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文集（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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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献珍 著
出 版 社：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2-12-1字数：版次： 1页数： 全三册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02032404包装： 精装内容简介
杨献珍同志的著作基本上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经验的论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运用于党校的创办、管理和教学的理论方针的文章；以及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研究和论战的著作。收入《文集》Ⅰ、Ⅱ的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党校教育和理论教学方面的文章；收入《文集》Ⅲ的主要是有关他所坚持并为之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三个著名的哲学理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关于“合二而一”（对立面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文章。杨献珍的这三个理论问题，在“左”的错误统治时期是受到错误批判的。康生把这种批判概括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杨献珍关于这三个哲学问题的文章，作为讲稿写出，当时并未发表。在1959年批判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进行总的攻击时，他已经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发表文章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和权利了。关于杨献珍这三个理论问题的言论最早在报刊上出现，是由批判者用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的手法，从杨献珍的文章中片面摘取其批判所需要的部分言论，在报刊上公布，同时进行所谓“批判”的。“文革”时期，更是给杨献珍捏造种种罪状和罪名，进行批斗。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杨献珍只能采取申述和抗议的形式，如向中央写信，向中央专案组写抗议材料等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对那些错误的批判进行批驳。“文革”结束后，杨献珍恢复了自由，有了发言权，才在各种报刊上和书籍中，发表了他的申述和抗议；对那些还在沿用断章取义偷换命题的手法或通过篡改党校的历史事实而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继续歪曲进行“批判”者进行了反批判，等等。杨献珍的这些文章，不仅体现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校教育家的风范和坚定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尚品格，而且还是研究现代中国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重要文献。
目录
论山西十二月政变（1940年1月）
略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1941年7月25日）
附记：
数一数我们的家当（1943年5月）
附：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
关于对事务工作的认识问题（1947年1月12日）
关于“杀头”与“洗脸”问题（1947年3月27日）
再谈“杀头”与“洗脸”问题（1947年4月8日）
关于真理、经验主义、新老干部的关系及动机与效果的问题（1947年4月）
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1947年5月）
以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出发点（1947年）
平定荫营村的情况（1947年5月27日）
边府民教处及公安管理处是怎样“整”党的？（1947年12月）
加强财经工作者的群众观点（1947年8月24日）
何谓理论与实际联系？——关于学习方法问题（1948年冬）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习毛泽东著作，从毛泽东著作学习历史唯物主义（1949年6月6日）
珍重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1951年9月15日）
附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1951年4月9日）（摘录）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1951年l2月1日）
关于《实践论》（1952年10月）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1954年3月2日）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1955年5月21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1955年6月23日）
什么是唯物主义（1955年）
（一）引言
（二）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
（三）关于真理问题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五）关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六）关于主观能动作用问题
（七）自由与必然
（八）空间与时间
（九）关于党性问题
关于做什么学什么（1956年1月）
关于整风问题（1956年）
书摘插图
论山西十二月政变（1940年1月）
去年（1939年）12月，晋西与晋东南同时发生旧军进攻抗日新军、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破坏抗日团体、屠杀抗日干部的非常事变。这件事决不能看做只是山西内部磨擦的问题。这是一种反革命的政变，是中国自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事件之一。它和发生在湖南的平江惨案，河南的确山惨案，河北的张荫梧打八路军，山东的秦启荣打游击队，鄂东的程汝怀惨杀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一样，是大规模的反共逆流的一条支流。十二月政变是山西的分裂与团结、投降与抗战分野的开始，是一件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假若自己还承认自己是黄帝子孙）所应当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秋林方面：12月20日新派代表梁化之亲率武装将牺盟总部负责人全部监视起来，将政治部的卫队全部缴械，一切进步的东西被摧毁尽净。就是公开地宣告了山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步性之终结，宣告了它们从抗战阵营中转向投降与反革命。同时山西的投降活动又是全国反共投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政变又预示了全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时期某种程度的进步性之终结。自从梁化之由重庆回到秋林，说得非常好听，他说：“谁对顽固分子让步，谁就是汉奸。”不只是梁化之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就连山西的最高统治者也说了许多好听的话，甚至在屠夫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开刀的前一分钟，还在说好听的话。这些好听的话曾经对一部分进步人士起了麻痹作用，为他们赢得了发动反动政变的准备时间。再者，这是由于我们的警惕性太不高，对于时局发展的严重性估计的太不足，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残忍性认识的太不够，所以当事变突然到来，便暴露出了我们许多弱点，使我们遭受了许多损失。从前许多朝夕相处、看来很不错的朋友，而今好多都变成了敌人，变成了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但是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并不是这些投降妥协的反革命分子所能断送得了的。中国一切进步力量与广大人民必将严厉打击这些投降妥协阴谋，继续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一切妥协派、投降派、反动派、反革命派，都是在自掘坟墓，埋葬他们自己，最后胜利仍是属于一切进步力量，属于人民大众的。
从此，中国抗战的环境，将日趋艰险与复杂。因为在从前，大体说来，是大家一致对付一个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今天则是除了继续同日寇斗争以外，还要同国内的大批民族叛逆斗争。从前虽然除了同日寇的斗争以外也还同汉奸斗争，但那时汉奸的数量还比较少，而且面目是公开的；今后妥协投降派将一天一天比较多起来，恐怕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在反共、反进步上，他们还会暗中与敌人携手。和他们干戈相见的流血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了。今后的环境就是这样日趋复杂，日趋残酷，一切抗日的革命干部，都应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这种艰险复杂的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来锻炼。如果想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强的健全的革命干部，也只有自觉地和坚决地把自己放在这种环境中来锻炼才行。不要在当前的困难面前气馁，要用最大的勇气来迎接当前的困难。
一、山西妥协投降活动之史的发展（从秋林会议到十二月政变）
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但由于他们的反人民性，他们的反帝坚定程度及其进步性是非常有限的。山西的进步本来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到了秋林会议时期，山西的进步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限度而开始下降了。秋林会议是一个向后转的会议，会议中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精神，但那时还是想用会议方式来把整个山西拉上妥协道路。会议所讨论的就是如何反团结、反进步、反民主、反抗战等问题，它运用了所谓“二的哲学”，有计划地制造磨擦，——制造新军系统中的内部磨擦，制造行政系统中的内部磨擦，制造民运系统中的内部磨擦。有识者早知山西将从此多事了！秋林会议在投降派的把持下，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亡国灭种的会议。所谓“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等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进步的磨擦组织，就是在秋林会议上决定成立的。总揽这些破坏组织的组织，则是所谓“民族革命同志会”。又闻“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核心组织是所谓的“新民党”，实际上是日寇的新民会的变种。
但山西存在着进步力量，进步力量是决不容许山西后退的。十二月政变乃是山西妥协投降派鉴于用和平方式不能把山西拉上妥协投降道路，而企图直截了当地采用暴力方式来把山西拉上妥协投降道路。
秋林会议的妥协投降色彩是极其鲜明的。如“建立小国家”理论，强调“民族复兴”而反对“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讨论阎司令长官所提的“缩小敌战区”的提案时，某厅长说：“讨论这些问题干吗？马上和议成功了，中日一家，还有什么敌占区？”特别是那时《大公报》发表了汪——平沼协定的消息，给了他们极大的冲动，他们大大地同情汪精卫的行动（大家都知道山西上层分子是与汪精卫早有历史渊源的）。秋林会议开幕时，要发表一个告民众书，许多代表提议在稿子中添入反汪词句而被拒绝。戎专员会毕，归来前辞行时，阎锡山亲自秘密嘱咐他，回到晋东南后，不要发表反汪言论。阎锡山对于山西伪省长苏体仁，口口声声称之为“苏先生”，表现出无限羡慕的神情。他说：“苏先生回太原去了，我想如果我回太原去，日本人一定要郊迎六十里。”文水县曾抓住一个刚由天津特务机关受训完毕派回山西活动的大汉奸，顽固分子就拍电要了回去，并说：“不要闹错，那是咱们的人”。去年4月，中央政府下令各战区全线出击，并派客籍军事顾问到各战区督战。那时秋林方面只对汪——平沼协定感到极大兴趣，而对于此种出击命令，则毫不感兴趣。因之，一面令新军不参加战斗，一面令旧军按兵不动。在二战区的某军事顾问，催促再三，毫无效果，愤不欲生，为此绝食二日，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这是秋林会议时的形形色色，请看这形形色色说明了什么？
秋林会议以后，山西的顽固分子在妥协投降道路上加快了步伐。首先是倡言取消牺盟会、决死队，取消群众团体，而且有些地方，已经是在这样地干着，如静乐、方山、中阳、离石、石楼等县，都把各种救亡团体取消了。其次是雷厉风行地调训全省军政民干部。此种调训，不是为了如何加强抗战力量，而是借此机会收买无耻和失意分子，进行挑拨离间，使之回到原来工作部门.进行破坏工作，铺设投降道路。第三个显著现象，即派遣大批“蛇蝎蚰蜒”到各行政区明地暗地进行破坏决死队、牺盟会、各救亡团体以及进步的抗日政权，到处散布荒谬谣言，以行其挑拨离间之阴谋。那些谣言与日寇汉奸所说的一模一样，都是来自日寇特务机关。所谓“蛇蝎蚰蜒”，即有名的“精神建设委员会”、“治安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汉奸组织（阎锡山派遣那些破坏分子来晋东南时，临别训话有到晋东南后不惜作“蛇蝎蚰蜒”之语，即“蛇蝎蚰蜒”一语之由来）。第四个显著现象，即公开庇护汉奸。晋东南破获了敌人特务机关，即著名的贾荣科、雷振声等大汉奸案，这是与国家民族有益的，应受政府的嘉奖，却相反的，受到了上级的严厉申斥，壶关县长还为此被记了大过。高平县长奉专署令扣押贾荣科等所供出的汉奸嫌疑犯，竞因之而受到撤职处分。对于贾荣科等所亲口供出的汉奸聂士庆（长治县长）、于文华（五区保安九团团长）、贾亮臣（五区专署行政科长），不惟不准扣押，且目之为忠实干部，并电令戎专员要负责把这些汉奸送回原职。某些上层顽固分子，在秋林公开向受训人说：“汪先生不是当汉奸，只是政见的不同，当一个负责人，对国家有意见，是不能不说一说的。”对于山西伪省长苏体仁则说：“苏先生不是当汉奸，如果是汉奸，人家还给我们维持省钞吗？”独八旅公开张贴标语拥护“汪先生”，说：“汪先生是和平救国”，并“不许发表诋毁汪先生的言论”。十九军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已经公开投降敌人，事实昭著，不但不下令申讨，反而通令不许说蔡雄飞是汉奸，而说是到太原去做“特务工作”。第五是公开与敌接洽投降。暂编第一旅旅长崔道修与敌人来往很久。该旅副旅长李龙标常到赵城城内与敌人联欢，敌人给以大批伪“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崔部士兵所使用的都是这种伪钞。崔部副官经常与赵城敌军下级军官在汾河岸上并辔驰驱，谈笑言欢。在赵稽村，崔部与敌人同住一村，友谊甚笃。崔逆未正式投敌以前，他的这种行动，晋西老百姓无人不知，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陈长捷、王靖国的部队中，从来不许作反汪活动，不许唱救亡歌曲。陈部一副官与其友人写信，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英美不帮中国了，苏联也不帮中国了，抗战胜利没有希望了，只有建立“东亚新秩序”才是出路，等等。六区专署检出了这封信，送交陈部二。八旅旅长处置，该旅长置之不理。这就是叛军投降以前的蛛丝马迹。10月23日，赵东伪警务局巡官崔国胜到汾西陈村与崔道修部正式商洽向日军投降问题。11月5日，敌师团长清水在临汾召开会议，六十一军、十九军和暂编一旅，均派代表出席。崔逆道修现已被敌人委为伪晋南警备司令。12月3日，六十一军解决了决死二纵队的一九六旅旅部以后，12月15日。临汾、洪赵敌人即召开所谓庆祝六十一军“反正”暴动成功大会。这些叛军与敌人勾结的最显著的事实，是11月22日敌兵突然在晋西撤退，此次敌人无缘无故地退出了晋西许多重要据点，连占据年余之勍香镇，敌人也自动放弃。敌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撤退的呢？是在十九军与郭载阳的一部开驻石楼一带之后退出的，这显然是一种“和平换防”的性质。敌人自动退出后，六十一军陈长捷于12月1日，即借蒋介石冬季攻势的名义，下令部署一切，并限12月10日部署完毕。但陈长捷的“冬季攻势”，不是向日寇出击，而是向抗日新军出击。最近那些老爷们又派副官到太原去，并带着无线电台，以便通讯联络。晋东南某部扣获孙楚一个大队长，搜出了三张前往太原的护照。第六是叛军公开与敌人配合，夹击我决死二纵队与政卫队。当12月3日，十九军、六十一军在大宁进攻该部时，汾离公路的敌人增加一个师团，配
合叛军夹击我军。叛军的子弹多炸子，与敌军一向所用者相同，叛军的大炮，也是敌军供给的。叛军到石楼之双池时，日军派队慰劳他们。在我军向晋西退却时，叛军追至柳林，柳林日军派出部队策应他们。当我军和日军作战时，叛军则与日军互相配合。叛军在大宁进攻我军时，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叛军的指挥、补充、给养皆得到日军的帮助。第七是公开委派汉奸当县长。十九军进占隰县时，即委派从前日寇占据该县时的维持会会长为该县县长。孙楚新委任的壶关县长，即从前日寇所委派的伪新绛县长；孙楚所派的长治县长，即著名的大汉奸聂士庆。——请看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又都是说明了一些什么？
然而促成十二月政变的最基本的直接的动因，还是敌人提议把山西实业公司及其他工厂的财产半数交还给山西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作为他们反共投降的交换条件。这使山西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大动了心。原来山西共有53家大工厂，投资在2.2亿元以上。这些工厂自太原失陷后，全为敌人夺去。自然这是那些大地主大资本家最关心的一件事。他们关心自己的财产，大过于关心民族命运。太原失陷以后，他们还能继续抗战了一个时期，那是因为他们还想为恢复其已经失去了的巨大财产而斗争。他们的暂时进步，其基础也就是建筑在这上面的。他们只是关心着他们的财产。当太原失陷前，有许多人主张要把那些厂子迁移，迁移不走的，就炸毁，以免资敌，可是他们舍不得。就连兵工厂、炼钢厂、火车头等等，也舍不得炸毁，都原封原样地留给敌人使用。这就给他们留下了今天投降的空隙。现在敌人愿意把这2.2亿元的财产发还他们49％，自然使他们喜出望外，感激涕零了！因此他们就结束了他们的抗战任务。同时，为了感恩图报，便调转枪口向着自己的同胞打来。这就是山西大地主大资本家从前因何抗战，今天又因何投降反动的真实转变历程。
十二月政变是在一个总的指挥下发动的，是有计划地在山西普遍发动的，是从秋林会议以后，顽固分子妥协投降运动的必然结果，是顽固分子接受了日寇所提的具体条件以后，开始由隐蔽的投降而走向公开的投降。虽然在十二月政变发动以前，也不断发生过反动武装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团体等事件，如白逆志沂之在晋察冀边区，李逆树春之在太谷，其行动方式与十二月政变中在晋西、晋东南各县所发生的一样，但那些还只是山西大地主大资本家准备投降的尝试，而十二月政变，则是山西大地主大资本家对于投降已下决心，乃进攻新派，破坏抗战力量，作为投降的资本。
12月3日，十九军、六十一军开始围攻决死二纵队，将一九六旅旅部解决，同时将大宁、永和、隰县县政府、公安局、自卫团、牺盟会及各种救国团体用暴力解决，并惨杀牺盟干部十余人。12月7日，临汾、洪洞、赵城三县县政府、公安局、自卫团、牺盟会、各救亡团体又遭叛军摧毁。崔道修部一营复开往赵城河东，企图解决霍县县政府各机关团体。12月4日，阳城新生报社被暴徒摧毁，石印机与收音机被抢走，编辑王良是一个热情忠诚的青年记者，竞被绑去活埋了。接着阳城于15日，晋城沁水于18日，浮山于21日，先后发生同样事变，方式也是一样的。12月30日，壶关县第三区区长及牺盟各救亡团体的干部16人被番号不明的叛军两营包围绑去，至今生死不明。长治有二十几个干部被一次活埋了。12月23日，决死三纵队第八总队一部分叛变，全部政工人员被俘虏。同日《黄河日报》被叛军独八旅武装解决，报馆内被投进手榴弹300余枚，编辑人员全部失踪，公款财物损失万余元，机器全被捣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