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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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克力 主编
出 版 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版次： 1页数： 173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713692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本书借助于老照片，真实生动地回顾了中国几段现代历史，如：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森与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下放东北的日子，再看北京老照片、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等等。有着老照片做佐证，大大增强了该书历史的可靠性。
目录
邢文举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
一位普通的部队宣传干事，被临时调任“中央文革记者”后的非凡经历
张光渝 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身为富家子弟、范筑先女婿的张维翰坎坷而传奇的人生道路
王炳毅 杨西光的家世和经历
胡剑杨 森与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
范 泓 金融实业家束云章其人与事
刘汉忠 张发奎片影
郑广江 辗转白山黑水间
苏仲湘 下放东北的日子
在饥肠辘辘中，依然保持昂扬的“政治”斗志，构成了一段特殊的民族记忆
冯印谱 一张毕业合影
朱新地 童年的风景
黄正德 我的画友同学
胡大进 父亲
张祚臣 伯父的故事
史耀增 充满忧郁的眼睛
照片上那双忧郁的眼睛，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生态
章开元 再看北京老照片
昔日的北京城，因为这些照片的存在而驻足
徐宗懋 《镇江沦陷记》之影像版
陈希贤 时隔五天的两张照片
刘巍峰 刘公岛上的石碾
冯克力 《中国》，中国
书摘插图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邢文举 口述 杨民青 整理
“文革”初期，我从沈阳军区借调北京，当了十六个月的“中央文革”记者。我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先后在南京、上海目睹并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动。
总政的借调通知
1933年2月，我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1950年11月，从学校参军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4月，在朝鲜火线入党。1965年，我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被抽调参加社教工作团，在黑龙江通河县搞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社教运动告一段落，我返回原单位。
回到仓库，政委南荫堂告诉我，沈阳军区后勤部来电话，通知借调我到北京总政工作。南政委不愿让我走，给沈阳军区后勤部朱士焕政委打了电话，受到朱士焕的批评。
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处长和保卫处长一起来到我们仓库，找我谈话说，组织调你到北京去，工作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现，现在正进行“文化大革命”，是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说实话，听说要借调总政，我深感受宠若惊。我当然无法料到，此行虽然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却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名义上的“钦差大臣”
1966年9月9日，我从沈阳乘火车到北京，除我们沈阳军区三十多人外，还有来自北京、济南、广州军区的同志，共约二百人。人员到齐后，便召开了会议，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讲话说，中央调部队同志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记者工作。接着，“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讲话，那时的王力，是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不少人以能见到他、聆听他讲话感到荣耀。
王力说，调你们到“中央文革”工作，任务是到各地观察“文化大革命”情况，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领导讲话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说，我们是“中央文革记者”，到各地是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主要任务是观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站不站在造反派一边，是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徐学增是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报道，为人忠厚老实，对组织一向忠诚。后来他被整得相当厉害，曾和我一起被关在“中央文革”的“小号”。
“中央文革记者站”为我们照相、办证，我们就算是《解放军报》记者了，但实际是为“中央文革”提供报告情况。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花园村。后来又增加了一批人，他们的身份是《红旗》杂志的记者。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曾多次接见我们。
看大字报被扣留
集训和学习结束，沈阳军区205医院政委禹福春、23军某部教导员郑钧亭和我三人被分配去江苏省，住南京军区。禹福春是医院政委，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南京记者站负责人。
我们的火车是早上到的南京，南京军区派人来车站接我们。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军区政委杜平在华东饭店等候我们，并亲自陪同我们，下榻饭店四楼的高级房间。杜平是我们的老首长，在朝鲜，他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在沈阳，他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华东饭店被南京人称为“AB大楼”，据说过去是美国顾问团的房子，后被南京军区用来接待高级干部。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套房里，外面有会客厅，安装了红机子保密电话，可直接和“中央文革记者站”通话，也可和中央一号台通话。
杜平交代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给我们配备了车辆，随叫随到。我们在华东饭店就餐，每人每天交六角钱，每餐四个菜，不足部分，由南京军区补贴。当天晚上吃过饭后，我们三人就来到南京市委看大字报。我们刚到南京，只有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等主要领导清楚，江苏省委对我们的身份一无所知。按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军队指战员不许介入地方“文革”。因此，大字报栏前出现了三个穿军装的人，立即引起了市委警卫战士的警觉。我们无法向他解释，只能告诉他，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得到的回复是：这三位同志行动自便，不要干预他们的类似活动。
经过“导演”的常委会
早在我们这些“记者”到各地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都收到了“中央文革”的通知，今后，将有“中央文革记者”列席党委常委会。
到达南京第二天，禹福春让我联系列席省委常委会。我用红机子直接要省委办公室，接电话的是省委一位姓姚的秘书长。听得出来，他们已接到通知，并不感到突然，还代表省委领导，对我们表示欢迎，希望我们今后多帮助、多指导。
后来听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说，在我打电话给姚秘书长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通报“中央文革记者”要参加省委常委会。张平化说，他们也得到了通知。高啸平后来向我泄露了“天机”，原来，省委要记者列席的常委会，事先都经过“导演”，是专门“表演”给我们看的。
现在的我，当然能理解江苏省委的做法，但在当时，我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革命警惕”，力争了解真实情况。高啸平日后被康生点名为“派性黑手”，本想紧跟“中央文革”，却被“中央文革”打成“黑手”。看来，官场上的得失沉浮实在难以预料。
禹福春是我们的负责人，省委常委会由他列席参加。不久，他被调回部队，便由郑钧亭和我轮流列席。时间长了，我们的知名度逐渐高起来，不仅江渭清等人对我们客客气气，就连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头头也对我们另眼看待。
乘“子爵号”专机
1966年底，“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各地记者返回北京，参加集训和整风。此时，南京发生了“一三事件”。“红总”头头提出要脱产闹革命，动员一批工人和群众，到浦口堵截火车赴京见毛主席，有的还要求中央支持他们到各地闹革命。
中央命令南京军区部队紧急出动，将这些人接到江苏饭店，要求他们“就地闹革命”。但是，“红总”部分群众对南京军区强烈不满，在少数人的挑动下，把江苏饭店砸了。社会上纷纷传闻，解放军与工人、群众间发生流血事件，形势一时严峻起来。
1967年元旦前后，中央在开会解决陶铸问题。听说南京发生“一三事件”，周总理派“子爵号”专机送江苏省委领导火速返回南京。郑钧亭和我同机回南京，参与调查和处理这起“流血事件”。
当天早上，我们赶到机场，机舱内总共只有四人：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许家屯和我们两名记者。我和许家屯熟悉，许家屯在南京，经常代表江渭清出面应对造反派。一次他被学生围困，我曾到场帮助解围。
回到南京，我立即找到“红总”，有人激动地对我说，“一三事件”十分严重，已死了许多人了，这是阶级敌人向革命造反派报复，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然而，凡造反派说有死人的地方，我一一走遍，却没发现一件死人的证据。
得知我们回到南京，江渭清专程来到华东饭店，说：“邢记者啊，请你帮帮忙吧，一定要调查仔细，如实向中央报告啊……”我说：“据我调查，‘一三事件’一个人也没死，……请江书记放心，我们会妥善处理。”江渭清听了我的话，似乎松了一口气。
不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见到我说：“你说，那么多人不生产、不干活，非要进京闹什么革命，我们不出动军队，行吗？”许世友对“文革”不满，而且毫不隐讳，但不管怎样，许司令在大家眼里，绝对是忠于毛主席和受党中央信任的战将。
“一二六”夺权风暴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吹向全国各地。在上海、山西夺权后不久，江苏省造反派多次开会，准备效仿上海、山西，夺江苏省委的权。
“夺权”前，我从梁辑卿那得到确切消息，知道夺权行动的时间。按当时口径，党中央要求夺权地区，一定要实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新生政权一定要“三结合”，必须有领导干部、革命群众、军队的代表。
然而，据我所知，这次夺权主要由“红总”一方组织，他们将江苏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排斥在外。一次，他们邀请我参加研究夺权的会议，我看到，造反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夺权日期、夺权形式以及夺权后如何发表公告、如何让中央承认等问题上，对如何实现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稳定江苏局势等不感兴趣。对此我保留自己看法。1月26日深夜，“夺权派”开始行动。造反派要求南京军区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保护他们的夺权行动。南京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后，派出兵力保护了夺权行动。于是，这成了“夺权派”的一大政治资本。
“夺权派”将江苏省委十三级以上干部全部押到一个大房间，查封了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将公章收罗起来，装在一个大袋子里。
第二天，南京街头出现铺天盖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两派尖锐对立。“夺权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被称为“好派”；没有参与夺权的“八二七”和“东方红”说，“一二六夺权”好个屁！于是被称为“屁派”……
平时我对“八二七”有好感，但是我也参加过“夺权”会议，因此，这两派都说我是他们的支持者。
周总理的批评
1967年2月中旬，江苏“夺权派”组织“汇报团”，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以求得认可和支持。“汇报团”到达北京后住在西苑旅社。他们在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时，说他们的情况《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八二七”等组成的“告状团”也来到北京，住在煤炭部招待所。他们在汇报情况时，也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了解他们的情况。
听说我对这两派的情况都知道，总理当即指示，让《解放军报》邢文举马上进京汇报。很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给我说，刚刚接到周总理通知，要你立即赶到北京，不得有误，已经安排军区的“伊尔14”飞机，明天上午保证赶到。
我记得很清楚，那架“伊尔14”上就我一个乘客。那天气象条件不好，飞到济南上空，气流造成飞机剧烈颠簸。上午9时许，飞机在北京降落，有人安排我住在西苑旅社。“夺权派”的“汇报团”看到我专程从南京赶来，以为我肯定是支持他们夺权。
住下后，“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接见我，当面听取江苏省的情况汇报。
我按时赶到谭震林住处，那是中南海的一处四合院，大屋檐，画栋雕梁，古色古香，但光线很暗，感觉黑乎乎的。我说，江苏省的夺权行动不成熟。夺权的一派不让“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参加，所谓夺权实际就是抢公章。接着，据我所见所闻，汇报了江苏省夺权的前前后后。我的结论是，这次夺权既没有“大联合”，也没有“三结合”，不符合中央对夺权的要求。谭震林听了，跺着脚说道：“这是什么夺权！这是什么夺权！你赶快把刚才说的情况，写个材料上报周总理。”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份简要报告。
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江苏省领导。我先在另一个房间等候，夜里十点多，女服务员送来一盘小包子，我边吃边等，心里很紧张。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周总理召见。不一会儿，服务员来到我房间，说周总理让我马上到江苏厅。
我记得非常清楚，总理一看我进来，立即从沙发上起身，健步上前足足有五六步，没等我敬礼的手放下
来，便紧紧地和我热情握手。我的两眼禁不住立刻湿润了。
我见过许多首长，遇到类似情况，首长对下属的态度不大相同。下属进门敬礼，有的首长站起来握手，有的首长坐着握手，有的首长点头示意。有的无动于衷，望你一眼就算看得起你了，“中央文革”就有这样的人。相比之下，周总理对我这样一名普通干部给予的礼遇，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回忆至此，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们坐下后，周总理拿着我写的报告，对旁边的江苏省领导们说道：“你们说，这叫什么夺权！怎么能这样搞派性呢？要搞好‘大联合’，搞好‘三结合’嘛！”说着，他用力跺着脚。
接着，周总理对江苏省领导说，我们和少奇同志共事多年，毛主席说他错了，我们就站在毛主席一边嘛，他有什么错误，我们按主席指示，批评他的错误嘛。你们是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你们知道这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多大损失吗？
说着，周总理又坐在沙发上跺起脚来。在我的记忆里，周总理与江苏省领导谈话时，至少五六次跺脚。批评过后，周总理又嘱咐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接受这次夺权教训，回去以后，把江苏省的问题解决好。
江苏省领导离开后，周总理将我留下，就我写的那份情况报告，一一仔细询问。周总理的这次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两点多才结束。临别时，周总理还关切地问我来自哪个单位，多大年纪，有什么经历，我一一回答。此情此景虽已过去四十多年，仍历历在目。
受周恩来和谭震林多次召见
第二天，谭震林副总理第二次召见我，地点还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谭副总理问我，你们看，下一步，让江渭清出来工作可不可以？江苏的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能不能通过？
对谭副总理的问话，我有些茫然，我第一次遇到中央首长向记者征求人事问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可能是“文革”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吧。
我想了想，只好如实回答谭副总理的问题。我说，如果现在就让江渭清书记出来主持工作，可能困难太大了。因为在江苏，不管是“好派”，还是“屁派”，他们都将江渭清视为“走资派”和刘少奇在江苏的代理人，即使中央想保护江渭清，现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也通不过。我建议，请中央领导最好再找一下江苏省两派，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再决定。
谭副总理没有回答，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后来我得知，他果然找到江苏两派征求意见。据说，两派都强烈反对江渭清出来工作。
‘两天以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准时到中南海，周总理要再次听取我的汇报。第二天早上，我乘“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轿车来到中南海西门，看见里面开出一辆轿车，车上走下一位穿军装的干部，要我上了他的车子。车子开到西花厅前，工作人员请我在会客厅等候。
大约两三分钟后，周总理夹着一包卷宗，从另外一个房间进来，我向总理敬礼，总理与我热情握手，对我说：“请坐，坐，坐。”我们在铺着绿绒毯子的长条桌前坐下。
汇报前，周总理先问我乘什么交通工具到的北京。我回答说，是乘坐许司令派的飞机，他担心我坐火车时间长误事，亲自调飞机，整架飞机就我一个人。接着，周总理让我详细谈谈江苏省委老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问我对他们印象如何，嘱咐我一定要敞开谈。
于是，我根据平时的了解和印象，向周总理汇报。我说，陈光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也是老书记了，他人很稳健，一般不多说话；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属于造反派“红总”观点，我感觉他有点激进；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人忠厚老实，有时随大流，也不多说话，沉默寡言，对各派的态度不明显；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高啸平是江苏省老干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他反对江渭清，认为江渭清忠实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
周总理听取我汇报期间，不时批阅秘书送进来的急件。周总理思维极为敏锐，一边听取我的汇报，一边批示那些急件。我记得，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乘机走到我身边耳语，还站在总理背后打手势。于是，我尽量简明扼要，甚至停下不再说话。但每逢如此，总理便抬起头望着我，示意我继续说下去，还详细询问许多细节，致使汇报一再拉长。
我的汇报从上午从8点多，一直延续到中午，长达四个小时。这是我单独同周总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汇报中，周总理还问起过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
时隔数日，周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再次前往西花厅，这是周总理第三次听取我的汇报。这次的召见时间不长，总理说，现在看来，江苏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如果真有必要的话，可能在全省军管，你从记者角度看，南京军区哪位领导出面合适？
面对人事问题，我感到无所适从，觉得难以回答。但是，总理诚恳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能不回答。我对周总理说，许司令是军事十鄙，处理复杂问题，面对造反派和群众，有时容易急躁。我个人认为，杜平政委比较合适，他政治经验丰富，对造反派工作很有耐心，性格也很温和，善于处理棘手问题，既能服众，又能稳定江苏局势。
“密杀令”
周总理第三次召见我十多天后的一天深夜，徐学增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我来到会议室，见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里等候。
我看到，王力、戚本禹的神情与往日大不一样，会议室里弥漫着一派紧张气氛。他俩拿出两封匿名信的影印件，严厉质问我：“这两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我紧张地接过影印件，看过之后，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原来，这两封信我早在南京就看过。那是1966年12月的一天，高啸平说，有人在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里，发现两封神秘信件。信纸是老式的竖写红格宣纸，上面写着流利的毛笔字。我记得，那封信的大意是：渭公：林彪要篡党夺权，请速派人去北京，秘见胡服（笔者注：刘少奇的别名）夫人，号召一、二、四方面军，直取北京，消灭肉体后，报告周总理。
关于这封信的来历，有人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能写这封信的，在江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江渭清的小舅子，一个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当时，我们曾将上述情况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文革记者站”。
“密杀令”事件发生后，一些莫须有的传闻在南京上层不胫而走，比如：有人说，江渭清接到信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没有问题，但是，林彪有没有宗派情绪不一定。据高啸平说，江渭清就这一事件，曾亲自复信让转给党中央。
戚本禹严厉地问我们：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报告？徐学增说，当时因为没有公安机关调查，在无法弄清真实程度之前，匆忙向中央领导反映，有些不妥。
接着，戚本禹问我：“你回北京干什么？是谁让你回北京的？”我如实回答说：“是周总理让我来北京，向他和谭副总理汇报江苏夺权问题。”
听完我的回答，戚本禹显得非常不满，既像对我，又像对王力说道：“今后，江苏的问题不要向他们汇报，江苏问题我们得接过来。”
听了戚本禹的话，我非常吃惊。我第一次感到，在他们看来，中央并不是一条线、一个阵营。既然如此，我作为中央派出去的工作人员，今后到底听谁的呢？此时，我深感政治斗争的险恶，大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必须解释一下，我对王力和戚本禹说：“是总理找我们汇报的，我乘许世友司令员派的飞机来京，到北京的活动都是‘中央文革记者站’安排，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接受谭震林副总理和周总理的召见，‘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负责人都知道。”我的意思很明显，我作为党员，周总理和谭副总理让我汇报情况，我必须忠实执行。
“密杀令”事件一直是不解之谜，直到我离开南京，也没调查清楚。
无法说明真情
回答完王力和戚本禹的问题后，我回到宿舍，刚刚睡下，徐学增又把我叫醒，说：“中央文革”领导让你找到高啸平，马上赶到钓鱼台康生处，有紧急任务，越快越好。
“中央文革记者站”给我派车，我乘车来到高啸平住处，按上他后，驱车来到钓鱼台康生住处。有人引我们来到一间大会议室。记得在场的“中央文革”领导，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