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学：多学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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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凯勒曼编，林颖等译
出 版 社： 格致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273000版次： 1页数： 323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4321461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领导学译丛之一。这是第一本从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组织学、社会学和哲学学等科视角来看到领导力研究的著作。
内容简介
在这本新著中．芭芭拉．凯勒曼带领我们从多学科的视角领略了领导学的学术世界和真实世界。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分别撰写了12篇极具独创观点的章节。每一章都对一个特定的领导学问题进行了分析。
收录了详实的事实和理论．对理解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复杂的交换关系十分必要；
集中收录了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组织学、社会学以及哲学关于领导的重要观点；
对一些关键问题提供了解答，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领导？追随意味着什么？其他学科是如何看待领导的？其中涉及到因果关系吗？需要道德这个尺度吗？
作者简介
芭芭拉凯勒曼（Barkara Kellerma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中心研究主任，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她撰写了许多关于领导、统治和决策的著作和论文。
目录
第1章历史、心理学和领导学
独立战争之前和之时的领导
关于领导力的心理学理论
个案研究：伍德罗威尔逊
其他总统
结论
第2章父亲法则：精神分析中的领导和象征性权威
作为领导者的精神分析师
作为领导者的父母
父亲法则
多元化的风险
第3章全球文化中的领导
领导体系
领导体系：比较类型学
结论
第4章作为政治行为的领导
美国的领导者
政治领导是什么？
谁领导？
我们为什么跟随？
什么构成好领导力？
第5章有效领导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背景
领导的本质
当代的领导理论
概括与总结
第6章组织领导学：权变范式及其挑战
组织领导学研究的发展
对权变范式的思考
领导和管理行为
领导概念的精炼
权变概念的扩展
权变范式的挑战
结论
第7章行政领导的女权主义观点
权力和领导的女权主义评论
传统研究中的女性领导者
女权主义者对女性领导人的考察
对政治领导研究的贡献
遗留问题
第8章领导在现实构建中的作用
格奥尔格西美尔和马克斯韦伯：领导是权威
查尔斯库利和乔治米德：领导是符号互动
社会的构建
推断的领导
扮演领导角色
结论
第9章文化领导与先锋派
艺术家和公众：19世纪的艺术革命
现代主义和德国的文化领导
赫尔瓦特沃尔顿和《狂飙》
瓦西里康定斯基：慕尼黑，1901—1912
合作：1912—1914
文化领导和先锋派
第10章成人领导力和成人发展：建构主义观点
成人期的三个意义系统
作为领导的父母
作为领导的雇主
领导、追随、国家
附录：成人的发展过程
第11章对政治领导人的评价：心理健康的标准
政治领导人的心理功能：对一个问题的若干观点
政治领导人的心理健康：一些初步的考虑
政治精神病学中的心理健康和标准的问题
心理缺陷的心理学概念和政治学概念
第12章领导：苏格拉底的模式
苏格拉底：作为领导者的哲学家
领导是道德活动
领导与权力
领导是对话
政治领导
作为助产士的领导者
作者简介
译后记
书摘插图
第1章历史、心理学和领导学
布鲁斯•马兹利什
通常而言，历史学家并不倾向于理论。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不使用理论，而是说他们有点像莫里哀笔下那个一直用诗歌表达自己人生，从不承认事实的小市民，历史学家会表示出惊讶或另一种伪装。因此更为妥当的说法是，至少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不再趋向于分析，也就是说他们开始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理论，但是并不分析理论，对理论的使用也并不明显。按照这种模式，历史学家宣称“讲述故事”和“如实纪录”是他们需要的所有理论。叙述而非方法正是出于这种模式的选择。
直到最近，讲述领导人生平的历史学家既没有界定领导的概念，也没有仔细考虑在讲述背后的领导学理论。但是，目前在历史长河中刮起了一股清新之风，那就是定量理论、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对传统的叙述理论发出了挑战。现在我们有信心从理论观点的角度，对历史上的领导力进行考虑。
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究竟是如何处理领导力的呢？历史学家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效果如何？历史学家是不是对领导者施加了自己的道德判断？这些问题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首先要说的就是，历史学家总是被“历史上的伟人”理论所吸引。传记是记载历史的主体，同时也反映了“个人崇拜”。我所谓的传统历史大多缺乏因果分析，仅仅是简单的描述。这些传统历史通常以某些领导人来“解释”一段历史时期或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拿破仑时期，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解释为某些政治人物的决策的结果。
“历史上的伟人”这种方法通常伴随道德判断。的确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信奉历史相对论，使自己沉浸在历史伟人所处时代的价值观，而不施加外在的道德判断。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视历史为“科学”，认为不应当对历史人物施加道德判断。但是在18世纪甚至19世纪，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相信，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让逝去的伟大人物接受历史的评判。历史是“教育”，是“历史人物讲授的哲学”。
因此总体而言，“伟人”视角下的领导通常带有虚构的成分，正如洛德•阿克顿（Lord Acton）所描述的历史中，这些领导也可能变成坏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了揭发丑闻的浪潮，历史学家开始贬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这一浪潮中，也开始出现了从心理学角度对领导进行的近代研究。这些研究不带有外在的道德判断，对领导者的精神障碍进行还原，也就是说用心理准则代替道德准则。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控诉是正确的。正如谚语所说的，“任何人在自己的仆人眼中都不是英雄”，我们也可以补充说，任何人的优点和缺点在心理历史学家的分析下都将暴露无遗。正如孩子会发现自己的父母也有弱点，阅读心理历史学作品后，你会发现伟人也有弱点。你会发现“英雄”具有好的一面，也具有坏的一面，必须把这两面进行整合。简言之，心理学历史学对领导的研究中也伴随“道德”判断，不管你愿不愿意，这种判断都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得以强调。
无论如何，不论是否出于道德判断的考虑，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喜欢采用传统的“历史上的伟人”方法，转而喜欢研究大多数人：社会历史。这种历史以理论为基础。它并不试图讲授故事，而是分析人口统计学、气候、经济等因素对大众的影响。社会历史替农民、工人、少数民族等“黑暗阶层”发出了声音，这些阶层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历史的篇章中。
因此，定量历史和新社会历史提出了与“历史上的伟人”相反的视角。人民大众取代领导者成为新的英雄。但是事实上，即便是社会历史学家到头来也落得被讽刺的下场，因为他们发现人民大众并非无领导，大多数历史事件的核心是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被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所承认，“历史上的伟人”的方法正是以这种姿态，带着崭新的活力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
接下来想说的是，所有关于领导的历史处理都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思考。苏联的领导显然不同于代议民主制下的领导，如美国的领导。魅力型领导时期和官僚型领导时期也是不同的。历史学家甚至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好地处理被研究对象与其所处特定的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而不顾忌普遍性和类型学所发出的警告，毕竟这两种警告都忽视或轻视当地情境的影响。
历史学家如何处理各时期各地点的领导，包括来自远古、中世纪和近代，遍布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领导，这需要一本厚重的书才能看清这其中的处理过程。我在这里将寻找更妥当的方式来说明总体的问题，勾勒现有的历史轮廓，以便了解美国历史的特定领域。我自认为这一过程具有“现代”的特点。
在开始对美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实际工作进行分析之前，还需要做一些初步的阐述。在20世纪早期，关于领导和领导力形成了两种理论派系。第一派是社会学家所做的工作。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认为，无论马克思主义或民主政治哲学如何谈论对待群众的政策，实际上发挥作用的是一条无情的规则：所有大的公共机构最后都会演变成这样一种机构，即其权力和领导出自上级而非下级。很多原因促成了这样的演变，其中一个原因是对组织的控制会中断对沟通的控制，而领导控制了沟通。
当然也会有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但是假如你同意这种观点，那么他们的理论就对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关于代议民主制度下（如美国）的领导的问题。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美国历史在形成的过程中未引起这些国外社会学家的注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做的工作也是如此。美国历史学家对他关于领导的思想相当熟悉，但是其思想对美国的适用性即便不是细微的，也是边缘的。我们没有产生过魅力型的、拿破仑式的领导——华盛顿甚至拒绝了成为君主的机会，也就失去了成为魅力型英雄的机会——我们对“有组织的人”的解释也具有美国特色，带有轶事的色彩。
心理学理论作为第二派理论，对近代产生了更大的效应。我们的“治疗性的社会”似乎特别容易接受心理学的解释。我们为心理分析提供了一个最好客的避风港。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占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促使社会更关注个体人格；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继承了清教徒式的自我反省。这或者也不足以解释我们的心理吸收。这两个原因共同造就了一个长期的强烈愿望：即对“精神”健康和个体发展的关注。其中特别是心理分析理论引发了历史学家对领导的兴趣，也为我们理解领导提供了一种更符合本民族精神的可能方法。
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只对领导产生兴趣，却没有关注领导力。其中的原因已大致可知，即历史学家通常不具有概括和理论化的倾向。这一情况目前正在改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坚持“领导”的说法是否还有意义？我们所讨论的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领导？
领导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如智力型、艺术型、宗教型，当然也包括政治型。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举办了一次会议，其后出版了名为《哲学家和君王））（Philosophers and Kings）的会议论文。这篇文章论述了多种形式的领导。其中收录了包括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查尔斯•梅里安（Charles Merriam）等智力型领导，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这种在智力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领导意义的人物，以及阿塔图尔克（Ataturk）、戴高乐（de Gaulle）、俾斯麦（Bismarck）、恩克鲁玛（Nkrumah）等政治人物。这些例子证明了，我们对领导的研究往往局限在政治型领导范围内。
即便是具有先锋意义的埃里克森（Erikson）的研究，也把马丁•赂德（Martin Luther）和甘地（Gandhi）定性为伟大的政治变革人物。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例如文学创作者并不会把领导理解为一种伟大诗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可能也会处理这种实际关系。至少在历史学家看来，主要在政治学领域，领导学似乎成为一个可区分的领域。它作为一个理论分支，日益受到实证的支持。当政治学的历史派别遇到了历史研究的政治派别，历史学家出于本章开篇提到的原因，有意无意地促进了领导学的相关研究。
因此接下来，正如我们之前所预计的，我们将集中讨论历史学家关于政治领导的记载，具体而言，对存在于代议民主制政党如美国政党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领导学研究领域也关注公司领导，这可以作为一种比较性研究，但是公司领导并不像政治领导在领导学研究领域处于核心地位。因此，我们将简略介绍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eaux）的《年轻的梭罗》（Young Man Thoreau）或安妮•贾汀（Anne Jardin）的《第一个亨利•福特》（The First Henry Ford）等研究，仅仅关注其中所包含的与智力型领导或公司领导密切相关的内容。我们把重点放在政治领导上，特别是总统，其执政期常常被历史学家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试图在主旋律下，选取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领导进行研究，并始终贯彻将背景和理论相结合的原则。我们收集选取了从美国独立革命之前一直到当代的历史文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研究的启发意义。我们还会运用心理分析的理论来分析美国历史人物，这一部分的内容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为核心。最后，我们还会分析历史学对领导理论所作的贡献。
独立战争之前和之时的领导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假如民主制意味着绝对的平等，那么有人或许就会想，在这种民主社会中领导和领导阶层都将不复存在。但是，历史并不符合逻辑。即便是斯巴达也有它的莱克格斯（Lycurgus）。事实上，无论是通过轮换还是选举，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平等和领导并不冲突。米歇尔斯和莫斯卡等社会学家认为，所有的社会形态都能适应领导者指导的结构，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
美国第一代移民甚至都没有期许过平均主义的民主制度。但是，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领导人，17世纪30年代追随他的清教徒被告知，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地位并不平等，每个人都要接受自己的地位并响应上帝的召唤，顺从地实现上帝的目标。温斯罗普作为上帝的使者，会提供领导人。
美国早期殖民地领袖具有神权色彩：宗教领袖同时也是政治领袖（和后来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情况相同）。在清教徒共和国，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行使公民权，教会和国家被视为一个共同盟约的一部分。温斯罗普歌颂道：“为了这一创建”，“我们和上帝缔结盟约”。“创建”的含义就是共和国。只要控制了讲道坛，就掌控了政治权力；已成文的训诫具有长期实效的宗教领导意义。
宗教的发展破坏了它所宣称的国家全能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清教徒的神权政治并不持久。1776年独立战争之后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国家所实施的代议制政府，历经细微调整，一直持续至今。这就是美国领导学出现的背景。
最初在革命早期，人们普遍认为，全民一致的原则在民主制度即便是代议制度下都应该得到确保。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特别反对政治党派，认为领导权不应该通过某个政党，而应该通过公众的形式直接实施。他认为全民一致代表了正确的政策和领导。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及其联邦制拥护者对这一点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他们意识到派别是人类社会必然的产物，并且占多数的派别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必要条件。他们的观点和现实中的派别最后都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
但是，“不受争议”的领导作为一个神话开始盛行。这种神话源自“国父”乔治•华盛顿，人们从18世纪就开始把他塑造成一个神，“牧师”威姆（Weem）更是把这种神化做到了极致。华盛顿被塑造成一个近乎神和上帝的人物，他对美国的领导被认为是毫无异议、不证自明、无需进一步解释的父权统治。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可这种观点，但是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但即便是质疑最多的历史学家也很少把华盛顿看作是一个具有某些特质，能够领导其他人的普通人。历史学家通常只是以美化的形式描述华盛顿，而不用理论术语分析他。只有在詹姆士•弗勒克斯纳（James T．Flexner）的《乔治•华盛顿：经验的铸造））（George Washington：The Forge of Experience）和马库斯•堪利夫（Marcus Cunliffe）的《乔治•华盛顿：人和纪念碑》（George Washington：Man and Monument）这两本书中，我们才从一种更偏向心理学的角度，了解到华盛顿这位国父的人格是如何与其追随者的精神以及党派联盟达到契合的。
历史学家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才开始认真思考领导力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构建的国家。当然美国殖民地时期也存在领导，牧师[如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等]和地方行政官[如托马斯•哈奇森（Thomas Hutchinson）等]也能够行使权力，但是他们的权力范围有限并且不广泛。独立战争初期产生了非制度化的领导，这些新产生的领导能够在更广范围内行使权力。这些领导者在美国成为开国元老，尽管即使是哈奇森在大革命时期扮演的是反对者的角色，他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参见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托马斯•哈奇森的磨难》（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中的论述]。
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庆祝美国独立战争两百年，举办了主题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领导”的会议。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从政治、智力、军事和心理的维度对领导者进行了探讨。对历史学家而言，其中大部分内容局限在特定领导者，缺乏整体的理论构建。但是，会议论文集的重点仍然清楚地集中于“领导力”。斯坦利•艾尔金（StanleyElkins）和艾尔•麦吉特里克（Earl McKitrick）在此之前所著的《开国元老：革命时期的年轻人》（The Founding Fathers：Young Men of the Revolution）则更倾向于理论分析。这两位作者认为，开国元老即联邦制拥护者，建立了新的国家和宪法制度，他们相对于大革命的反对者和反联邦主义者而言，是更为年轻的一代。这些开国元老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后代”，他们接受革命的洗礼，具有全局观，渴望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变革型领导理论强调世代和内隐的心理因素，对这些开国元老的产生过程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解释。
埃德温•伯罗斯（Edwin G．Burrows）和迈克尔•华莱士（Michael Wallace）在《美国大革命：民族解放的意识形态和心理》（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 Ideology and Psychology of National Libera—tion）中探讨了行使领导权的心理背景。他们关注到未来的革命阶层不断表现出孝顺的姿态，需要切断殖民地与其母国英国之间的联系。心理需求和当时的意识形态相符合，这种符合为革命领导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合理平台。只有那些符合当时意识形态和心理诉求的领导者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的领导力论坛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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