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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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金田 等编著
出 版 社： 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356000版次： 1页数： 267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804626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一张陈云打算盘的照片题写的诗。这首诗，是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筹谋擘划的形象写照。
序 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70余年的革命活动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1905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章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传播到他的家乡，他参加了罢课和宣传活动。这一年的冬天，他高等小学毕业，因家贫无力再上学，离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当店员，独立谋生。此后，他开始接触并接受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他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与沈雁冰等一起领导全馆职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参加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凇浦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领导当地农民武装暴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
1929年春至1931年春，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省委军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中共江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参加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5月任中央特科(担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任务的组织)书记，9月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1932年3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1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中，他深入实际，依靠群众，纠正了当时发生的若干“左”的错误倾向。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夏，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后改任军委纵队政委。10月20日他率五军团十三师最后渡过于都河向湘西进军。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县城时，陈云同志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冶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红军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后，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一道指挥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1935年6月，他遵照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央代表，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他化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起，该书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后，他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1937年4月他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他和滕代远同志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同志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培养和使用干部、党员教育、群众工作以及秘密等工作。他先后发表了《论干部政策》、《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学会领导方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重要著作，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1938年5月，他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1944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卞，卓有成效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同志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1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11月底，他在起草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把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个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以后，陈云同志用大量时间在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1946年6月，他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7月，他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则应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统一东北党政军的思想，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步前进。10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提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在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他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这一胜利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他又指挥南满部队参加对国民党军队的夏季攻势，同时领导辽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南满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1948年1月，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后又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并参加组织指挥辽沈战役。11月沈阳解放后，他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接收沈阳这个大城市的任务。中央认为陈云同志接收沈阳的做法，是成功的经验，并加以推广。陈云同志在参加领导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49年5月，他奉命到北平(今北京)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才能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当时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和安定人民生活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通过调查研究，首先领导了反击投机资本家哄抬市场物价的严重斗争，很快就平抑了市场物价。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高度评价。随后，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党中央、政务院于1950年3月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到四五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接着，他针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困难局势，提出财经工作方针，应该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最后才是其他各种经济和文化支出，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1953年10月，根据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建议，党和国家先后决定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保证了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及其价格的稳定，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1954年2月，他兼任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他在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以后的经济领导工作中，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
他主张，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认为，只有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对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这是陈云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见的构想。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同志评价很高。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他兼任商业部部长。1957年1月，他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58年6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11月，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他指出，现在集权太多，分权太少。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集权不能过分，但职权下放以后，也要注意地方可能发生的不顾全局的倾向。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1958年9月，他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从1958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同志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没有受到重视。1959年4月，他提出要增产节约粮食、组织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精简城市多余职工、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等措施，以缓和市场供应异常紧张的状态。5月，他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此后他在因病休养期间，到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他在上海青浦县，卜蒸公社调查后指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同时要留足农民自留地。1961年春，他提出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以回笼货币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几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组会上作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发言，针对当时片面强调主观意志的倾向，提出看问题一定要互相“交换”意见，要作多方面的“比较”，还要根据实践经验“反复”考虑，才能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指导工作才能大体正确。2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调整国民经济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当时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他支持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建议。1962年4月，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同志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个工厂“蹲点”，长达3年之久。他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他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在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75年1月，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76年，他积极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他曾对叶剑英同志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1978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同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率先提出为薄一波同志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彻底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同志是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同时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进行审查。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所有这些，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12月，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期间，他在若干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主张。
陈云同志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1979年1月，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提请中央审议。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按照陈云同志的提议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决定予以平反昭雪。
陈云同志从1979年3月至1980年3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在1979年3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60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此后，他还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他的这些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推动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针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的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革。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为题的讲话中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他充分肯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好作用，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微观搞活，做到活而不乱。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他还指出，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他一贯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他在1981年底明确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他还一贯主张，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他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
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新时期党的建设，参与制定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要立即着手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要做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说，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是中央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1981年春，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他再次强调，要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搞调查研究，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他高度重视党风建设，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和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他多次提醒各级领导部门，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两个文明一定要一起抓。他高度重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认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搞不好也会翻船。他为加强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主权的恢复行使，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陈云同志热切关心和要求革命后代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保持党的光荣传统。早在1949年6月，陈云同志写信给一位战友的儿子，要求他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并切记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1983年春节，陈云同志在家里同一批建党初期参加革命、后来陆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团聚，对他们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子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也是陈云同志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陈云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问题。1982年7月，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认为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984年9月，他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很关心古籍整理工作，认为这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件大事。他还关心评弹艺术的发展，鼓励大家要“出入、出书、走正路”。
中共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陈云同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89年反对动乱中，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同志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陈云同志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3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陈云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内容简介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70余年的革命活动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本书较为丰富地道出了陈云一生的革命精神、革命事迹与革命情怀。反映了陈云同志的革命智慧与高尚情操，充分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精神与崇高思想。
陈云同志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陈云同志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3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作者简介
刘金田，1959年2月生，江苏东台人。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从事邓小平生平和理论的研究工作，曾担任12集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和大型纪录电影《丰碑》的撰稿，及大型多媒体光盘《邓小平》和《邓小平年谱》的副主编。主编有《邓小平画传》、《邓小平历程》和《邓小平教育理论教程》。
目录
序 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第一章 投身工农运动
第二章 出席遵义会议前后
第三章 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第四章 参加领导东北解放战争
第五章 领导全国财经工作
第六章 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七章 筹划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良策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与探索
第九章 推动拨乱反正
第十章 支持改革开放和现代经建设
第十一章 致力于新时期党的建设
第十二章 壮心不已
第十三章 光辉永存
第十四章 新情
第十五章 襟趣
第十六章 战友情深
第十七章 和人民在一起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二章 出席遵义会议前后
由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对夺取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在军事上提出单纯防御战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拼消耗的阵地战，致使多年艰苦奋斗开辟出来的中央苏区在人力和物力上都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4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从中央苏区撤退，实行战略大转移。
撤离前夕，中共中央同中革军委决定派陈云担任红军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在此之前，陈云从没有在部队中任过职，也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对部队的情况并不熟悉。上任前，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中革军委驻地梅坑向陈云交代了任务，介绍了中央的意图。周恩来对陈云说，长征由五军团殿后，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中央派他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要机断处理紧急问题。这实际上赋予了陈云最后的决定权。
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18日晚，陈云同五军团从江西的曲利出发，踏上了长征路。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对这次战略大转移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这给长征初期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五军团下辖13师和34师两个师，兵力1．2万余人。陈云协同五军团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以及被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贬到五军团兼任参谋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边组织行军转移，边深入连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
部队出发后的第3天，10月20日午后，陈云来到陈伯钧任师长的第13师，向各团负责人报告目前形势和红13师的任务。由于五军团走在所有部队的最后面，在长途行军中，既要负责击退紧跟在后的国民党追兵，还得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由于当时大部队都带着一些笨重的辎重，军事行动困难重重。随着困难的加大和离根据地越来越远，部队减员和开小差的现象增多。这个现象在五军团也很严重，特别是苏区籍战士开小差的现象最为严重。针对这种现象，陈云于11月4日晚，再次来到13师，并在随后的10多天内，同13师的指战员们一起行军，在行军的间隙深入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一直到11月15日，五军团在湖南郴州冲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后，陈云才回到军团总部。
这时，中央红军主力进入湖南的潇水、湘水地区，打算向西北同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察觉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调集国民党广西、湖南、广东和中央军的各路部队，约16个师77个团近40万人，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在湘江沿岸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陷入了敌人前堵后追的困境，只有拼死冲过湘江。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主力迅速渡过湘江，分别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渡河点。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殿后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他们在前后夹击中打了一天，掩护全军过江。30日，五军团在湘江东岸被围追的敌人切断了，如再不迅速渡过湘江，将有被敌军隔离包围的危险。紧急关头陈云写急信派人送给陈伯钧，催促部队迅速撤离，战场，抢渡湘江。接到陈云的命令，陈伯钧率红十三师连夜急行军，抢在敌人合围之前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后，红军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进入位于广西、湖南边界的越城岭，当地人称之为老山界。老山界海拔2000多米，是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这里群峰高耸，山势连绵，道路崎岖，国民党军已无法形成合围之势。此时，红军已经经过了1000多里的长途行军。陈云随红五军团抵达老山界的山脚时，已是太阳西下。吃过晚饭后，部队开始上山。夜黑天冷风大，队伍走得很慢，加上连续行军，整个队伍人困马乏，接连有人失足跌入山沟，陈云不停地提醒前后的战士们走路小心。就这样一共走了12个高峰，才到山顶。
在红军过老山界之际，蒋介石已在湖南的洪江、芷江和贵州的松桃、铜仁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了四道防线，布了一个口袋阵，准备在中央红军向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时加以围歼。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将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中央领导内部在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论。在这种情况下，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中央红军刚刚占领的湘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博古和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则力主西进，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最后会议以多数通过一项决议：红军继续西进，至于战略转移的大方向，留待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黎平进发。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黎平，随后红军其他军团也陆续抵达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继续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创立新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改为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陈云由于随后卫部队行军，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还有几天路程，因此没有参加这两次会议。但在通道会议后，博古曾在洪州司约见陈云和刘伯承，向他们通报了通道会议的情况。陈云对红军战略方向的转变深表赞同。
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按照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中革军委还根据陈云和李卓然不久前反映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电报，决定把八军团编入五军团，陈伯钧任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军委还决定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委。12月21日，陈云和刘伯承根据中央的命令，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率军委纵队向贵州进发。
1934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这时，“左”倾领导者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有不同意见，再次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为了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通过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指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据此，决定红军立即抢渡乌江，迅速攻占遵义。
猴场会议后，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渡过贵州省最大的河流——乌江，于1月9日进驻遵义城。遵义是贵州省北部的一个重镇。它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苗、布依、回、彝等各民族商贾云集的地方，全城有3万多居民，是红军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座繁华城市。进城前，临时组建遵义警备司令部，刘伯承和陈云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负责遵义城的防卫事务。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前后，中共中央酝酿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部队过乌江后，张闻天在团溪同陈云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对当时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已经十分了解，他明确表示支持改变军事指挥和党的领导。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主持。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关于军事领导问题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检查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就军事指挥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一个“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重点就军事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指挥作战上是纸上谈兵，只是按照地图制定作战方案。毛泽东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与会者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的意见。陈云在发言中坚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他认为，博古、李德等人讲的是洋道理，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给红军带来极端不利的后果，要在军事领导错误上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古的报告作了一个“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重点就军事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指挥作战上是纸上谈兵，只是按照地图制定作战方案。毛泽东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与会者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的意见。陈云在发言中坚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他认为，博古、李德等人讲的是洋道理，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给红军带来极端不利的后果，要在军事领导错误上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量篇幅记叙了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上的错误。提纲写道：“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这些内容，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遵义会议决定和中央领导集体情况的唯一详细记载，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吸引滇军东调，牵得敌军疲于奔命。接着又突然从贵州西进，兵临昆明，又逼得敌军固守城池。陈云参加了四渡赤水之战，他按照周恩来的布置亲临前线，在10个小时内迅速完成安置伤员和处理笨重物资的任务。
这时，陈云的工作又有新的变动。1月19日，中革军委把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央纵队，任命刘伯承和叶剑英为正副司令员。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与此同时，陈云还接替李维汉兼任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部长。进入云南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白区工作，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云决定从昆明走，但没有走成，又返回部队。
回到部队时，红军已夺取了云南禄劝县的金沙江皎平渡渡口，正准备抢渡金沙江。为了组织红军全部人马顺利渡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渡江。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云南、四川交界处的河段，因江底盛产金沙而得名，两岸都是高山峻岭，除了几个渡口外，其他地方都是悬崖绝壁。皎平渡口南面是云南，北面就是四川，江面很宽。这里水势浩大，从上游涌来的江水，如瀑布飞流直下。如此宽阔的江面，架设浮桥渡河是不可能的，只有用船把大部队送到对岸。当时，国民党为了防止红军渡河，已下令把所有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住对岸渡口。陈云和刘伯承率中央纵队的先头部队从皎平渡口和附近上下渡口一共找到6只渡船，大的可渡40人，小的只能渡10人，大多船底漏水，破旧不堪。 这6条破船，成了3万多红军渡过金沙江的仅有工具，可以说关系着全党和全军的安危。5月3日晚，部队开始渡江。
按照部署，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指挥中央纵队先行渡江，在江北岸的石洞里指挥，陈云则在南岸组织大部队上船。他坐镇渡口，对渡江的每个细节精心组织、安排，并规定了严格纪律。他还亲自作船工的思想工作。当时，江南岸只有五六户靠摆渡为生的人家，船工都在陈云的严密组织下，渡河秩序井然，到5月9日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当国民党的几十万追兵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过江，他们只能望江兴叹。
中央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在四川省会理地区休整了5天。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这一阶段的行动是正确的，讨论了红军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后，红军绕过西昌城，于5月21日占领冕宁城。进城后，陈云以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的身份积极与地方组织联系，开展工作。当时，为了实现中央提出的创建川西北根据地的任务，红军陆续派出一些游击队，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了指导这些游击队的工作，陈云在紧张的行军途中写了《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他根据自己的实际体会，对如何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提出许多具体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在由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1期上，对开展地方工作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到达冕宁时，红军已经接近了大凉山西部的彝民区。这个区域面积大，且彝家均有武装。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民区，陈云和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等口号。刘伯承还与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大部队安然通过了彝民山地。过彝民区后，陈云随部队通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于5月31日到达泸定县。
红军到达泸定县城的当晚，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陈云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赴白区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因行前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所以在泸定会议上接受任务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一边随中央纵队继续前进，一面抓紧做行前的准备工作。当时中央负总责的洛甫（张闻天）正式找陈云谈话，作了具体布置。长征以来同陈云在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刘伯承担心陈云路上的安全，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
6月7日，红军攻占天全县，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面的灵关殿。在这里，他脱去戎装，换上长衫，只身一人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由于陈云所担负的使命是绝密的，中共中央采取了极为严密的措施，陈云的行踪只有少数中央领导人和核心机要人员知道，就连陈云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在这以后近一年多的日子里，人们大都以为陈云“掉队了”，也就是牺牲了。
灵关殿偏处川西一隅，要到上海，必须经过敌人戒备森严的雅安、成都、重庆等几个地方，才能乘船东下。沿途数千里，稍有不慎，就会出危险。陈云人地生疏，口音也不对，要穿过敌人的重围，必须有人护送。中央特别安排当地的地下党员、在灵关小学任教的席懋昭护送陈云离开灵关殿。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陈云化装成小学教员，与席懋昭从灵关殿出发。出发不久，路遇红军有意释放出来为他们起带路作用的荥经县地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长，于是，3人结伴，沿着山间小路前往荥经。第二天顺利到达荥经县城，并在教育局长的热忱邀请下到他家住了一晚。第三天，陈云和席懋昭告别了教育局长，离开荥经前往雅安。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分别装扮成躲避红军的商人和川军军需人员。过了雅安，两人又昼夜兼程，直奔成都，一路上应付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盘查，五六天后终于安全到达成都。此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指挥中央军和川军与红军作战。蒋介石被红军神出鬼没的战法搞得不知所措，成都一带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到处是警察和特务。陈云手持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找到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胡公著看完信后接待了这位不寻常的客人。他告诉陈云，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尽快离开这里。陈云在美丰银行的楼上住了一夜。第二天，他托人到成都《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内称：“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是临行前他与周恩来约定的向中央发回的安全抵达成都的“平安家书”。
当天辞别胡公著后，陈云在约定的地方与席懋昭见了面。席懋昭原打算让陈云在成都休息几天，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为陈云的安全着想，他们一起乘车离开成都前往重庆。当时，重庆也和成都一样，车站、码头都是敌人重点盘查的地方，十分危险。快到重庆时，他们下车，步行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陈云拿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亲笔信找到了在那里开中药铺的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在他家里住了下来。经过700多公里的紧张行程，陈云这时候才得以稍稍休息了几天。10多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民生公司轮船票。陈云临行前，刘叔禹写了一封亲笔信让陈云带着，他告诉陈云，有了这封信一路上直到上海，都会有照应。这天清晨，陈云辞别了刘叔禹，在朝天门码头与前来送行的席懋昭道别，只身乘轮船前往上海。经过四五天的航程，于7月上旬抵达上海。
陈云到上海后，用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陈云这次回上海的使命，主要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领导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
当时，由于上海党组织已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从在旅馆里的电话簿上查到了上海江西路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的电话。陈云几年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与章乃器有过交往，此时他想通过章乃器找到他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时的同事、章乃器的三弟、中共地下党员章郁庵，与党组织接上
关系。章乃器很快帮陈云找到了章郁庵。这时候，章郁庵已改名章秋阳，仍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其公开身份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章秋阳马上安排陈云住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的家中。不料，刚把陈云安顿好，他们过去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何孝章正好来章秋阳家，见到了陈云。虽然何孝章原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党员，但为防万一，保证陈云的绝对安全，章秋阳马上安排陈云转移到其在英租界山西北路的岳母家。
本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留在上海的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还保持着联系，但在1934年6月至1935年7月接连遭到3次严重破坏后，联系中断。1935年3月初，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来联系，说上海中央局、共青团、工会和特科组织“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与之联系。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这才决定派陈云、潘汉年等分路回上海，去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并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