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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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言夏著
出 版 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3-1字数： 223000版次： 1页数： 279印刷时间： 2008/03/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170664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毛泽东
本书记载了十位近现代中国著名商人的故事。他们大多是近现代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有众多为人尊崇的文学天才，却鲜有受人膜拜的财富英雄。近一百多年历史的风烟中，财富主人的命运总是如烛光般摇曳不定，这与欧美文明中财富英雄影响主流文化的现象大相径庭。也许探寻中西方对待财富的差异性态度，对思考中国未来发展有所启示。
内容简介
从洋务运动到共和国近百年间，中国处于内外交困、新旧更迭的制度急转期。而彼时对中国商人来说，在破除几千年重农轻工商传统后，他们不仅得到了机会，并且获得了地位。他们对社会和政治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而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历史的夹缝中显得华丽又苍凉。
张謇、盛宣怀、唐廷枢、周学熙、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荣毅仁、穆藕初、陈光甫，这十位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商人，其商路历程值得历史认可和纪念。他们大多是近现代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他们中大部分人以商人的身份承担了传统文化中“士”的一部分责任——改造社会、思考国民性，甚至是服务社会公益。在历史的回旋中，他们的名字可能被隐没，但是他们的影响已经辐射到了今天。
作者简介
言夏，80年生人，英国利物浦大学政治与传媒硕士，从事新闻与传媒工作。好读史，喜游历，曾出版译著《法国沙龙女人》。
目录
第一章 张謇：注定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四十年功名之路
徘徊上海路灯下
“大农”经营
与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分合
中国近代第一城
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
企业家与社会家的角色冲突
第二章盛宣怀：亦官亦商第一人
轮船招商局内的商权之争
作为商战和政治工具的电报
“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
策划“东南互保”
“铁路国有令”与清朝覆没
功过与是非
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困境
第三章 唐廷枢：从最早的“外企高管”到“国企经理人”
买办生涯
商战
中国保险业之先河
龙脉
身后的哀荣与萧条
买办阶层
第四章 周学熙：一场商人与政客的相逢
开平矿务局的沦丧
与袁世凯的最初合作
从滦州煤矿到开滦合并
北京最早的自来水
袁世凯的“借款总长”
二次出任财政总长
老叟残年
第五章 范旭东：耿介书生的事业
一次饱尝官场之腐败
没有对手的买卖亦须妥协
永利的坎坷之路
义门多义士
国难当头
抱憾辞世于胜利之时
管制经济的殉难者
第六章 刘鸿生：最像商人的商人
上帝的叛徒
精明用巧，十年称富
大中华火柴
“刘氏托拉斯”之梦
刘鸿生与蒋宋关系的演变
与共产党合作
在商言商
第七章卢作孚：越成功越悲凉的航运巨子
清贫书生
从一艘客轮起家的川江巨头
外王内圣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壮士之死
商道尊严
第八章 荣氏：富过四代的家族
荣氏第一代早年的惨淡经营
靠四台石磨起家
荣氏企业集团的规模和欠债
“孤岛繁荣”和巨大损失
与蒋氏政府龃龉日增
政权更迭，境遇起伏
中信系
富过三代
第九章 穆藕初：被遗忘的管理先驱
壮志始于早年
“大龄”留学生
快速成功和快速失败
穆氏管理的经验与尴尬
商人与学者的一场论战
梦想的中国
“家道丰腴自饱温，也须肚里立乾坤”
二次从政，抱憾而终
第十章 陈光甫：职业银行家与非职业外交家
学徒出身的沃顿商才
逃脱政坛，三十而立
以小博大
积极心态和谨慎原则
生意的手腕与正道
两次特殊的国家使命
乘桴浮于海
附录 近代国商大事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 张謇：注定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謇进入历史视野的身份是——晚清状元，弃官从商的中国实业先驱。这个带有转折性的身份蕴涵的内容很多。张謇在40岁之前苦苦求取功名，坎坷非常，到41岁才功成名就。但却在第二年便辞职返乡，转而经商。甲国士大夫阶层历来以“学而优则仕”为事业，经商曾经是中国读书人所不屑于选择的一条道路。张謇弃官而从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但是经商之后的张謇又从来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会理想，作为商人的张謇甚至做了不少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并不十分正确的决定。
张謇生活的时代对商人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此时的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即使是很微观的商业活动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处处受牵制，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张謇经历了许多艰苦，有许多感慨，对后代来说，这一代企业家的历程有许多启发和映射现实的意义。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
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处于浑噩茫然之中时，张謇几乎完全凭借自己和家族的力量在他的故乡南通建设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范本。当时的南通城就像一个试验田，张謇在这里培植他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而南通城也像是张謇的城堡，是他政治追求受挫后苦心经营的小王国。它因张謇而起，也终于随张謇而落，令人景仰，却也发人深省。
四十年功名之路
张謇的科举之路仿佛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片段，其中不乏荒诞之处，但他的确继承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将他送进私塾读书。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
16岁，张謇考中了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要求得到一笔高昂的酬金。这一场诉讼延续了几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下来。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
“冒籍案”结案后第二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邀请张謇入幕同往。在江宁，张謇认识了孙云锦的世交，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此后成为吴的幕僚。吴长庆对张謇有不可忽略的提携之功，所以张謇一直敬重吴长庆。
1880年吴长庆奉命督办山东海防，张謇随同到了山东登州。第二年，科举不第的袁世凯来到登州投奔吴长庆。吴长庆认为袁世凯学识疏浅，命他在营中读书，由张謇教导他。因此袁世凯当时对张謇行的是弟子之礼。袁世凯初到的时候，因为不得吴长庆重用，颇为郁郁不得志。后来张謇向吴长庆举荐袁世凯，此后张袁二人成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兵进抵仁川。为了阻止日本吞并朝鲜，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势，张謇随同到了汉城。因为身处政治风暴中心的缘故，张謇虽然人在汉城，但是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他所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这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稣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便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
在朝鲜不多时，因为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庆军被拆分为正副营。吴长庆率正营回国；袁世凯则率领庆军副营留守朝鲜，帮助朝鲜练习新军，袁氏的崛起就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很快转而投靠了李鸿章，这令回国失势的吴长庆更加抑郁，不久病终。张謇痛斥了袁世凯一番，二人绝交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这个时期，张謇可以跻身官场的机会很多。朝鲜希望以“宾师”的待遇留住他。而李鸿章虽不喜吴长庆，但却非常乐意上书推荐张謇在朝中任事。吴长庆病故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同时向他发出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人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很富戏剧性的是，当时翁同稣、潘祖荫等“清流”党人对他着力延揽，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着三次误认了别人的卷子，将别人取中。1889年，张謇参加会试，结果“清流”的考官们将无锡孙和的卷子认作张謇的，孙考中而张落第。潘祖荫因此气愤不已，拒绝接受孙的拜见。1890年第三次会试，这次陶世凤的卷子被误认了，结果陶考中会元，张謇又落第。1892年第四次会试，考官们又误认了刘可毅的卷子，张謇再次落第。
到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稣将他改为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稣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惨遭失败。“清流”将目标对准李鸿章，借此冲击主和的“后党”。张謇上疏弹劾李鸿章，文中称“（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并要求朝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甲午之耻令张謇深感仕途之无聊，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不久张謇的父亲去世，张謇回到故乡守孝，从此离开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纵观张謇的功名之路，既有科举中的种种荒诞之处，又令人不禁钦佩他的坚持和自尊。如果张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求取功名的目标是官权利禄，那么朝鲜平叛之后他既可以留在朝鲜受人尊奉，也可以在李鸿章等大员的举荐下直接获得官职。可是张謇求取功名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在他心目中，通过科举得到认可和荣誉是一个读书人成功的正道，其他方式都无法见容于他的自尊。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前41年。而一旦完成了这个过程，功名为他带来的结果却让他感到失落。所以说他的内心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同时张謇因为出身农家的缘故，富有草根情节，他的那句“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就是一个写照。这种理想主义和草根情节的交织是他后半生经营生涯的灵魂支柱，既成就了他，但或许也造成了他现实上的失败。
徘徊上海路灯下
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商海，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多实际的享便。因为筹资无门，原本计划民营的企业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最后只能求助于官方资本。
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痒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的同治状元，当时因母亲患病在家归养。但陆对经商办厂兴趣不大，两年后重归仕途，后来累递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而张謇却是离开官场再不回头。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严业之一。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日生”之意，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人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蓉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人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模者，不知凡几。”从这句表白中可以看出，张謇在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还有儒家传统所赋予他的清高。“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他终究还是很叹惋自己所作的妥协。
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此番情境，令人嗟嘘。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也此时“自愿人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给刘坤一，指控“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1907年3月，大生二厂在崇明建成。是年7月，大生纱厂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成立了“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在当时全国工商业萧索停滞的黯淡背景中，大生集团显得十分耀眼。张謇的社会威望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国忙于战争，中国纺织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从1917年开始，由于外货锐减，国产纱布畅销，特别是四川、江西两地需要量更大，纱价由每箱156元涨到230元。从1917年到1921年五年间，大生纱厂共获利560多万两。在此期间，大生三厂和八厂亦相继成立。但是规划中的四、五、六、七厂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建成。截至1925年时，大生集团总计拥有纱锭15.57万枚，占全国华商厂纱锭总数的7.65％；布机1342台，占华商厂布机总数的10.04％。
据说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创建时的艰苦，特地请人绘制了四幅“厂做图”，暗指创厂时遇到的事件，挂在厂内公事厅东西两侧。第一幅是“鹤芝变相”图，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作难。第二幅是“桂杏空心”图，指的是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庆食言而肥，拒付资金。第三幅是“水草藏毒”图，指是的南通知州汪树堂因不满刘坤一将地方公款拨给大生纱厂，煽动乡绅秀才发难。第四幅是“幼子垂涎”图，指的是大生纱厂即将投产而资金匮乏时，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乘人之危，低价盘下大生纱厂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