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分层研究——以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意义为视角

分類: 图书,法律,刑法,犯罪学,
作者: 叶希善著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版次: 1页数: 351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11391091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犯罪可以根据严重程度进行分层。犯罪分层在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上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不同的犯罪层次实行区别对待,重重罪,轻轻罪,有利于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犯罪分层,可以统一“大刑法”体系,有利于实现刑事法治。通过犯罪分层修正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等罪刑规范,有利于刑法体系内部协调。把死刑限制在“最严重犯罪”层次,有利于控制死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将犯罪分为微罪、轻罪、次重罪、重罪(包括最重罪和一般重罪)四个层次。
作者简介
叶希善,浙江苍南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讲师、法学博士。在《法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目录
导论
第一章基本概念辨析
第一节犯罪与犯罪分层概念辨析
第二节刑事政策与刑事政策意义、刑事立法意义概念辨析
第二章犯罪分层概述
第一节犯罪分层历史概述
第二节犯罪分层模式概述
第三节犯罪分层标准概述
第三章犯罪分层与刑事决策——以严打为标本
第一节严打及其困境
第二节严打的出路——通过犯罪分层实现宽严相济
第四章犯罪分层与统一刑法体系
第一节“大刑法”的现状及问题:以实质刑罚概念为基础的理解
第二节统一刑法构想——通过犯罪分层实现“大刑法”体系的协调
第三节对通过犯罪分层实现统一刑法的可能质疑及解释
第五章犯罪分层与狭义刑法体系
第一节规范修正:通过犯罪分层对现有罪刑规范进行条理化
第二节规范补缺:通过犯罪分层对现有罪刑规范进行合理化
第三节特论:犯罪分层中的死刑控制
第六章犯罪分层的经验考察
第一节中国历史经验
第二节国外经验借鉴
第三节犯罪分层的中国刑事实践基础
第七章犯罪分层的根据与规则
第一节犯罪分层的根据
第二节犯罪分层的规则
第三节关于犯罪分层的可能批评及解释
第四节犯罪情节与犯罪分层
第五节犯罪分层的刑度标准
结论与建言
附录一公众态度调查表
附录二调查表(法院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补记
书摘插图
导论
一、选题价值定位
犯罪分层研究的意义在于:(1)为中国的刑事政策提供科学基础和法理基础;(2)为中国的刑事反应提供整体思路。
犯罪它是反社会的,但它是正常的;它不是受欢迎的,但它依然“厚脸皮”地存在着。
消灭犯罪,是人类社会从一产生就开始的自我努力。但是,随着对犯罪的理性认识程度的提高,人类发现,犯罪作为一种现象,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控制,而不能让它从世界上消失,就像人的生存环境不能消灭所有有害身体的病菌一样。于是,对犯罪的态度,慢慢地有了一个“消灭——控制”的转变,即犯罪可以存在,但只能让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就是刑事政策的转变过程。
刑事政策首先要研究的是国家和社会如何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由国家为主体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但从近二十多年的刑事政策实践来看,中国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缺乏一个明确而连贯的思路,更缺乏科学基础和法理基础。犯罪的分层策略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从全球刑事政策实践看,当前世界性的潮流是“轻轻重重”。中国近二十多年的刑事政策实践,也在试图走这种道路, 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往往偏离初衷。
犯罪分层研究的意义即在于为中国的刑事政策提供科学基础和法理基础。所谓科学基础,指这种理论模式力求(这是一个过程)使中国的刑事政策保持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而非凌乱、无序的)和外在的客观有效性(而非无效果甚至负效果的)。所谓法理基础,指这种理论模式将使中国的刑事政策获得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非像当前一样处处矛盾、处处受质疑)。科学基础从规律性角度论证,法理基础则偏重从理论角度论证,二者对合理刑事政策的确立都是必不可少的。笔者意在分析当前刑事政策存在的无序状态,提出整合或统合各种应对犯罪的政策措施;分析当前刑事政策在应对日益严重的犯罪态势上无效或负效的原因,提出应对犯罪的全新整体思路,并且在法理上论证提出这些措施的法理依据和实证依据。这些,即在为中国刑事政策提供科学基础和法理基础。当然,这种努力是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笔者将根据严重性程度将所谓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分成若干层次,对不同层次的犯罪设计不同的应对策略,并且在刑事决策、刑事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刑事司法的整个过程中体现出来。这种思路将改变当前罪出多头(刑罚、劳动教养、劳动教育、收容教养、治安行政处罚等都是针对各种犯罪行为的惩罚措施,相应的法律文件都规定着各种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的状态,将所有犯罪行为在刑事政策上作统一考虑,分层次作出不同的反应,从而为中国的犯罪反应提供一个整体思路,改变当前各种法律文件交错(界)定罪、争相惩罚的现象,并为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社会在反犯罪的斗争中合理分配领域,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对“刑事类”问题的解决走向科学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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