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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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继平 著
出 版 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5-1字数： 265000版次： 1页数： 355印刷时间： 2006/05/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61330388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作者早年由得力于二曲学之甚深契会，故对中国人文思想获致一基本观念，即中国人文思想，如儒、道、佛三家，无不以此可实证的、形而上的自性本体或灵明本体为核心，以此构成中国式的形上哲学，亦为全幅中国思想精微之所在。其他种种低一层次的哲理，皆由此衍生而出，是为形下学，再把形上学与形下学融成一片，铸成二曲的“体用全学”或“全体大用之学”，真如《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内圣外王，一以贯之；而中国人文思想的精深博大，由此即展露无遗。我们对中国思想如能理解至此，再与西方思想由希腊而中世、而近代作一比较研究，便可彻底明白中西思想的性格、探讨对象、使用方法、思想形成、研究重点以及人生归趋等等，均各各不同。大体说来，西方思想的伟大贡献，直迄目前为止，主要在对自然真理的发掘，中国思想的辉煌成就，则在对人生真理的探求。前者重自然而忽略了人生（西方人只了解人生的表层，其宗教观仍是作客观而外在的发展，与其探究自然真理的思想路线，完全一致），后者重人生不免又忽略了自然（中国历史上固然有不少科学器物的发明与制作，然而除墨经派学者外，似乎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科学思想）。如能以中国人文思想为本位，融摄西方的科学思想，而铸造成一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新思想，不独是中国文化的新生，也是世界文化的新生。作者这一基本认识，仍由二曲学说的启导而来。至于以后陆续撰述的《宋学探微》、《明学探微》及《陆象山研究》、《孔孟老庄与文化大国》等书，无不植基于二曲学之上。故二曲学对人的影响，如此深厚笃实，诚非始料所及。
目录
序
绪言
一、明末清初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一）陆王的反对学派
（1）顾炎武
（2）王夫之
（二）程朱、陆王的反对学派——颜元
（三）王学化的史学派——黄宗羲
（四）传统的理学派
（1）孙奇逢
（2）陆世仪
（3）杨甲仁
二、李二曲生平、志抱与著作
（一）二曲的生平
（1）二曲《历年纪略》之考订
（2）二曲生平事迹
（二）二曲志抱与著作
（1）二曲的志抱
（2）二曲著作版本的考订
三、李二曲成学的全部经历
（一）二曲成学前的经历
（二）二曲揭穿宋明哲学的秘奥——释见道
（1）以默坐澄心为工夫
（2）以虚明灵觉为本体
（3）完人理想之初步实现
（4）天人合一的诠释
（5）二曲治学路径的转变
（三）二曲成学后的经历
（1）明性见道
（2）虚明寂定
（3）经纶参赞
（4）无声无臭
（5）到头学力
四、本体的来源、意义与内涵
（一）本体一词的来源
（二）本体的意义
（三）本体的内涵
（1）本体是空灵的
（2）本体是光明的
（3）本体是无形质的
（4）本体是圆形的
（5）本体是寂静的
（6）本体是不动的
（7）本体是超认识的
（8）本体是超时空的
（9）本体是神不可测的
五、本体的认识及知识主体之建立
（一）程朱近华严
（二）程朱性即理的认识论
（1）知识主体与知识对象之划分
（2）就已知求未知的极限
……
六、中国人文思想之归趋
七、二曲的文化哲学
八、绪论
附录一从李二曲成学经历看内圣学的形成
附录二欣闻二曲学在陕西放热发光
后记
书摘插图
一明末清初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一）陆王的反对学派
大体说来，清初诸儒极力反对陆、王之学的，可以顾亭林、王船山二人为代表，但他们之间反对的程度与对象，亦不完全相同。如顾亭林毕生推崇朱子，痛斥阳明良知之学，但于象山学，却无指摘。王船山则不然，他因崇敬横渠的关学，亦及于程朱之学，但是，他排击陆王思想，乃至老庄、佛学，却不遗余力。如考察他们对程朱、陆王之学的理解程度，自然以王船山的研究较有深度。顾亭林虽然尊朱抑王，但对他所尊重的朱子学，似无甚深契会，于阳明良知学的底奥，亦未必真能了解。但如就清初学术思想的创新言，当以船山为巨擘，即黄梨洲亦难与比肩。兹分述如次：
（1）顾炎武
明末遗老如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等，他们在少年时代，目击明社之亡，一面参加晚明抗清的军事行动，～面深受时代思潮之刺激，由于各人身世、经历、及思想渊源等之不同，对时代思潮之刺激——王学末流之反应，亦有正面的、或负面的，及其反应程度深浅之差异。黄梨洲的反应，是正面的、肯定的，其说详后文。顾亭林、王船山的反应，则是负面的、否定的。但后者从思想上另辟路线，甚具深度；前者仅从思想的表层观察，及据～时的某些事象，作为评断之基准。如亭林抨击阳明良知哲学，曾谓：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谭，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日知录》卷一八《朱子晚年定论》条）
阳明曾作《朱子晚年定论》一文，亭林由目睹王学末流之弊，进而追究于阳明，因借题发挥，才作出上面一段极严厉的攻讦文字。我们今天很客观的分析，亭林这段话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王衍的清谈、王安石的变法和王阳明的良知哲学于后代之影响，亭林把它们比肩并列，在性质上、分量上，视为一般无二，总觉得拟于不伦。王衍，是西晋末年游心世外、不负政治责任的宰相：王安石，是北宋晚期刚愎自用、变法失败的宰相；而王阳明，则是一位明代中叶安定社稷、事功彪炳的封疆大吏，由他的良知哲学．可孕育笃实光辉的事功。故三者情况迥然各别，亭林竟把他们混为一谈，在立论的基础上，即有动摇的可能。
第二，亭林深痛明室之亡，特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据此以抨击王学末流，并追究于阳明。在他心目中，似乎认为明代的覆亡，阳明良知哲学及王学末流应负绝大部分或全部责任。这一看法，我们认为极欠公允，且亦违背史实。所谓天下兴亡之说，用于激励人心士气则可；但据此以论天下兴亡的责任，则不可。难道一般社会大众的“匹夫”，真能肩负天下兴亡的责任吗?
第三，我们根据史论的观点，来看明代的覆亡，应是这样的：远因肇自明武宗以下诸帝，多系昏君暗主。即如武宗，近人论史，即称之为“太保皇帝”。如果没有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那燕王第二的局面，可能早已铸成。以后神宗昏聩糊涂，如果没有张居正大力改革，敉平边患，那明代政权亦很难持续到崇祯末叶。由于历代多昏君暗王，又造成宦官专权的局面，更加速明室的覆亡。近因则起于崇祯皇帝昧于知人，拒谏遂非，猜疑多变，把握不住治国的大原则。前人曾有“一十七年，五十二相；君孤臣私，明祚以丧”的评语，意谓崇祯做了十七年皇帝，就换了五十二个宰相，其对大臣猜疑的程度，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并且从误杀袁崇焕、重用吴三桂一事观之，崇祯皇帝纵然有中兴明室的抱负，然其器量、识见、才具等亦难以肩负中兴的巨任。故明社之亡，又是历史注定的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