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报告（2008）（含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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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泽，邱永辉 主编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285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970252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中文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文化变迁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使中国宗教状况出现一些新变化，主要是信教人数持续增长，教徒结构明显变化，宗教格局面临冲击，国际影响更加突出，宗教矛盾日益复杂。
冷战的结束，使被美苏两极对抗所掩盖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得以释放，宗教因素在后冷战国际关系和安全体系中的作用正在迅速提升。
中国宗教的新生态，对宗教学界和宗教界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中国佛教面临的商业化问题，就引发了学术界和佛教界的思考：今天的寺庙功能应该是什么？寺庙方丈的职责应该是什么？佛教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谁来改变？
面对新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组织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对中国宗教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宗教的格局与问题,中国宗教与安全、法治、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回顾、分析和前瞻，推出《中国宗教报告（2008）》。
这是我国第一部整体把握中国宗教态势的蓝皮书，它由总报告、专题研究和热点关注三大部分组成。书中的16篇报告既有从现实问题出发对当代中国宗教趋势的评估、对宗教及其信教者分布状况的分析和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关注，也从宗教学术体系建设出发，对“宗教观”的探索、“宗教学体系”的构建、“理论”研究与“现实”举措的呼应等方面，作出回应、概括和探索。
透过这些报告，人们可以了解中国宗教的新生态，当代中国多元宗教（信仰）结构的新变化，了解“五大宗教”中出现的新问题，了解中国宗教和宗教学研究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和新挑战。
深入研究中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新趋势，研究新思路新办法，妥善解决涉及宗教的各类矛盾，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容简介
我国的宗教学研究正面临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未来数年在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上将会有大的发展和质的突破。为了推动学术创新、推动学科建设和抢占学术制高点，促进我国宗教学研究，推进当代宗教研究的学科体系和科研方法创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当代宗教研究室为龙头，组织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学者、相关政府机构的官员，搭建一个研究和追踪当代中国宗教发展趋势、特点和走向的平台，并以皮书的形式出版相关的研究成果。这既是培养人才、集结队伍、当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国家队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当好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具体举措。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中国第一本国家级的有关宗教情势和宗教学研究动向的皮书问世了，书中各位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的文章对相关问题的探讨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创新意识、忧患意识和世界眼光，开拓了当代宗教研究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
金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专著有《宗教禁忌研究》、《宗教人类学导论》，论文有《民间信仰的聚散现象初探》、《全面研究宗教在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宗教人类学方面的丰富与发展》，译著有《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神话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等。
目录
总报告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问题与思路
当代宗教研究30年综述
专题研究
我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
“礼失求诸野”义疏
2007年佛教之我见
新生态、新问题、新挑战下道教文化的角色功能
学术神学：中国当代基督教研究的一种新进路
当前我国伊斯兰教的问题以及若干思考
中梵关系：现状与分析研究
民间信仰：推动宗教学理论研究
热点关注
宗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西方膜拜团体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伊斯兰教面临的国际环境
对藏传佛教现状的一点思考
中国宗教法治化的历程
宗教与外交：中国发展软实力纵横谈
书摘插图
总报告当代中国宗教研究：问题与思路卓新平
摘要：本文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状况加以分析评说，从现实宗教问题研究和宗教学术体系建设这两个方面对其宏观发展进行了描述和总结。前者分为对宗教发展趋势的评估、对宗教及其信教者分布状况的分析和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关注这三个层次，后者则对“宗教观”的探索、“宗教学体系”的构建、“理论”研究与“现实”举措的呼应和“跨学科”共构、“跨文化”对话的发展加以概括。
关键词：宗教问题宗教学术当代中国
2008年迎来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30年的纪念，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直接成果之一。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和转型，宗教在中国重新出现“热潮”，而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亦方兴未艾、异彩纷呈。由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宗教的存在与传播亦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给宗教研究者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因此，当代中国宗教研究并非传统学术进路的延续，而是展示出许多观察宗教的新视阈、分析宗教的新思路和研究宗教的新方法。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主要涉及两大领域：一为现实宗教问题研究，二为宗教学术体系研究。前者为现实研究和应用研究，后者为学科研究和基础研究，两者都有相应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与其他学术研究领域不同的是，宗教研究还包括以宗教“认信”为前提的研究，以及不以宗教信仰为前提的独立研究。这些研究既包括纯客观、纯学术的“价值中立”研究，也有着持守明确立场、观点的主体性、倾向性研究。
一现实宗教问题意识
1.对宗教发展趋势的评估
目前全世界宗教进入一个新的高发期，其势头目益强劲，信教人数持续增长。据新的统计，现在全世界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已达50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的85％，其中基督徒约22亿人，为世界总人15的1／3，雄踞世界宗教之榜首；穆斯林约1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佛教3亿多人，其影响亦日益扩大。而且，“世界性宗教”的概念正在改变和扩充，许多历史上仅被理解为“民族性”的宗教已经具备“世界性，，的实质，且正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与以往宗教明显不同的是，传统宗教的格局被打破，原来某一宗教的主流地带的传统影响在减弱，某些宗教的边缘地区却出现活跃的现象，宗教影响明显在增强；原来单一宗教独居一方的情况出现嬗变，各种宗教交织并存的形势更趋复杂；此外，信教者在民族、年龄、性别上的传统排列亦发生变化，与过去分布之状大不相同。就中国当代宗教状况而言，以往中国信教人数只有1亿人的说法受到挑战。据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课题组2003．2006年在中国30个城市对4569个样本的抽样调查，及其按照中国现有人口比例的推算，估计中国目前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在3亿人以上。这一结果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而且认为估计多了或少了的说法都有。一般认为，如果按当前成“建制”的“五大宗教”来看，这一数字可能估计多了；但如果把这“五大宗教”之外的各种“宗教”（包括民间信仰）的人数汇总来看，这一数字则显然估计少了，因为多年前海外统计机构就有中国民间信教人数有近3亿人的估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调查不同意以往认为信教者“老人多、妇女多、病弱者多”的说法，而指出信教者中年轻人、知识分子、有经济实力者已越来越多，如其调查中16～39岁的信众已占全部信教人数的62％。这份调查统计虽然不够准确，仍存有其问题，却促使中国有关部门颇感有必要组织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以便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当今中国宗教变化情况，更为科学地统计信教群众人数。这种宗教信仰人数在总人口比例中的提高，以及信教群众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变迁和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晴雨表。从其变化曲线，我们应该捕捉到当今人类“宗教性”的演变及其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的信息，并根据新的统计重新认识中国当代社会和现代中国人的“信仰需求”以及宗教存在的真实情况。
从世界宗教变化趋势来看，当代宗教在“全球化”的氛围中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为此，一些中外学者认为人类发展已进入了“第二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之说由德国思想家雅思贝尔斯所提出，他认为人类历史经历过四大时代，一为“史前时代”，二为“四大文明时代”．三为“轴心时代”，四为“科技革命时代”，而“轴心时代”的特点即世界性大宗教的创立和人类哲学的繁荣。借此说法，陋姆斯特朗、卡曾斯等人宣称当前时代即“第二轴心时代”，其特点是“全球意识”的产生和“生态意识”的涌现。进而有人指出，与这种“全球意识”和“生态意识”相伴随的，则是宗教的重新活跃和全球发展，以及宗教生态观的引人注目。尽管“第二轴心时代”之说仍有待商榷，而宗教的空前活跃和全球流动，以及步入“后冷战时期”以来宗教冲突的加剧和宗教对话的加强，都是不争的事实。综合来看，当代全球宗教发展已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各大宗教纷纷在世界舞台上亮相，表明自己的存在和意义，而且强调其存在的“全球性”，以及其信仰价值和真理的“普世性”。各种宗教的这种世界性亮相，最为典型地体现在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和2000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峰会”等大型宗教聚会上。二是宗教传播速度之快乃前所未有，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现在已进入了“网络宗教”、“电子教会”的时代，这种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便捷可以说已使宗教的传播达到了“无疆界”、“不设防”之境。三是宗教的“多元”变化达到空前，除了传统宗教仍不断分化之外，“新宗派、新宗教”亦层出不穷，各领“风骚”。四是宗教存在方式发生嬗变，传统的宗教“建构”不再稳固，而当代“非建制性”宗教现象的涌现更让人眼花缭乱，人们因而有了选择性更多、皈依或改宗更快的“信仰市场”或“宗教市场”；而且，人们对宗教的理解正出现从“社会化”到“精神化”的转变或扩大，不少人已在传统宗教或其“社会”生活之外构建“个人”的“精神”生活。五是宗教与社会的关联日趋复杂，宗教的“世俗化”发展使之在“神话”层面上“祛魅”，与现代社会生活有更密切和直接的结合；而宗教在当代公民社会及其“社区文化”或“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影响则使社会中的“宗教性”得以“复魅”，人们在精神上、心灵上再次感到一种与“宗教”的“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这样，“全球化”的贴近、“现代化”的进程和“网络化”的沟通并不能使人“远离”宗教，而会时时处处感觉到宗教的“临在”及其影响。可以说，当代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并没有“弱化”宗教，其持守的“灵性”诉求在“现代化”、“科技化”和“世俗化”的社会夹缝中顽强存活，宗教仍有加强、扩大的趋势，从而使人们从以往的“硬实力”较量中蓦然回首，看到了这种“软实力”的存在及其对人类未来的“潜在”影响。
2．对宗教及其信教者分布状况的分析
当代宗教信仰者的分布状况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着“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的典型现象。现代高科技的通讯、交通手段使宗教的传播不再受“国门”、“边界”之限，各种宗教亦不再仅仅持守其原有“领地”而积极扩展，试图使其“精神家园”亦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例如，基督教作为传统上的“西方”或“北部”宗教正处于从北到南、从西往东的过渡。由于南半球的基督徒人数已接近或超过其在北半球的人数，所以，西方学者菲利普詹金斯认为下一个“基督王国”应该是在世界的“南方”。实际上，原来以欧洲、北美为基本区域的基督教已向南美、非洲、大洋洲和亚洲转移，从而使基督教的“普世”意义至少在地理概念上得以实现。当然，“南方”基督徒人数的增多仍不能从根本上表明基督教“重心”的南移，因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实力仍停留在“西方”，使之保持着其绝对影响和强势，这种“厚重”未曾根本减弱。
面对基督教的不断“东扩”、“南下”趋势，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等东方宗教则大举“西移”或“北上”，由此形成当代世界宗教板块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伊斯兰教已深入到西方基督教的腹地，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打人多个楔子，并迅速扩展壮大。这样，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矛盾出现了胶看状态，如美国911事件之后的连锁反应、法国穆斯林着装问题的争议及2005年巴黎街头骚乱、德国土耳其人社区的伊斯兰文化现象，以及英国因2008年2月7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关于伊斯兰教法的讲话而引起的波动，许多基督教保守分子甚至要求大主教辞职（一家电视台2月9日报道的民意测验中竞有88％的人要求大主教辞职）等现象。而佛教、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在西方各国的分布亦已达惊人程度。不少西方人对这种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有着特别的好感和向往，甚至对之出现了心醉神迷的状况，在印度教的“瑜伽”、佛教的“禅修”或其他东方宗教的敬拜、静思中流连忘返。此外，在近二百年内涌现的新兴宗教从一开始就有着全球分布和扩散的趋势，最为典型的如巴哈伊教虽然只有600万名信徒，却分布在232个国家和地区，在175个国家有总灵体会，其传播范围仅次于基督教而居于第二位。为此，巴哈伊教并不醉心于“新兴宗教”之名，而反复宣称并强调自己就是一种“世界性宗教”。
在当代中国，宗教的分布亦呈错综复杂的态势。以往人们在认识宗教时通常对宗教“信仰观点”、“崇拜活动”和“组织制度”这三要素中的“组织制度”比较重视，一般将具有“建构性”宗教组织的宗教形态视为“宗教”，即对宗教有一种“内涵大外延小”的理解。而在当代，人们不仅发现了“建构性”宗教的嬗变，亦注意到宗教也呈现出一些“非建构化”的态势或走向。就“建构性”宗教的现状来看，其格局正出现变化，所依存的“建构”也有着各种“重构”。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宗教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或“准政治性”构建，也正因为这种“政治化”才使之具有“合法”或“官方宗教”的地位。这种定位在“爱国爱教”的鲜明口号或标志上得以体认或确认，听蕴含的乃是政治与宗教的正面结合，以及政治为其前提和基础、宗教依此来生存和发展的独特结构。在此，“爱国”是政治意义上的，“爱教”则是信仰意义上的；“爱国”更多表现在社会活动、政治参与上．而“爱教”则主要为内心情感的流露、精神向往的追求。当两者统一时，政治和宗教均能发挥其社会正功能；但一旦两者出现矛盾或对立，放性社会中已有“境内”、“境外”不同背景的宗教建构之共存，它们相互影响、渗透和交织，或明或暗、忽隐忽现，从而增加了对其认知、辨析的难度。第三，“五大宗教”形式上的“集权”和建构上的“统一”在受到挑战，各种“分权”、“分化”的努力已经公开化，形成彼此之问的竞争、对峙和抗衡关系。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亦出现了追求宗教“精神性”、超越其“建构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影响到“宗教市场”的基本布局，个人宗教追求、公民宗教意识正在以多种方式来达其成熟，让人越来越多地领略到“宗教建构”之外的“宗教灵性”、“精神信仰”之存在。这种宗教构成中的“软实力”正在前所未有地影响到当今中国家庭伦理、民族精神、社团意识、企业文化、地域特色的重新构建，形成了对以往宗教认知的“超越”或补充。
此外，“全球化”的普遍性和“市场经济”的流动性，使宗教的发展更加充满“动态”。目前，中国原来的传统宗教格局已被打破，宗教传播的流动性和辐射性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例如，所谓“福音西进”已使基督教传人新疆、西藏等以往只有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存在的地区，构成新的宗教张力，基督教在此却有其传教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成功”，因而给其带来“意外的惊喜”和更大的胃口；在一些边疆地区，甚至出现将耶稣与佛陀共奉的庙宇，形成奇特的“耶佛”共在和对话。而与之对应的“伊教南下”则随着穆斯林到南方经商、打工而将伊斯兰教带人原本没有这一宗教的某些南方地区，并且由此突破其以往习惯的“内涵”式发展而有了更大的“外延”。此外，长期在西北藏区存在与发展的藏传佛教也已出现“藏密东渐”的趋向，使藏传佛教的影响扩大到各地，并深入到原本只属汉传佛教的影响范围，其神秘性、古朴性使人们增加了对“藏密”教义及礼仪的好奇、吸引和神主。这种流动、碰撞激活了各地本已弱化的宗教存在，打破了某一宗教“独占一方”的格局，造成多种宗教并存、不同信仰竞争的复杂局面。其社会负功能亦会显现出来。因此，政治与宗教的这种“结合”乃“双刃剑”，不能幻想其只会保持一种“功能”。例如，若分析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存在状况，当时“爱国”显然比“爱教”有着更为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若不“爱国”则不可能真正“爱教”，甚至会导致宗教的生存危机或迅速消亡。这样，“爱国爱教”且“爱国”在先、“爱教”在后乃成为中国内地几十年来宗教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定式。在今天“全球化”宗教跨国际、跨民族、跨地域的“普世性”诉求中，虽然不少国家和地区仍会靠其宗教来维系、保护其“国”之生存和发展，但同样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以“普世信仰”支撑的“爱教”淡化、架空或放弃“爱国”的迹象和动向。所以，靠“政治”来支持或支撑“宗教”有其相对性和“失效”的可能；反之亦然，若用“宗教”来维护、帮助“政治”，同样会出现其缺漏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在趋于越来越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当代社会，“政教关系”已多元嬗变、日益复杂，中国以往以“政”主“教”或靠“政”定“教”的局面正受到挑战、经受着考验，这在当今宗教建构、体制之复杂重组上已显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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