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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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葛剑雄 等著
出 版 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4-1字数： 200000版次： 1页数： 237印刷时间： 2008/04/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678820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无轨列车》作为陆灏主编的“无主题变奏”系列读物的第一辑出版后，广受读者和媒体的关注。有不少心急的读者、记者纷纷来电来信打探、了解《无轨列车》第二辑何时出版，热心的网友还在豆瓣网上开设了“无轨列车”小组，交流读书心得，讨论喜欢哪篇文章哪个作者，好不热闹。当《人间世》开印消息在豆瓣网上传开后，“无轨列车”小组里还开展了“《无轨列车》第二辑书名竞猜”活动，有的猜“十字街头”，有的猜“宇宙风”，有的猜“风雨谈”，几十位网友一百多条发言几乎把民国时期的老刊物一网打尽。
陆灏主编的《人间世》一书书名借用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的刊名，呈现人间万千世相。其实是编者有意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刊名来命名今后出版的每一本集子。
内容简介
《人间世》收录陆谷孙教授的长文《我的父亲》，此文是作者特为即将出版的都德作品集《星期一的故事》而写，父亲对陆谷孙教授的人生有着深远影响，陆教授一直以父亲为豪，文中表达了对堪称人生启蒙老师的父亲的深切缅怀；《同等学历的岁月》中，叶扬追溯了父母兄姐继承“老叶家的传统”，轮番上阵教他学习中英文那一段岁月。葛剑雄教授《我所经历的抄家》，以自己亲身经历回顾了文革中动乱的一幕；大海是男人的气概和浪漫的载体，梁文道《船上的日子》揭示了男人在经历海上的孤独之后最终还是回归陆地的真相。舒国治决意盘点近十五年来两岸三地的老电影佳片三百部，《舒式电影院》的“佳片有约”率先推出四十部；严锋的《好“书”》描述了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对阅读的异化——电子阅读器的爱恨参半的复杂情感。姐姐写“香草美人”，妹妹写“裙带关系”。娜斯、孟晖一对文坛姊妹花，从中西方版本的植物笔记，脍炙人口的“斯卡布罗集市”与欧芹、鼠尾草、迷迭香、百里香，郁金香的往事，到古代仕女随身佩带的盒子、坠子，各有特色，各有文章秘技，令你眼界大开。老招牌的“安持人物杂忆”和神乎其神的《礼部侍郎李文田的秘技》，刘绍铭的“演讲术”，李长声的“东瀛书声”，都在在体现独特的陆氏风格。封面依旧素面朝天罗列了所有作者的名字，“人间世”集颜真卿字，与褚遂良的“无轨列车”倒也相映成趣。
目录
舒式电影院——近十五年两岸可见老电影佳片三百部（一）
我的父亲
同等学历的岁月
《读书》十年关于梵澄先生（续）——日记摘抄
三姑母谢月眉
好“书”
演讲术
井（春上村树密码）
船上的日子——我读康拉德
香草美人——植物笔记三则
裙带上的关系
观剧忆旧
我所经历的抄家
冬日喷薄的早上——一九七七年岁尾私事
张发奎评骘政坛人物
礼部侍郎李文田的秘技
报应（安持杂忆）
书摘插图
我的父亲陆谷孙
在一篇旧文中，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现世给了我不少虚荣，老实说我都不怎么看重。最令我自豪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先父对我的殷望和‘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饰’的教诲，衷心铭感，匪言可宣！”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始终扮演不好什么委员啊、劳模啊、名师啊之类的角色，但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
朋友、学生、学生的学生、素昧平生的读者都想知道关于我父亲的事，特别是陆灏宗兄屡次催促，使我踧躇不安，似乎从他第一次出题至今，这样不日不月地拖着，今日不为，于计已晚，就要此恨绵绵了。然而上文说的“匪言可宣”又确是大实话。就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我开始战战兢兢做这篇“命题作文”。言语有时确实是苍白无力的，但愿下面的文字不致亵渎父亲：非徒无益，而反害之！
一
先父达成公，讳鸿逵。当时江浙一带出了个悍匪，与父亲同名，先父为避嫌而以字行，竟成毕生，与我的两个叔父鸿畴（冯亦代银行工作时代之友）和鸿渐（曾是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辈名遂殊。后来知道，“达成”二字原作“达臣”，是我祖姑丈（不知这个称谓是否正确，指的是我父亲的大姑父。若谬，请家谱学者指正）朱敏人（名元树，晚清甲辰科翰林，上海财大朱斯煌教授之父）根据孟子“不达不成章”古训改过来的。我们陆家，包括我这一代“孙”字辈在内的男性新生婴儿和“範”字辈的女婴，都请这位“朱家公公”起名，直到他去世。父亲名字里的这个“达”字可能已深深埋在我的潜意识里，偶有学生要我题几个字，我常会写下“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这样的句子。就连见到如唐达成先生这样的名字，都会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读了上段，读者诸君可能误以为我们余姚陆家是什么名门望族。非也。虽也曾听说过陆氏这一支可上溯到抱着小皇帝蹈海的陆秀夫，可谁也没去认真考究过真伪（若非攀高接贵不可，干吗不就近溯证绍兴的陆游，非去江苏搬个陆忠烈来——我时有这样的疑问）。倒是后来问过同乡闻人余秋雨，在他应邀回去读评县志时，可曾见有关余姚南城东泰门陆氏的记载，余君答无。可见我家即使不是最底层的草根，也属名不见经传的升斗小民。这可从父亲五六岁时只能在家认方块字发蒙而无钱上学得到证明（由祖父汝舟公每天出门前教会祖母樊氏太夫人，再由祖母转教，祖母本人也因此得以扫盲，经长年积累，后来竟能读懂普通信札和一些弹词小说）。祖父酷爱翰墨，雅好书法，只是迫于生计而供职钱庄，俟家境稍有好转，才得以送长子先进私塾，后入县立高小。据父亲回忆，当年的高小，最后几年既要读经，又习英文，科目之多以及教学水准之高“不让今日中学”。父亲高小毕业之后原拟外出升学，却又因族中叔祖投机失败，债台高筑，家中经济情况再次恶化而被迫进钱庄当了个小文书（父亲因此常说自己没有寻常意义上的童年），半年仅得大洋六块。父亲不甘就此埋没，遂于一九一九年十五岁时来上海投考中法学堂（校址为今日沪上八仙桥的光明中学）。学堂分初、中、高三级，其中高级相当于震旦大学预科，教员多为法国神父。父亲晚年自称：“只要有书读，枯鱼还可入水。”在中法学堂三年，他每学期跳越一级，据说创造了学堂历史上进步最快的纪录。我至今保存着学堂奖给优秀生的厚重洋装书，如《拉封丹寓言》以及比寻常旅行箱缩小五六倍的硬皮书箱。因学堂不供膳宿，只能走读，父亲借居亲戚家楼梯下方一般人家堆放煤球的狭仄空间栖身。寄人篱下，不能率性夜读，父亲又正处体魄和性格定型之际，如此处处受到约束，慢慢便养成了他自称“文弱无力，寡言少语，少年老成”的个性特征。
一九二一年，父亲北上投考法人经办的陇海铁路车务见习生，在百余名考生中以第一名录取，因而得以留在郑州的总工程司办公处当练习生，从打字、收发等琐细杂务做起，五年后被提擢为比利时籍总工程师（记得名叫“格雷斯”，多年后与父亲仍有雁鱼之交）的秘书。父亲在繁忙工作的同时，不弃文墨爱好，“单日学中文，双日学法文”，开始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作长篇的叙事文，其中相当一部分刊布在《北京政闻周报》（La Politique de Pekin）上。父亲说投稿的目的不在稿酬（他清楚记得，当时稿费为每页两块），而是为“一雪未上大学之耻”。一九九五年，我膑骨骨折初愈，应邀去郑州讲学。侪辈知我寻常不喜张扬，远避嚣尘，这次如何欣然拄杖远行？其实我的隐秘意图在于踩一踩父亲当年留下的足迹。到了郑州，曾四处打听陇海铁路总工程司旧址而未果，悻悻然若有所失而归。
继陇海铁路之后，父亲先后谋职于报酬较丰的通成（经理周作民）、华年（经理黄师让）等公司，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又外驻越南（时称安南）海防一年——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易饰”而穿西服的一年——直至抗战爆发始回到上海。祖父享年五十八而逝，时年未及而立的父亲从此便担负起全家的生计，维持祖母、我母及我大姐生活之外，尚需供付我一叔二姑的学费，还要悉索敝赋，清偿同胞手足经营不善导致的亏负，使先人遗泽和父亲本人近十年的积蓄尽于一旦。父亲晚年告我，那一段日子实在难过，自己节衣缩食不说（从烛光点烟而节约一根火柴，就是一例），因怕高堂震怒，妯娌勃谿，手足失阳，尽管内心忧急如焚，表面上还要装得若无其事，块垒郁积，终于闹出一场黄疸。
二
我出生于日占时期的上海中行别业。在长姐筢先之后，幼子谷孙之前，我母还育有二子一女，除二姐筢九外，余婴均未存活。时因汪伪储备银行某科长叛变中共遭制裁，日伪对中国人办的银行实行报复而突然扫荡中行宿舍（此事散见于对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魔窟的多种回忆文章中），我家遂匆匆搬离，迁入建国西路合群坊。我最初的人生记忆便是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入夜，厚重的窗帘拉上，老式的百代留声机开动，传出父亲从秘密渠道买回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唱片的激昂歌声；家中女眷出动去“轧户口米”天黑未归，祖母念佛，父亲踱步不止；大人摁着我理发，我扑腾挣扎，一面大叫：“你们都是日本人啊？”大年初一，父亲带我去上述“朱家公公”处拜年（因朱留学日本，日人曾诱逼他出任余姚县维持会会长，朱峻拒后而避祸至沪），途遇日军骑兵巡逻，我还特别注意过他们戴的菱形皮口罩，与狼犬戴的极为相似，罩面还开出几个小孔，想来是为透气之用……也是在合群坊，父亲开始教我看图识字，用的教材就是当年中法学堂的奖品《拉封丹寓言》；稍后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对子书》等，督促背诵唐诗，还讲《（最后一课》等爱国故事（尽管经过新历史主义式的考证，普鲁士所占的阿尔萨斯应是德语区，禁授法语，当属“拨乱反正”，爱国主义还是狭隘民族主义应当存疑）。后来，当我长大，在大一的作文里回忆童年，写到《最后一课》给幼嫩的灵魂带来的震撼时，自以为从小接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谁知“文革”祸起，不知哪位从旧档案里挖掘材料来揭发我，说是“从小狂呼‘法兰西万岁！’”，是洋奴。再后来，读到《最后一课》作者都德的其他作品，譬如写巴黎公社起义期间，公社战士如何一边据守街垒，一边轮流嫖娼；而原本印象中不时远离巴黎的尘嚣，隐往普鲁旺斯乡间的“干干净净的”都德本人，曾长年遭受肮脏隐疾的痛苦煎熬，又不免大吃一惊！近读美国David McCullough二○○六年作品《一七七六》，看到代表所谓正义一方的北美大陆军内部酗酒、暴虐、腐败、反智横行，进一步佐证了父亲晚年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其实背后最强大的驱动力还是人性。”合群坊的回忆中还有二楼群孩练习四轮溜冰鞋撞翻痰盂的情景。楼上惹祸，引得在底楼的大人上来叱止，如若楼梯上传来母亲轻盈的脚步声，作为孩子王的大姐範先是不会忌惮的；要是步履舒泰，那必是父亲无疑。这时大姐会推出我来做只小小“替罪羊”。父亲上得楼来，不用说话，逼视我们一眼，转身走去，楼上便鸦雀无声了。多少年后，已在攻读研究生的我和翟兄象俊在后来的蓬莱路旧居彻夜卧谈，楼梯上又会传来同样舒泰的脚步声，那是父亲来催促我们睡觉了。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美军B-29轰炸机时袭日占上海，关于上海将成焦土的谣言蜂起。全家会商后，决定二、三叔分别自立门户，父亲奉祖母携妻孥雇帆船出吴淞口经杭州湾返抵余姚的老屋生活。就是在船上，我记得，父亲教我背下了“孤帆远影碧空尽”等诗句。“文革”中，往返设在崇明的五七干校，都要乘坐渡轮经过吴淞口。时隔三十年，我还常回忆起幼时回乡的一幕幕往事：上船检查的日军勒令我三姑戴上眼镜，以与证件核对，并连连逼问“关金有伐？”（“关金”者，据朱绩崧老弟告我，乃“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大人以木箱箱面为桌，陪祖母雀战消磨时光，而我和父亲睡同一个“被头筒”（余姚土话，指被窝），似是此生父与子唯一的一次“肌肤之亲”，在拍击船帮的涛声中，一面感受着父亲体温传导的安全感，一面沉沉睡去。船抵庵东，老小从长长的跳板战战兢兢走过，上了在烂泥滩涂等候的牛车，老牛缓步前行，车轮吱呀作声，四周乡野蛙蛤聒噪不止……
三
在余姚生活的五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夏日，听得父亲启牖，就得赶快撩开蚊帐下床练字。表哥朱锦心（二姑母之子，父亲视若己子）练颜，我学柳。父亲一再灌输的书法理论是“胸中不正，则眸吒；眸吒，则手抖笔颤。”后来读书多了，方知前一句是孟老夫子的古训，后一句大概是父亲的发挥。观今日“墨猪”、“字妖”之夥，还到处题字，方知老父当年教诲之不谬。除了写字，就是小和尚念经式的背诵。今天还能记得的有《二十四孝》、《增广昔时贤文》（因为主要是跟读其中格言而不见文字，当时曾误将“昔时”二字误作“识字”）、《曾文正公家书》等，待背功较佳，再进阶至清代二吴的《（古文观止》和《经史百家杂钞》等。父亲同时每晚开讲故事，大多是法国文学中故事性较强的作品，如大仲马的《侠隐记》（即《三剑客》）、《基徒山恩仇记》和雨果的《（银烛台》（即《悲惨世界》）。听了故事，两个姐姐、表哥和我还要到园子里表演，大家抢着演达太安、让瓦让这样的主角，唯有我大姐始终醉心扮演女阴谋家米勒蒂。后来众人都厌倦了，只留下我一人串演数角，抡起根门闩，独自在那儿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蹦达折腾出一额头的痱子，被二姐乾九拖着一颗颗掐破，流出脓水。夜晚，在天井乘凉，父亲教我们识星的同时，读出“遥看牛郎织女星”等诗句，我们便摇头晃脑跟着吟诵。后门传来叫卖杨梅的声音，女眷们赶去买回大嚼，直到她们的嘴唇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当年余姚县城晚八时鸣笛断电）变成一张张“血盆大口”。我的描绘，还有我写到外婆走路步态像家里养着的大鹅，父亲听到或见了，会隐隐一笑；在他，这已是种难得的奖励表示了。我这一生没有受过父亲的表扬，除了一次，那时已回上海续读小学，某年考试成绩优秀，他专程到书店买来一册商务版的《辞源》（改编本），在扉页上用工整的毛笔小楷写下：“焉榖兒在上海南市爱群小学六年级本学期考试成绩*良特赠購此书志並勵贺未来一九五一年一月於上海成”（题签繁简体均按原样，此书现仍供奉于书橱）。他最喜欢的是“锦心寄儿”，因为表哥用功最勤，成绩优异；挨批评最多的是大姐筢先，因为她面目姣好，被选作校花后敢穿着被称作“螳螂装”的高领旗袍上学去。但“锦心寄儿”也有童心大发的时候，率我捕蝈蝈，斗蟋蟀，撑起大砭萹囮鸟，但只要听得狗吠鹅叫，知道父亲归来，总是匆匆收兵。多少年后，当我已是大上海的一名高中生时，父亲仍严令不许穿皮鞋，不得戴手表。某次，为了显摆，我擅取父亲留在抽屉里的多余手表戴着上学去，不知怎么的，给父亲发现，没等我下课，表哥已由父亲派遣来校，当着同学的面，摘下手表没收而去，放学回家还要写“不告而取即为偷”的检讨书。父亲殁后，我们打开他的私人皮箱，里面积存的唯有孩子们的成绩报告单（从民国三十几年开始）和我的那份检讨书。为教育后代计，我把这些旧物统转小女霁儿保管。世易时移，今天怕是已经不知所终了。
还是回头再叙几句故乡那五年的生活。傍晚，父亲带我从后门出狭巷照相弄来到姚江边看日落。他指着远处的凤凰山给我讲典故：余姚之所以成不了大城市，是某朝一个奸臣在划定建制时，向皇帝进了谗言，把龙泉山划进城里，凤凰山划到城外。龙内困而成池中物，凤外飞而遁之天天，城市的风水遂遭破坏。我似懂非懂地听着，一边看着从关帝庙那边河段漂浮而来的残叶、菜皮等，从我们面前流过，向着江桥方向不疾不徐淌去。小脑瓜里浮上一个疑问：可知这些一去不回头的残叶、菜皮是从哪里来的，又要流到哪里去？焉知不是这幼稚的疑问才引发长大之后对生存的种种思考和探究？
六岁那年，我投考余姚县立第二国民小学，按父亲的意思，径插三年级。可那插班考试很难，有几道题做不出，陪我进考场的三姑母见状，代我答题。所以，我从学的第一步就有作弊污点。后来，录取通知递到，我欣喜若狂，一不留神把脑袋砸在石门槛上，母亲抓过一把香灰敷上止血，从此额头中央留下伤疤至今，父亲说像在惩罚作弊劣迹。我在三年级年龄最小，备受大同学欺负。课后，大家去礼堂玩扯铃，打陀螺，所有的书包（那时所谓书包，其实就是一条帆布带，带端有金属箍扣，捆扎原理与今日旅行箱外面的行李带相仿）必堆积于我一人嫩肩；大同学参加童子军，颈系绿领巾，腰系“智、仁、勇”铜扣皮带，我只有旁观羡慕的份。“文革”时回想起来倒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本人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