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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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伊亚尔，塞勒尼，汤斯利著，吕鹏，吕佳龄译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325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970247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
通过用“把文化资本视为革命性的历史力量”这一观点取代“卡里斯玛”理论，我们“超越了韦伯化的韦伯”。将进化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与关于轨道调整的观点进行综合。我们重建了布迪厄的理论，将之变成一个动态的、能够解释社会变迁的比较历史理论。我们正在发起一种新的社会学范式，也就是新古典社会学。
内容简介
本书提供了一种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新理论。通过讲述资本主义如何在资本家缺席的后共产主义中欧被打造的故事，它引导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
本书通过深入研究，深刻描绘了由中欧前共产党技术专家以及异议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体制废墟上构件的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这是由三位美国社会学家作出的开创性研究，它主要研究了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
作者简介
吉尔伊亚尔（Gil Eyal）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代表作还有《后共产主义精英的起源：从布拉格之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2003），以及《东方的觉醒：阿拉伯事务中的专家意见和以色列国》（2006）。
目录
中文版序言
致谢
导言
第一章 20世纪中欧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阶级与精英
第二章 第二代文化资产者：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中欧知识分子
第三章 后共产主义权力精英的意识形态
第四章 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关于新有产阶级形成的理论争论和社会斗争
第五章 结论：后共产主义中欧阶级形成的竞争格局
附录Ⅰ 数据来源：1989年后东欧的社会分层
附录Ⅱ 精英总体的“总清单”
附录Ⅲ 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制作的数据集
附录Ⅳ 论反讽：新古典社会学引论
术语索引
人名索引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20世纪中欧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阶级与精英
本章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以研究快速变迁的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动力机制。以中欧为研究个案，我们重新发展了布迪厄关于“资本”（capital）和“惯习”（habitus）的思想，用它们来分析人们如何应对快速、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方法颇具反讽意味，因为布迪厄经常被看做一位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家，他的思想以其得以建构的稳定的社会背景为特征，即资本主义的法国。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布迪厄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因为尽管有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但越是变迁，事情越成了同一回事（plus ca change，plus c'est la meme chose）。
接下来，通过批判性地援引惯习这一概念——它被布迪厄定义为“实践的生成性规则”——我们试图揭开一个普通的智慧，那就是“事情越是变化，它们就越是维持原样”（the more things change,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我们将惯习理解为“关于游戏规则的知识”，它使得处在各种关系中的形形色色的行动者能够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剧烈变化的社会空间。因此，尽管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解读惯习这一思想，但我们想让自己与下面这一理解保持距离，后者认为惯习只有通过行动者（actors）在稳定的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才可以形成。相反，我们要强调的，是执行者（agents）（他们的性情倾向、习惯、生活史、集体记忆）与他们（在制度、阶级关系和网络中）所处位置之间的辩证的互动。通过对这一理解的应用，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其中行动者和他们的生活策略位于分析的中心。我们关注的是，当中欧的人民面对社会剧变时，他们是如何努力地保持原来的位置（stay on course）——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重新解释他们的经历，以及如何调整他们的世界观，从而弄懂和顺从正在激烈变化的社会逻辑的。
然而，在转向社会变迁的理论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中欧的行动者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问所面对的社会“空间”或社会结构。在仅仅一代人的一生中，用来界定在社会结构中什么是“上”和什么是“下”的标准，已经被彻底地修改了多次。为了理解这些变化，我们提出一个框架，它将韦伯关于“等级”（rank）和“阶级”（class）的区分与布迪厄关于“资本形式”的理论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比较了中欧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空间结构”。
当然，与分析这些结构的总体特征相比，本书的目的要朴实很多。这本书关注的是社会等级制的顶端。套用新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并不关注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阶级内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精英内部的斗争。这并非暗示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形塑这些社会的特征时将无足轻重。毋宁说，在这种历史性的关节点上，旧阶级和精英格局正在消失，而新的阶级还没有形成，所以关注这些精英内部的斗争才具有理论和历史的正当性。实际上，本书的一个基本点是，后共产主义的权力精英正忙于打造新的阶级——他们正在寻找新的资产阶级（而且，严格说来，还涉及新的无产阶级）。然而，塑造这些斗争的主要动力并不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主要的动力，是对他们最终试图去代表的那些阶级形成的争夺，亦即那些希望成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阶级。
这一对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的中心论点是，“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与先前的分层政体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对获取精英地位、权力和特权来说，“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文化资本（教育、技能、文凭）比经济资本（财产所有制）或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联系）更为重要的体系。然而，我们还要强调的是，后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在不同国家中的特殊形式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历史问题。统治着这些社会的精英，主要由这些执行者组成：他们生活策略的历程和全部技能，都是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或者社会主义技术官僚和管理者而发展出来的；并且我们认为，这可能会对后共产主义的执行者将要建造的资本主义类型产生深远影响。
一延续和变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欧，拥有财富、虔信基督，或是贵族血统，都可以为一个人带来荣耀和特权。那时，如果人们想要羞辱一个人，就会叫他“臭农民”或者是“腐朽堕落的无产者”。如果你是共产主义者，那么你也就是一个罪犯。一个社会主义者、左翼分子，或是无神论者，足以引起别人的不信任和猜疑。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原来的家族财富或是贵族血统却成了一种障碍。如果你来自一个错误的家庭，也就是原先的富有家庭的话，你就会遭到他人的歧视。正如某些主义者将其拒之千里之外一样，你就是“一个从错误的篮子里取出的臭鸡蛋”。你很有可能会丢了工作，或者需要付出双倍于别人的努力才能获得提升。有人会劝告你从祖父母中找出或是捏造出穷苦的农民亲戚，并且把你做牧师的叔叔的照片从卧室里移走。贫农或者无产者的出身，和你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对党的忠诚一起，都是通向权力与特权顶端的快速通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斯大林时代，即便成为一名“专家”也要受到怀疑：你所拥有的专家技术，只有在毫无疑问的“红色”出身的前提下才是可以宽恕的。
虽然20世纪60年代之后，斯大林主义松动成改良共产主义（reform communism），但地位等级制却变得更加稳固。现在，卑微的出身和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不够用了。如果你想保住那份在革命时期获得提升的工作，就需要重新回到学校，去修得一张适当的文凭。同时，对党以及党的领袖的忠诚也仍然相当重要。你会为认识党内的重要人物而自豪，也会去炫耀你们之间有着很好的关系。然而，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江河日下，教育和个人的勤奋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政治因素则日渐衰微。人们开始看到，似乎他们的背景和往事——甚至是人们目前的行为——不再成为阻碍他们的因素。如果你信仰宗教，那么当你发现同事看到你进教堂时，你不再会感到窘迫不安；并且，和其他有关资产阶级的大事记一道，你做牧师的叔叔的照片可以被重新挂在卧室里。
随后到了1989年，世界又一次发生了转向。现在是“否定之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前共产主义的强弱等级次序看起来发生了一次极为猛烈的反转。“共产主义”又一次成为一个受诅咒的词语。你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忘掉你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或者你会被提醒需要这样做，你要以比罗马教皇更加信仰天主教的方式作为补偿。你不再记得党委中你朋友的名字，但你要清晰地回忆起所有反共产主义的英雄行动，而你正是因为这些活动而受到处罚。如果你没能很好地掩饰起自己曾是党员的历史，或者你发现这样做事不符合你的性格，那么你会又一次受到歧视。此外，你很有可能会丢掉工作，尤其当那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时，并目/或者你的政治经历很值得怀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你将无法获得那些只是授予未曾入过党的同事（或者是他们更善于隐藏自己的讨去）的升迁机会。还有，做富人要比做穷人更让人尊敬、更管用。再者，你可以炫耀你显赫的家庭出身。所有过去几十年间的动乱都变得徒然：历史被复原；过去的半个世纪只不过是绕了一个弯路而已。革命与反革命只是造成了表面上的巨浪，而在个人和集体经验的更深层，寂静和沉默则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所以，的确，“越是发生大规模的变迁，越是成了同一回事”。正如上文给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那样，在中欧，没有改变的是在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时社会出身的持续重要性。特别是政治纠偏和政治怀疑在范畴上的区分，仍然影响着行动者感知和划分社会世界的方式。但是同时，人们在行为和信仰上所发生的这场根本性的轮换（这已作为轶事载入历史）也表明，人类社会的弹性是无边无际的：随着人们身边游戏制度和规则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策略。
本章的布局就反映了这种存在于执行者和结构之间的辩证互动。在第一部分我们主要关注社会结构，通过详细阐述布迪厄关于“社会空间”和“资本类型”的思想，我们试图考察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间，中欧的“社会逻辑”或“游戏规则”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尽管布迪厄本人从未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下，用资本的不同类型来系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但我们在阅读中发现，这一分析隐含在他的进路当中。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构成中，资本的三种主要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为塑造社会结构扮演了不同角色。我们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资本是决定性的；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资本更为重要；而在“政治指挥一切”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资本的一种特殊类型（即政治资本）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本类型。运用这一逻辑，我们给中欧的社会结构拍出一组“快照”，对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后共产主义社会做了比较。在本章的第二部分，当讨论发生在中欧这些不同空间结构之间的历史性转型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行动者。正是在这一部分，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它是对布迪厄惯习理论的一个延伸，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与当前中欧社会变迁的路径依赖解释之中存在的自相矛盾之处。
二资本的不同类型
布迪厄对“资本”形式所做的概念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处在变化中的社会结构与中欧的行动者所采取的策略和选择之间的关联。尽管我们可以依据韦伯对等级（rank）和阶级（class）进行的区分来看待中欧发生的一些变化，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些变化比这种二维的隐喻所能传达的内容要更加复杂。布迪厄对不同类型资本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对中欧社会逻辑中更加细致的区别进行概念化。
我们的分析从布迪厄对不同类型“资本”的理解开始；首先是经济资本，（然后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尽管偶尔地，他会使用更多的类型，比如“艺术资本”或“学术资本”等等）。当我们对社会结构这一概念进行详细说明的时候，“资本”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所谓社会结构，指的是被布迪厄称为“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这如同在一个磁场中，空间中的定位（位置和中介）通过“电荷”，也就是通过资本的数量以及构成而得以界定。在一种比较简化处理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财产的所有权，文化资本通过教育文凭，社会资本通过网络的密度与集中性来衡量，最后，符号资本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转化为其他方面优势条件的便利程度来测量的（例如，一个“专家”的身份转化为经济财富的容易程度，或者一个人是否可以用钱来“买到”精英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模型下，诸如法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根据经济和文化这两类资本的占有情况来概括它的特征。尽管要想占据法国社会等级的前列，这两种资本都很有助益，但拥有经济资本仍然更为重要。在法国社会的最顶端，可以发现那些掌握大量经济资本的人，他们是有产的大资产阶级分子（grand bourgeoisie）和大公司管理者所组成的富豪。相厅．那些相对于经济资本而言，获得了更多文化资本的人——比如医生、学者或者高级专业人员——根据布迪厄的理论，都属于“支配阶级的被支配部分”（domirmted fraction of the dominant class）。通过对这一假设进行推演，我们可以想象一幅完整的当代法国社会的阶级图谱。在支配阶级（他们掌握了充分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下面，人们可以看到“中间阶级”，他们由那些或者拥有文化资本而缺乏经济资本（例如，那些普通的专业人士和白领工人），或者拥有经济资本却没有文化资本的人（自雇的小资产阶级）所构成。最后，在社会等级的底端，可以看到大众阶级同时被剥夺了经济和文化资本。
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资本的重要性最低（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早期，一个人在前共产主义时期对经济资本的所有权是一种累赘，而非资本）。作为对经济资本的替代，社会资本占据了主导位置，它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形式，被高度制度化了。考虑到这种高度制度化的形式，我们打算引入适合于中欧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资本”概念，来详细说明有关“社会资本”的观念。尽管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党员身份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我们并不打算暗示说“政治资本”就可以被化约为党员身份。毋宁说，政治资本在这里可以被解释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定情形，亦即一种可以通过共产党的实践将其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类型。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党员身份意味着获取了一个极其强大有力并且有影响的网络的成员资格。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环境中，代表正式或非正式纽带的正规官方支持都特别管用。一个人甚至可以用这种网络联系来弥补其不是党员的缺陷。举例来说，干部子弟（cadre-kids）更容易被纵容，那些与情报服务机构合作的人即便不是党员，也可以在其事业上获得成功。警方认为没有必要吸收共产党员作为“线人”。并且，虽然党员可以通过党内渠道“举报”他们的同事，但当地的情报服务部门只允许招募非党员。在政治资本这方面，作为警察部门的“线人”，在功能上与党员是相同的。另外，社会资本更加一般化的形式还有可能影响中欧的分层但是毫无疑问，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政治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