共有42人之多（刘心皇以及对大陆文艺极有研究的玄默、蔡丹冶皆在其内），关注的对象不仅是“新文学”和“话剧”，也包括了音乐、舞蹈、美术、电影和“国剧”。即在文学部分，“旧诗”同所谓礼拜六派的旧小说也照样受到注意。本来文学不分新旧，一般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提旧诗、旧小说，实在受缚于当年文学革命时期的偏见。第430页上评断徐枕亚《玉梨魂》这一段我觉得写得相当公允，只可惜朱瘦菊《歇浦潮》和包天笑《上海春秋》这样的“礼拜六派”名著一笔也没有提到，张恨水的好多长篇，也仅列举其名，而未加讨论。
《文艺史》不仅对台省文学特别重视，《海外华侨文艺》和1949年后的《大陆文艺概况》（附录二），也都有专章叙述，这种编纂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也表明了我们“泱泱大国”的风度。更令人高兴的，对当年“左倾”作家、“汉奸”作家，未加以谩骂，他们在创作方面如有卓越的表现，也决不抹煞。例如第306页论鲁迅的一段口口口口口口评述态度很大方。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里认为“杂文”算不上是文学，即鲁迅的杂文，也不加以讨论，态度不免偏执。
同样情形，《文艺史》对周作人有这样一段评断（第308页）：
总之，周作人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成功的散文家。惜在抗战时期降敌，担任伪职!在国家民族的大节上如此糊涂，没人能予原谅。如不以人废言的话，其散文在文学上的价值，还是很高。
相比起来，周锦在他的《新文学史》里虽然不得不提到周作人，他对抗战时期敌伪区的作家仍十分的厌恶，不加以讨论。张爱玲虽非汉奸，却特别两次提到她是上海“三妖”之一。表面上他藉以说明文学史家蓝海用心险恶，事实上也表示自己鄙视张爱玲，她的作品是一字不提的。过分的爱国热忱，也可以使一个文学史家把自己蒙蔽起来。
《文艺史》虽然态度上公允大方，当然不无缺失。该书编纂委员会既“决定每五年修订一次”，我不妨先把我看到的小疵指出来。第692页，高庆奎误作“高六奎”；陈大镬误作“陈大濩”。国剧老生群里，陈大镬名字仅排在孟小冬之下，而排在李盛藻、杨宝森、奚啸伯、李少春之上，实在有欠公正。陈君是上海沦陷期保险界的票友，保险界巨头捧他场，他下海在天蟾舞台公演过一次，为期不可能超过两星期，以后他有没有继续不断登台演唱，我未加注意。但我的印象中，他绝不能算是名角。
《文艺史》编纂人太多了，分见各章的重复记述更多。好多作家兼擅小说、散文，同时在第四章“散文”、第五章“小说”里出现，生平简述都犯重。第365—366页“散文”章有萧红这段评介：
萧红，姓张，名乃莹。另署悄吟。黑龙江呼兰人。生于清宣统三年（1911），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1月22日，得年三十二岁。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肄业。民国十九年秋，萧红从家庭出走，与密友李君赴北平；因李有发妻，致使她只好折回哈尔滨。民国二十年夏，与萧军结婚。民国二十三年春，产一女，因无钱付费，竟悄然弃女出走。不久，两萧到青岛，同在《青岛晨报》编副刊。民国二十四年，在上海遇鲁迅。抗战发生，上海沦陷，两萧逃亡汉口。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在西安，与萧军离婚，和端木蕻良到汉口，宣布同居。九月，只身到重庆。民国二十九年，去香港，三十一年病逝，葬在香港浅水湾。著有《跋涉》（与萧军合著）、《生死场》、《牛车上》、《商市街》、《呼兰河传》等。她的风格，文字秀丽，生动感人，散文集《商市街》是如此，其以小说名的《生死场》，亦是一段段含有诗情画意的散文。而《呼兰河传》，更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多姿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在第454～455页（“小说”章），我们又读到一段萧红小传：
萧红，姓张名婉贞，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呼兰县距哈尔滨很近；因此，当哈尔滨沦陷于日军时，她正在初中二年级就读；由于天赋很高，性格外向，这时就试向报馆投稿，居然就被采用，于是乃鼓起她写作的兴趣。不久，认识了田军；因双方对写作的热爱，互相倾慕，遂坠入爱河，乃于民国二十三年初，相携入关，跑到上海闯天下。不久，田军改为萧军，二人正式结为夫妇。民国三十一年，萧红在香港病死；著有短篇小说集《牛车上》，长篇小说《呼兰河畔》、《生死场》等，内容均以东北为背景。
萧红的真名究竟是张乃莹还是张婉贞，她的一部作品究竟标题是《呼兰河传》还是《呼兰河畔》，该书算是“叙事诗”还是“长篇小说”?不知情的读者当然要莫知所从了。知情的读者自然看得出“散文”章的撰稿人对萧红较有研究，但有关《呼兰河传》的赞词，录自茅盾《呼兰河传》序，撰稿人有无读过该书，我无法肯定。“小说”章的撰稿人，对她的作品不敢下一字评语，可能她的作品_篇也没有读过。传记资料所录极少，有些句子，在一篇严谨的小传里，是不应该出现的。《呼兰河传》是部自传性的回忆录，虽然书封面上称之为“长篇小说”，其实不是。“散文”章里的小传，给人的印象是萧红“只身到重庆”，已同端木蕻良分手了。其实端木比她早到重庆，二人不久即同住北碚，后来同去香港。尹雪曼先生既务“总编纂”之责，应该尽可能把重复的文字、错误的记载去掉，可能他碍于情面，没有把专家交他的文稿加以多少改动。在欧美国家，集体撰写的文学史，哪人负责哪章哪节，在序文里或者在目录上都有个交代。《文艺史》没有表明每章撰稿人，也不免是个缺憾。
端木蕻良至少可算是和萧红在文学史上地位相等的作家。“散文”章萧红小传既提到了他，“小说”章里对他的生平至少也应有同样长度的交代。但在第456页上，我们读到了仅一行的记载：
端木蕻良，姓曹，辽宁人，生长沈阳，著有长篇小说《科木沁旗的草原》、《新都花絮》等。
这一行记载，漏误之处实在太多，连他的真名也付阙如。他是辽宁昌图县人，并非“生长沈阳”，他的长篇名著题名《科尔沁旗草原》，非《科木沁旗的草原》。《新都花絮》不能算是他的代表作。如他的作品只能列名两部的话，则他的短篇小说集《憎恨》不能不提。
在我看来，萧红、端木蕻良是三四十年代重要的作家，《呼兰河传》和《科尔沁旗草原》二书尤该重视，讨论它们的篇幅应该不比讨论鲁迅的短篇小说少，这样才能显示文学史家的公正。《文艺史》贪多求全（周锦《新文学史》也如此），宁滥毋缺，不论诗歌、散文、小说，把各时期作家逐一介绍，很难使读者看出他们的优劣。“诗歌”章（第三章）至少大小诗人每人抄录一首或一二节诗（周、司马二书同例），让读者自己去鉴赏。在“小说”章里，早期新小说家人数少，评介较详，后来小说家人才辈出，因篇幅不够，撰稿人更无意个别加以评断，只是每人略提一二种作品而已。早期小说家中，庐隐占8行篇幅，和郁达夫相等。事实上，郁达夫是早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篇幅尽可放长，庐隐中文也写不通的，大可不列其名。抗战时期的小说家，列名者有34人（第463—465页），除姚雪垠、碧野、田涛等五六人一人二三行外，余者皆各人一行。张天翼这样重要的小说家也只有一行，其实抗战期间他作品不多，简介里所列的两种书——《追》、《在城市里》——都是战前出版的。1949年后台湾的小说家，个别介绍者有151人之多，该节撰稿人最后补列了37人（第493页），显然在他看来，他们比不上那151人重要。但这37人间，我们却见到了施叔青、白先勇、王文兴、七等生、杨青矗、王祯和、李昂、丛甦、林怀民、黄春明的名字：他们都是拥有读者，极受海内外评家重视的小说家。其中白、七、杨、林、黄、二王的作品已选人英文本《台湾小说选》（哥伦比亚大学，1976）；施、白、林、黄、王文兴的作品已选人了“国立编译馆”出版的英文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台北，1975）。
篇幅既这样宝贵，张天翼、端木蕻良这样的作家只值得一行简介，白先勇、黄春明只有提名的资格，在“散文”章里，郭沫若却一人占了6页（第321—326页），真不易使人置信!口口口口口口
文学史的书写应有别于文学史参考资料的编纂。参考资料当然愈齐全愈方便，民国以来所有作家最好每人都有小传，所有文学创作、翻译、研究著述都应该有书目提要，所有文艺杂志，文艺副刊都应备有“索引”，供学人参考之用。1948年善秉仁神父（Jos Schyns）编的那部英文本《一千五百种现代中国小说和戏剧》，其中赵燕声辑集的《作家小传》部分，虽然不免有错漏失实的地方，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即其《小说戏剧本事简介》部分，虽然评语往往荒唐得离谱，但我们藉以知道每本书的故事情节，和其出版日期与页数，对研究者言，在未看到原书以前，仍是值得参考的资料。但一部文学史不应该是流水账式的报道，数近二百员台湾小说家，应该写进文学史的，为数不应超过二三十位；其余的小说家作品读起来可能蛮有趣的，可能会畅销一时，但比起那二三十位来，功力不如，艺术价值差，也可能并没有反映了多少现实。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还没有电影、电视这些娱乐媒介，当时读小说的人真多，而且可读的小说家数目也真大。但至今供人研读的为数不到十位，而且英语系统国家觉得每个读书人非读不可的大家只有两位：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连萨克雷和哈代也比较次要。一部严正的文学史不仅是为当代人写的，也给后代读者作了最谨严的鉴别，当然后代人不必一定按照我们取舍的标准来鉴定近六十年来的文学成就。他们会有他们的看法，所以文学史不断会有人重写，但流水账式的文学史，求全而不求精，而且对任何一位作家未备较精辟的评传，只能算是“文学史参考资料”。
二
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厚厚的940页，其中250页附录，收集了文学革命时期的论文和这以后各种文学会社、杂志的宣言和发刊辞，作者自己标明是“参考资料”。第七章《中国新文学大事记》、第八章《中国新文学重要论文》这两章也是“参考资料”。周锦以前还没有人把民国六年以来的“重要论文”按年编过目录，这项参考资料我觉得值得新文学研究者重视。周先生我曾同他通过信，知道他是孙陵的至交，他在书里也特别推崇孙陵，在“本书人名索引”里，孙陵名字出现的次数，仅次于鲁迅、胡适二人；“新文学第四期的特出作家”，孙陵名列首位，姜贵第二名，下面是赵滋蕃、墨人、彭歌、余光中、琦君、於梨华、钟肇政、谢霜天八人。周先生不怕得罪人，能在数百当代台湾作家问选定十名“特出作家”，他具有文学史家应有的果敢，虽然这十位是否人人都是“第四期”最突出的作家，当今评家不一定会同意。
周锦偏爱“战斗的”、“民族的”新文学，他不仅“反共”，对徐讦、无名氏那类“海派”作家，也特别痛恨，认为《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是“抗战期间最恶劣的小说”（第655页）。周先生态度是绝对严肃的，但作家天赋有别，功力不同，最具战斗性、民族性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最佳的作品。前两年我把孙陵重版的《大风雪》以及新出的《莽原》、《觉醒的人》这三部小说都读了，最满意的还是抗战期间写的《大风雪》。《莽原》和《觉醒的人》都写得较差，《觉醒的人》里影射了上海文坛的名人和蓝苹（江青），应该写得很出色，但事实上是不能同《儒林外史》、《围城》相提并论的。这部抗战前夕的三部曲，比台湾好多畅销小说当然耐读得多，民族意识也更强，但据周锦的记载（第21页），“孙陵的《大风雪》和《莽原》，由黎明文化公司总经销，两年的卖出成绩，前者六十册，后者只有三十四本”。曾为国家立功的文艺工作者，进入暮年，竟毫不受人注意，实在令人慨叹。
孙陵曾写过两本回忆当年文坛的精品：《文坛交游录》和《浮世小品》，都是第一手文学史的资料。周锦书里有些别处看不到的史实记载，想是孙陵供应的，非常值得重视，虽然我们无法调查这些记载的正确性。30年代初期，“日本军阀对上海文坛的操纵”，一般文学史上绝少提到。周锦写道（第315—316页）：
以军部的文化特务内山（内山完造）做主脑，用书店作为机关，先与清闲派文学拉上关系，再以古典藏书与文人学者来往，但这些对上海文坛影响不大。最恶劣的一件事，莫过于操纵鲁迅，而鲁迅到死也不知道被那个日本人利用了将近十年。
内山与鲁迅完全建立的友谊关系，有种江湖的道义性质，所以刚愎顽固的鲁迅倒也很放心。内山最成功的几件事：首先是鲁迅被左派人物攻击得最厉害的时候，提供左倾书刊让鲁迅研究，劝说鲁迅以牙还牙，实际上是要助长左派声势，好使日本军阀“联合防共”的口号容易被国民政府接受。口口口口口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